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与荒凉：论张炜近作中的身份建构与地域文化书写

从《古船》到《去老万玉家》，张炜作品中一直散发着胶东海畔独有的民间气息，不仅有对半岛风光细致入微的描绘，更融入了对胶东地区民俗风情和历史文化的刻画，作品中的人物更明显带有胶东半岛文化的烙印。张炜通过对地域文化的书写，进而探求当下社会个体在精神、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追求与迷失。

作家张炜

地域文化底色的文学化呈现

张炜的故乡位于胶东半岛西北部的龙口一带，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夏商时期，而后在春秋战国时期被齐国兼并，从此这片土地便烙印上了以姜太公“因其俗，简其礼”为治理核心的齐文化印记。张炜曾说，齐文化是蕴含着浓厚的浪漫主义特质的。《艾约堡秘史》中的主人公淳于宝册就是这样一个融入作者浪漫情怀的人物形象，他建造了一个隐藏在群山之中的私人堡垒，打造了一种独树一帜的生活方式。张炜用大胆的想象建构了一个带着执拗和坚持的中年男人形象，展现了淳于宝册在获得物质自由后，面对真实自我、追求真正的自我实现以及构建心灵家园的探索。淳于宝册最终变成了迷失在巨大财富之中的邪恶商人，但他依然充满了对生活的浪漫情怀。《河湾》中的苏步慧也是一个骨子里浪漫的人，她和丈夫先是离开机关下海经商，又一起远离城市隐居山野，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浪漫，张炜对苏步慧浪漫的解读是：“他们没有根性，他们向往的一切最新的东西，都是没有根柢之物。”在张炜笔下齐文化的浪漫是豪放自由的，天马行空的，浸染了北地的粗犷，也融合了海洋的宽广与深邃。可以说浪漫是张炜作品中地域文化的第一层底色。

张炜在《文学的八个关键词》中提到了八个关键词，童年、动物、荒野、海洋、流浪、地域、恐惧、困境。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现过鸥鸟、海草房、卵石路，以及美人蕉等胶东海岸的标志性景物，这些景物在张炜的成长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是其对自然热爱的基础。在《我的原野盛宴》中，张炜饱含深情地将故乡的海岸林莽、飞禽走兽、鲜花草木融入民间发展历史，充分说明了他的自然主义情结，因此在小说创作中自然描写也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在《去老万玉家》中，作者通过舒莞屏的视角描述了海边的建筑风格和生活状态：“大海草屋形状不一，圆的，六棱的，长方的，更多的是四四方方中规中矩的大宅模样，显出威势”“一眼望不到头的海草棚子，里面是刚刚运来的大鱼，一溜木台前站了手挥大刀的人，他们给大鱼剖洗，撒盐，然后装到木槽中”。这些细致的描写，源自张炜少时对海边生活的观察和了解，他的创作与大自然的交流和连接，正是他对故乡地方的深刻认同和依恋，这也构成了其作品中地域文化的第二层底色——自然。

齐文化历史的起源与后世的因袭不断地启发着张炜的思考，他对于人物的塑造也喜欢采用历史追溯的方式。《河湾》讲述了傅亦衔和洛珈的家族史，都承载了历史变迁但又不同的家族经历让他们对人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走向；《艾约堡秘史》中那排自传同样拼凑出了淳于宝册从孤儿四处流浪，再到创业成为一代风云人物的历史。对于为何采用追问历史的方式来写作，张炜的回答是：“我们面临的事情要复杂得多。比如当下的生活，可不是由‘当下’独立生成的。它的每一笔其实都有来处。生活是一个整体，很难拆分。没有昨天哪有今天。忘记了这种延续关系，就是一种无知。” 张炜倾向于为人物构建一个完整的人生发展脉络，所有心理和行为表现都有迹可循，历史也就成为他作品中地域文化的第三层底色。

《艾约堡秘史》《河湾》

人物设定的地理解读

龙口海边的一片茂密森林深处，唯有张炜一家独居于此，与自然为邻，与天地为伴，孕育出他对自然、对生命最初的感悟。《河湾》中傅亦衔的人物设定就是从小居住在一片人迹罕至之处，那儿“有大大小小的梨树和苹果”，那条水渠长满了蒲苇，“渠水一直清旺，日夜不息地在我们茅屋边流淌，赶往大海”。傅亦衔的地理设定与作家本人的童年经历如出一辙，他的荒野生活不仅是地理上的选择，更是社会关系和文化传统的体现，反映了胶东半岛地域文化对个体身份建构的深刻影响。正是这段经历滋养了傅亦衔对自然的热爱，为后来离开机关，追寻心中的浪漫理想而归守河湾做了最根源的情感铺垫。

