一九六八年十一月十日的深夜,中南海里仍灯火通明。毛主席伏案翻看九大代表候选名单,页面上排得密密层层,忽然,他的手指在“李讷”二字处停住,眉峰轻挑。片刻后,一支红蓝双色铅笔划过纸面,那两个字被果断抹去,随后写上了“耿文喜”。文件合上时,夜已更深。
名单修改的消息第二天传到警卫团,大家先是愣住,随即议论开了——李讷是主席的女儿,资格和表现都不差,怎么就被替换?更意外的是补上的竟是一名少有人听说的警卫战士。警卫团政治部主任李居田受命去找耿文喜,后者正在西门值夜哨,听完通知,他脱口而出:“我哪能担这份子,条件不够啊。”一句半带京腔的推辞,说完连自己都觉得突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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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明白主席此举,得把时间拨回二十五年前。1943年盛夏,延安枣园树荫浓密,耿文喜第一次站在毛主席面前。主席散步路过,问:“小同志贵姓?”紧张的小战士立正敬礼:“报告主席,姓耿,耿直的耿。”主席笑了:“耿字三耳朵,你可得听得比别人多。”一句玩笑让新兵瞬间松了劲,这段对话后来在警卫班里被说了无数遍。
耿文喜来自河北井陉,念过几年私塾,枪法准,性子憨实,却有股较真劲。站岗时,他爱随身带支小本子,见到陌生面孔就记下特征;任务结束还要写份简报。字写得歪歪扭扭,可胜在认真。毛主席翻到他那份报告时,皱眉批了十几处错别字,却仍在末尾写下“态度可嘉,再接再厉”六个字。耿文喜看后红着脸,把那张纸叠好,揣在制服兜里至今。
延安时期的文化夜校,耿文喜是最早报名的学员。晚上点着煤油灯,他照着《新华字典》描红,一遍不行再来一遍。同屋老兵打趣:“你写那么好干啥,又不当文书。”耿文喜一笑置之。第二天主席路过窑洞,说起学文化的事,拍拍他的肩膀:“字写好了,思想也得写好。”从此“写好字也写好人”成了这个年轻人的座右铭。
1955年5月14日,北京风和日丽。警卫一中队接到通知:下午三点,去丰泽园听主席谈话。为让每个人都参加,团部专门派人顶哨。会见时,毛主席看着一排簇新的绿军装,微微点头,开门见山:“你们守卫首脑机关,光站岗单调了点,还要读书、要调查。”他说调查二字时特意放慢语速,“回老家别只顾串亲戚,也摸摸底,看看咱们的政策落地没有。”耿文喜当时就决定,每年回乡都要写个民情笔记。
此后几年,他白天站岗,晚上读书,报名参加中队办的初中班。1959年,他顺利通过结业测验,被推荐去军事学院短训,回来升任班长。可他依旧坚持带枪守夜:“只要还在团里,我就不脱班。”这种习惯给首长留下深刻印象,耿文喜的名字,也一次次出现在“模范警卫员”小黑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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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又回到1968年。九大代表名额有限,北京系统只剩一个空缺。主席亲自阅稿,看着“李讷”三个字,沉吟片刻。身边工作人员低声提醒:“主席,这份是预排定稿。”主席挥手:“家属当代表像什么样?警卫战士天天在我身边,更懂得我们的工作。”于是,一笔勾销,再写“耿文喜”。他补了一句:“此人并非徒有虚名。”
耿文喜最终高票当选。1969年4月1日进入大会堂报到时,他还是第一次穿上那件质地略硬的呢子礼服。进门前,他把纽扣一颗颗扣紧,贴身小本子仍在上衣内袋。开会期间,他认真聆听发言,空隙就记录,与周围代表交流时话不多,却句句实在。
大会闭幕后,他回到中南海向战友传达精神。夜深人静,李讷偶然路过值班室,笑着打趣:“警卫同志,这回可是你替我出差。”耿文喜憨笑:“我只是去开会,任务算你一半。”简单几句,气氛轻松。李讷并无怨言,她明白父亲的考量,也佩服那位默默无闻的警卫。
多年以后,耿文喜从警卫岗位调到地方,仍保持写调查笔记的习惯。他在笔记扉页抄着毛主席对警卫队讲的那句老话——“站岗也要读书,读书更要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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