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旬老人见到毛主席后，紧张又颤抖，毛主席说：你还记得子珍吗？

1965年5月下旬的一个清晨，薄雾才从井冈山谷底升起，一辆越野车在曲折山路上缓缓爬行。车门打开，72岁的谢梅香挪着脚步迎了上去，她的手因激动微微发抖。护卫还没完全站稳，毛主席已伸手托住老人胳膊；几秒寂静后，老人眼泪夺眶而出。短暂的停顿里，岁月仿佛倒回三十八年前。

外界只知道这是一场简朴的接见，细节却鲜少流传：老人双唇颤动，想说却说不出。毛主席凑近半步，声音压得很低：“你还记得子珍吗？”这一句，把对方拉回到1927年的山巅草舍，也拉回到那段枪林弹雨。老人只“嗯”了一声，眼泪更急。对话不过十余字，却把久藏心底的往事统统唤醒。

追溯缘由，还得从那年春天说起。3月，毛主席离京南下考察，经河北、河南、湖北再折向湖南，整整一百天。到湘赣交界时，他坚持不走公干线路，而是拐进宁冈老区。同行人员略感意外，他却笑着摆手：“人老了，总要回趟家。”

这趟回家并非简单怀旧。井冈山承载着他对两位故人的愧疚：袁文才、王佐。若没有这两支地方武装的庇护，1927年的秋收起义残部很可能在山口就被追兵吞掉。彼时毛主席带着八百余人，衣衫褴褛，枪弹奇缺，连夜色都透着凉意。他留下一句玩笑：“实在不行，就去当山大王。”却没人听出话里的苦涩。

进山第一难，不是山高路险，而是“地头蛇”能否点头。袁文才和王佐当时正把守黄洋界，手下两千余人，号称“袁家军”。有人建议抢山头，毛主席摇头，提笔写信；信送上去，袁文才有些狐疑，摆出“鸿门宴”。10月6日午后，毛主席只带陈浩、宛希先和勤务兵龙开富赴宴。桌上三巡酒过，敌意冰消。席散，袁文才抬手：“明日来挑枪，一百条。”这一笔买卖，让“星星之火”得以点燃。

当天夜里，毛主席住进一座四合茅屋，一抬头便见灶前忙碌的贺子珍。十八岁的姑娘腰板笔直，双眸透亮，让人很难把她与行伍联系起来。袁文才笑说：“这是贺敏学的妹妹。”一句话，埋下别后多年的牵挂。数月后，毛主席与贺子珍在井冈山成婚，火塘边摆了几桌糙饭菜，朱德、陈毅作陪，山风替花炮。

袁文才的名字，很快写进红四军军委名单。退敌于黄洋界那年，他用土枪土炮挡下湘军第一师，把井冈山保了下来。毛主席听到捷报，当夜写下《西江月·井冈山》，词里的“黄洋界上炮声隆”说的正是此役。可惜流言随后而至——“袁、王图谋自立”的风声越吹越响。1930年2月底夜半，第四纵队三百人包围永新县城，袁文才、王佐先后中弹。噩耗传来，毛主席痛斥：“杀错了！”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为袁文才平反，追认为革命烈士，并给家属落实抚恤。可生活的窘迫并非一纸文件就能消弭。谢梅香带着年幼子女辗转多地，靠五亩薄田与零工度日；她始终不肯搬离井冈山——“老袁把命埋这儿，我得守着。”多年艰辛，把这位当年二十多岁的妇人早早磨进了暮年。

再回1965年初夏，毛主席抵达八角楼时天色已暗。山风里仍有松脂味，他慢慢抚过桌面，指尖带起薄尘。谁都不敢出声，他却自言自语：“灯芯短了，油却够。”那盏马灯当年照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如今只剩斑驳灯架。有人提议修新屋，他挥手：“留旧的，就好。”

28日傍晚，汪东兴汇报：“谢嫂子和兰嫂子已经上山。”第二天一早，两位白发老人在茨坪见到毛主席。她们先是躬身，随即失声痛哭，场面让在场警卫都忍不住红了眼。老人抬起泪脸：“主席，我们盼了您十几年。”毛主席轻声说：“有困难就告诉我，组织在。”随后他强调地方干部必须照顾两家：地、房、孩子上学、医疗，全要落实。

短暂交谈后，毛主席写下《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词至“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他停笔片刻，像是对身旁护士长吴旭君解释，又像自语：“人要有敢攀高峰的劲。”吴旭君点头，却注意到他指尖残留的墨迹，和遥望黄洋界时眼里的潮湿。

离开井冈山那天，公路两旁站满村民。车缓缓启动，毛主席探身窗外，朝人群摆手。谢梅香拄着竹杖，站在最前排，嘴里还在低声念：“子珍，主席惦念你。”风把话送进山谷，掠过当年硝烟升起的旧战场。

井冈山的山峦依旧，密林依旧，黄洋界的石碑上刻着袁文才与王佐的名字。漫山桂花恰好吐香，甘甜的气味在午后阳光里蔓延。对许多老战士来说，那股香味就是青春、是血火、也是迟来的告慰。袁、王未及见到的新中国，已在群山之外巍然挺立；而井冈山精神，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行囊里，继续翻山越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