青少年时期的张炜在整个半岛漫无目的地游走，在游走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他的很多作品中也都有人物流浪的经历。《九月寓言》中的金祥为了寻找烙煎饼的“鏊子”，带上一摞煎饼就踏上了漫长的旅程，饿了就吃煎饼，渴了就喝洼地上积的雨水，穿过数不清的村落，翻过重重山岭，风餐露宿，终于找到了那“闪闪发亮的、油滋滋”的鏊子，又翻山越岭地把它背回家。《河湾》中的傅亦衔也有一段相似的流浪经历，为躲避“血煞”，他需要逃离林子里的家园，去南山找叔叔，他带着母亲和外祖母为他准备的干粮穿过林子、走过呼家店越过大沙河，接着“血煞”又靠近了叔叔家，傅亦衔又开始出走，去寻找自己的父亲。他们的流浪都是在胶东半岛的土地上迷茫地穿行，旅途充满着疲惫与艰难，他们不知道这条路最终引领他们走向哪里，一切都充满着不确定性。流浪是一种变化的地理设定，地域文化不仅是地理空间的产物，更是历史、权力和社会关系的交织，人物的流浪正是这种地域文化复杂性的体现。

很多人将张炜的作品归为乡土文学，对此他并不认可，他认为自己“作品写农村和小城镇的占一半，另一半写城市和知识分子”。 从二十多岁开始，张炜就开始在城市生活，因此城市的地理元素在他的作品中也有很大的比例。无论是淳于宝册和蛹儿（《艾约堡秘史》），还是傅亦衔和洛珈、余之锷和苏步慧（《河湾》），甚至清末时期的舒莞屏（《去老万玉家》），他们身上都有着很强烈的城市气息。淳于宝册在发家之后早已远离了灵魂深处的老榆沟和三道岗，尽管他还会回忆乡村过往，但思想与行动已经完完整整地城市化了，蛹儿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随着她的爱情漂流，但她的地理归属一直是城市。《河湾》中的傅亦衔出场于城市，从家族史的追溯中让读者看到他的乡村地理属性，然而成年的他已经看不出乡土自然痕迹，直到他去了朋友的河湾，才又重新亲近自然，找到自我的心灵归宿——有些人的人生注定是一场出走与归来的旅程。

《去老万玉家》

身份认同的困境与和解

张炜作品中人物身份的构建往往与地域文化紧密相连，角色的身份认同过程常常是在与胶东半岛的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和社会变迁的互动中展开的。《艾约堡秘史》中，主人公淳于宝册作为一个孤儿，从小生活在一个叫作老榆沟的山区村庄，半岛上的民风一半自然淳朴一半彪悍刁恶，他在这种复杂的生活环境下艰难求生，塑造了他后来充满矛盾的行事风格和价值观念。他的内心深处从未忘记那些帮助爱护过他的人们，但他在商业帝国建立过程中心狠手辣、不择手段。他的自我身份认知告诉他自己是正直的，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作为早已违背了世俗的道德。他想为爱护自己的老师李音的父亲养老送终，然而老人拒绝了，他开始失眠，不断地追问李音：“老师，我做错了什么？改正还来得及吗？”这种痛苦充分地体现了淳于宝册内心的矛盾与挣扎，他的身份认同面临着一种无法厘清的困境，以至于他得了一种“荒凉病”，这种“荒凉”是无数罪恶反噬其身的结果。人性本身具有自我正确认定的属性，淳于宝册也在不断地合理化自己的错误。当蛹儿仅仅因为他为被折磨致死的副经理“流了不少泪”而评价他：“这世上像您一样善良的人再也没有了。您像个孩子那么单纯，人说是菩萨转世。”他认可了这个评价，然后安心睡去。就这样，张炜通过“自我麻痹”方式，完成了一个成功商人的身份自洽与和解。

身份的认同困境也来自对历史的追问，《河湾》中的洛珈从小父亲去世，继父对她视同己出，然而她发现“继父、亲生父亲以及母亲经历的是同一个半岛上的战争，结局却正好相反”，于是她把这种愤怒和痛苦转嫁给了继父，不断地追问他是否是造成自己家族悲剧的罪人，直至继父在病痛中离世。《去老万玉家》中舒莞屏的身份认同困境则是对选择的迷茫，他在一个“北风煞”之后毅然决然加入了在胶东半岛独霸一方的万玉大营，甚至以为寻到了救国图存的方向，然而随着了解的深入他逐渐对自己产生了怀疑。身份认同的迷茫必然促使个体更深地思考或改变，洛珈没有追问到答案，于是她投身到这个污浊的物质世界，寻求社会中的强者认可，而舒莞屏则选择逃离来重建自我的身份认同。

张炜的写作强调“生命的自然背景不能被忘掉，生存空间决定了人的个性”，因此有意识地将地域文化融入角色创造之中。胶东半岛所具有的浪漫的人文个性、纯净的自然生态以及厚重的历史传承深刻影响了他的审美和创作，在共同的地理背景下，每个人物都不断地在探索中寻找自己，确认自己。张炜也通过这些人物的塑造实现了与读者、与自我、与社会、与时代的精神对话。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