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去售楼处之前,我把存折从抽屉里拿出来,又放回去,又拿出来。薄薄几本,却是我和他父亲二十多年省下来的全部。房间很安静,窗外有人晒被子,拍打的声音一下一下,像在提醒我什么。
儿子打电话来,说开发商催得紧,再不签就要涨价。他的语气不急不躁,像在说一件早就安排好的事。我“嗯”了一声,问他首付还差多少。他沉默了两秒,说:“差你那点。”
那点,就是我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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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没想过拒绝。可他是我唯一的孩子。从他上小学开始,我就习惯把“以后”往后推,把“自己”放轻。那是一种长期训练后的本能,不需要别人提醒。
售楼处很亮,亮得没有阴影。儿子和儿媳坐在沙盘前,低声讨论楼层和朝向,像两个人在规划一段理所当然的未来。我坐在一旁,听不太懂,也插不上话。
销售把合同一页页翻给我看,指着需要签字的地方,说得很快。我戴着老花镜,字还是有些晃。儿子把笔递过来,说:“妈,你签这里就行。”
我忽然想起他小时候第一次让我在成绩单上签字,也是这种语气,笃定又自然。那时候我从没犹豫过。
就在我低头准备签的时候,儿媳忽然开口。她声音不大,却很清楚:“阿姨,这钱是你们的养老钱吧?”
所有人都愣了一下。销售的笑僵在脸上,儿子看了她一眼,有点不耐烦。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接着说:“我就是确认一下。毕竟房子写的是我和他的名字。”
这句话没有攻击性,甚至算得上礼貌,却像一盆冷水,浇在我手背上。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即将付出的,不只是钱。
我把笔放下,说想去洗手间。走廊里很长,灯光白得刺眼。我在镜子前站了很久,突然发现自己老得很快,快到连反应的时间都被剥夺了。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只要把该给的给够,日子就会顺着走。可她那句话提醒我,原来在别人的账本里,我的位置早就被标好了,只是我自己不肯看。
回到座位上,销售又把笔递过来。我没接,只问了一句:“如果以后我住进去,可以吗?”
儿子愣住了,像没听懂。儿媳笑了笑,说:“那得看情况吧,毕竟是小两口的房子。”
她说得坦然,没有半点愧疚。我忽然明白,她不是坏,她只是清醒。而我,一直糊涂。
我合上合同,说:“这钱,我不能全出。”
空气一下子冷下来。儿子压低声音,说我不为他着想,说现在不帮,以后更难。我听着,心里却异常平静。那些指责我早就预演过,真正落下来,反而不疼。
我告诉他,我可以出一部分,当借的,写清楚。剩下的,他们自己想办法。房子买不买,是他们的选择,不该用我的晚年来做筹码。
那天最后没有签成。回家的路上,我一个人坐公交,看着窗外倒退的街景,忽然有点想哭,又哭不出来。不是伤心,是松了一口气。
晚上,儿子发来信息,很短:“妈,你变了。”
我看着那行字,笑了一下。是的,我变了。或者说,我终于回到了自己身上。
人到这个年纪,已经没什么可再赌的了。钱不一定能换来亲情,但失去底气,一定会失去尊严。那天在合同上没有落下的签名,是我留给自己的最后一道防线。
我不后悔。就算以后被埋怨,被疏远,我也认了。至少在那一刻,我没有再把自己推到生活的角落里,假装那是理所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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