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列强要求中国承认数亿两白银的欠单，主席大手一挥：不还

1949年10月初的北京夜风凛冽，天安门广场上彩旗犹在，礼炮余音未散。就在这座城市的西郊，几名外国使馆代表抱着沉甸甸的档案袋，准备递上一份写满数字的“旧账”。

那是一张惊人的清单：合计超过十三亿两库平银，换算成当时的美元足够买下半个伦敦。英、美、法的代表语气平静，却带着理所当然的笃定，他们相信新政府和晚清、北洋、国民政府一样，会继续埋单。

呈报文件那天，周恩来仔细翻页，随手写下批注：待主席裁示。第二天清晨，双方在香山校阅台旧址旁的小会议室里再碰面。毛泽东只说了一句：“债归原主，新中国不认。”一句话砸下，空气顿时凝固。

列强外交官显然没料到会听到“拒绝”二字。有人低声提醒同伴：“也许只是谈判姿态。”然而很快，他们发现这不是姿态而是底线。

欠单的历史得回溯到一百多年前。1842年《南京条约》写下第一笔赔款两千一百万银元，列强尝到甜头后，几乎每十年就逼清廷再签一次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辛丑条约》……条款越写越长，数字越滚越大。

仅1901年的庚子赔款，就高达九亿八千万两白银，分三十九年偿付，本息合计近十七亿。为了按时付钱，清政府把关税、盐厘、田赋一一抵押。用当时官员的话说，“把朝廷骨头都卖了也未必够。”

进入民国，北洋政府缺钱造兵舰、修铁路，转向列强贷款，条件是继续承认旧约。财政部先后发行了“烟酒税担保借款”“盐税担保借款”，背后皆是洋行和外资银行。账越滚越大，像雪球从山顶一路碾压到底。

蒋介石掌控南京政府后，一度想谈缓，但1931年“金圆券”试水失败，他不得不重返老路，甚至在淞沪会战炮火轰鸣时，财政部仍按月向日本汇出赔款。此事经报纸披露后引发学界痛斥，舆情如火，国府这才勉强停手，却已伤透民心。

因此，当1949年的新政权宣告独立时，列强焦躁不已。美国国务院的内参直接提醒白宫：“若让中共彻底撕毁旧约，恐成多米诺骨牌。”英国殖民部也担忧香港转口贸易的既得利益。

有意思的是，最先嗅到变化的是苏联。1949年12月毛泽东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晤时直言：“旅顺、大连的特权必须终结。”斯大林沉默片刻，旋即点头，答应五年内撤军。对莫斯科而言，这是一笔交换：放弃部分在华利益，以换取战略同盟。

西方却不愿轻易松手。1950年5月，联合国某次会议上，美、英代表再次提及“前清债务”，要求中国“以负责任政府自居，就应承继债务”。周恩来递交照会，回答依旧：“一切掠夺性赔款概不承认。”

紧接着，制裁大网迅速张开。对华贸易禁运、冻结在美资产、限制银行结算，尤以香港为跳板的物资封锁最为严厉。英国殖民地当局在九龙码头张贴通告：凡向内地出口战略物资者，最高可判无期。

试想一下，一个刚结束战争满目疮痍的国家，外汇储备寥寥无几，还要面对西方“经济核打击”。不少观察家当时断言，几年内北京必然就范。然而事实截然相反。

农村推行土改，战场上抗美援朝，工业部门开启大规模苏式援建，“两弹一星”科研小组悄然成立。外汇不足，就发展外贸多元化；机械缺口，就拆旧机器修；连上海洋行旧仓库里躺了几十年的二手设备，也被工程师们捣鼓得重新开动。

值得一提的是，对真正平等互利的债务，新政府并未逃避。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克里姆林宫急切要回八十六亿卢布贷款——那是抗美援朝期间引进的武器和一百五十六个工业项目的成本。国内正遭遇严重自然灾害，但中国依旧按期分五年还清，这段履约记录至今仍被俄罗斯经济史学家当作注脚。

“我们不欠强盗的钱，朋友的账要算清。”1954年，毛泽东在怀仁堂接见亚非代表时如此比喻。短短一句，既是态度，也是逻辑。

新中国把拒绝旧债写进了第一部宪法的序言，向世界宣告：历史的锁链到此为止。英、美、法最终还是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先后承认新中国，旧欠单被束之高阁。那些发黄的账本，如今静静躺在伦敦公文馆、华盛顿国家档案馆的深处，再无人提及。

回望这一决定，很多经济史专家至今仍感到惊叹。假如1949年那张债单被接纳，中国财政将背负相当于当年全国一年半财政收入的外债，建设计划很可能被迫搁浅。拒绝，是关乎存亡的理性选择，更是一场关于主权尊严的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