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高岗之妻致信中央，希望解决工作问题，毛主席如何处理？

1954年9月的一个清冷早晨，八宝山的松柏滴着雨水，送别人群渐次散去。副主席高岗自戕的消息传出后，北京城里的气氛陡然沉重，他的妻子李力群搀着尚在襁褓的幼子，默默离开灵堂。那一年，她三十四岁，身后是五个年幼的孩子，面前却只剩一条被误解与孤立交织的长路。

高岗倒下时，舆论激烈，相关人员人人自危。曾经在延安、东北被称作“李妈妈”的李力群，顷刻间成了“高家遗孀”。一夕之间，她的姓名成了街头巷尾的禁忌，连昔日同窗都“避之唯恐不及”。她把孩子们的姓氏悄悄改成自己的“李”，带着一家老小搬进东四一处漏风的旧院，自己到处打短工补贴家用。那段日子，她在灯下给孩子缝补衣裳时常想：革命的路为何突然拐了如此陡的弯？

毛泽东没有忘记这个昔日在延安同桌吃饭的“小李”。1955年3月，中央作出决定：高岗的问题是他个人的政治错误，家属及子女一律不得株连，生活待遇暂按副部级发放。可惜，“雨停了，地上还湿”，李力群依旧不敢高调抬头，谢绝了复职安排，选择去北京四清工作队，随后又调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

进入六十年代末，风云再起，李力群的处境更显艰难。一级降为十三级后，每月五六十元工资，要抚养五个子女，手头捉襟见肘。可她依然坚持在夜校给知青补课，讲《几何》《鲁迅选集》，自嘲是“摔不烂的黑板擦”。同伴劝她向组织反映困难，她摇头：“我已麻烦国家太多。”

1971年春，她的大儿子在河南插队病倒，急需医治；小女儿还在上中学，全家人日用都成问题。实在无以为继，李力群才在6月写下一封一千余字的信，谨慎地交给时任教育部干部处的同志，请其设法“呈中央”。信里，她只提一件事：恢复教师工作，让她有一份正式薪金，“不再成为组织的负担”。

这封信很快辗转到中南海。文件袋被呈到毛泽东案头时，他正在批阅外事简报。主席停下了笔，看了几分钟，沉默良久，随后在封皮写下八个字：“调京工作，照顾生活。”一旁的秘书忍不住轻声问：“主席，需要补充意见吗？”他挥手：“为人民教书几十年，不能让人寒心。”

批示当天即传至周恩来处。周总理亲自召集教育部、人事部、北京干部局负责人研究落实。有人建议先安排中学教研室，周恩来摆手：“她是难得的教育干部，别把人放在角落。”短短三周，李力群收到通知：回京报到，任国务院科教组干部，事业编制、行政十一级。与此同时，欠发的工资补发一万三千余元，按当时标准，这是一笔能解全家燃眉之急的大数目。

8月初的一个午后，李力群拖着略带锈迹的行李箱，踏进北京西客站。迎接她的是老同事、也是当年东北育才的学生家长——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刘大姐。握手时，刘大姐悄声说了句：“李校长，领袖记挂您，让咱们抓紧干活吧。”李力群眼圈发红，只简单回了四个字：“记住嘱托。”

在国务院科教组，她分管师范院校调研。为了了解基层真实情况，李力群跑遍安徽、湖北、广东几十所师专。一次在黄冈师范，她顶着三十八度高温和青年教师围坐院子里，听大家诉说教材匮乏、宿舍漏雨等难题。返京后，她连夜写成七千字报告，建议恢复师范院校理科实验室、增加教育实习经费。报告经周总理圈阅后，很快转化成三份部级文件。

有意思的是，李力群始终坚持低调。北京市委曾想给她在西城分一套三居室干部宿舍，她执意选了面积最小的一户，说“家里孩子大了，该自立。”一位工作人员不解，她笑着答：“苦日子过多了，’舒坦’二字，我怕自己享不惯。”

1976年前后，局势反复，她仍然保持谨慎。有人劝她写回忆录，她只留下半句话：“等云开雾散，再聊这一页吧。”直到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组织为她彻底平反，行政十级待遇恢复。那天，她领到红头文件，先去八宝山，在高岗墓前放下一束白菊。她轻声对墓碑说：“我回来了。”

从1982年到1987年，李力群担任国务院教育改革课题顾问，参与职业技术教育的顶层设计。会场里，常有人惊讶于这位白发老太提的锐利问题：“农村中学不建实训车间，孩子们毕业能干什么？”一句话把不少与会者问得面面相觑，却也让方案落到了实处。

1990年代后，她婉拒数次出书、采访的请求，只在私下对学生说：“历史自有定论，咱们守好讲台就是答案。”2020年4月，这位百岁老人悄然辞世。多年以前，毛泽东的那句话仍被传诵：“李力群是很有名的。”

从延安窑洞的清茶淡饭，到东北育才学校的牛奶香，再到北京西长安街边的简陋小楼，这位女校长的生命轨迹与共和国命运紧紧相连。那封写于1971年的求职信，不过寥寥数段，却让最高领袖想起了一个名字，也让五个孩子看见了灯火。历史常以剧烈的跌宕考验人心，而真正的忠诚与担当，终究不会被岁月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