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迟浩田接到中央的回京调令，纪登奎：要交给你一项大任务

1976年10月6日深夜，唐山西郊的抗震救灾临时灯火点仍闪着昏黄的汽灯。余震刚停，帐篷外的医护和战士忙着搬运物资；副政委迟浩田弯腰从废墟里救出最后一名儿童，抬手看表——已过子时。就在此刻，一名通信员跌跌撞撞闯进来递上耳机：“中央办公厅电话。”

“速返北京。”对方话音干脆，补充一句，“专机明晨八点，具体情况面谈。”话筒里随即归于忙音。迟浩田抖了抖满是尘土的军装，大半宿再也合不了眼。多年睡前必读的《贞观政要》被搁在床头，他却怎么也翻不开。

几位并肩奋战的战友围坐在油灯旁，七嘴八舌地替他猜测：是调防？是援外？还是进京述职？迟浩田只笑：“到了就清楚，咱是兵，令到即行。”话虽轻松，却难掩隐约的忐忑。清晨，他把换洗衣、笔记本，还有那本磨损的古籍塞进挎包。一路风尘未拂，机舱门已缓缓关上。

飞机在午后降落南苑机场，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进中南海。西楼会议室灯光通明，门刚推开，就见耿飚部长迎上前来，握手如铁：“迟浩田同志，辛苦了！”随即，纪登奎也迈步进屋，开门见山：“中央决定，派你去人民日报。任务很急，也很重，你愿意吗？”迟浩田一愣，沉声答：“服从组织安排。”短短一句话，肩上的担子已经沉甸甸。

当夜，几位分管宣传口的同志碰头。耿飚提议：新华社、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三家报新班子必须即刻接手，稳定舆论。迟浩田点头：“兵贵神速，明日进驻。”没人怀疑他的执行力。对话不过几句，却决定了日后半年内新闻战线的再出发。

为何不是文人，而是一位身披将星的将领临危受命？追溯到三十年前或许可找到答案。

1944年秋，15岁的胶东少年迟浩田扛着枪跟队伍上了战场。初战胶县，他从城墙上一跃而下，一口气俘虏三名伪军，战友惊叹，他只憨笑一句：“冲，就得往前冲！”此后，高密、即墨、南麻、孟良崮，他次次冲锋在最前。炮弹迸裂把他震聋左耳，弹片划破眼角，血流如注，他却拔片再战；医生要锯去他碎裂的左腿骨头，他掀被子就吼：“先砍头再动腿！”硬生生保住了肢体。

1949年5月的上海，7连在苏州河北岸受困。敌人依托砖楼火网密布，炮火受限，我军多轮冲击未果。夜色中，迟浩田蹲在残墙后，忽见脚下排水井口，“能不能从这儿钻？”旁边百姓摇头，他已将盖板推开。污水腥臭扑面，他只说一句“跟我来”，猫腰下井。漆黑的沟道尽头，他们贴水摸到对岸四行仓库，黑漆皮鞋的国军哨兵被吓得浑身发抖。三人缴枪“请”敌上校下令投降，千余守军就此覆没。战后，聂凤智握着他的手半开玩笑：“原来你也就一脑袋两只胳膊，可胆子比城墙还厚。”

抗美援朝时，他已是27军79师营干部。长津湖滴水成冰，子弹呼啸，迟浩田带着一个连死死咬住美军补给线。战后，他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全师仅此一枚。前线电台里传来授勋命令时，他正裹着破棉袄哄战士：“冻没事，心热就行。”

停战归国，27军进山西驻防、入川剿匪、海南建港，处处能见那条被弹片撕裂过却依旧挺直的左腿。1969年，迟浩田36岁，被破格提拔为师长。1975年，他调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奔波于对越自卫反击备战与京畿要地防务之间。唐山一震，全师星夜出动，他的指挥帐篷搭在塌陷的矿区口。

也正因此，中央在1976年10月需要一位既有战功、又能稳住人心的“硬骨头”坐镇舆论前沿，目光自然落在迟浩田身上。那一年，“四人帮”刚刚被粉碎，宣传口百废待举。人民日报社大院里，墙上标语还没来得及清洗，报史上少有的关键时刻已然到来。

迟浩田带着惯有的军人作风“班师入驻”东长安街。从排版车间到老编辑办公室，他每日巡楼，夜里守到停版，连墨香都染上了军营式的紧迫节奏。一次夜班，铅字工人问：“首长，您是来挂名的吧？”他咧嘴笑：“我也算半个排长，工友们是连长，咱们一起打仗。”那年冬天，《人民日报》版面陆续推出《抓纲治国》《解放思想》等评论，引导社会舆论回到经济建设的主航道。社里老记者回忆：遏止浮言、稳定编辑队伍，迟浩田的“军令如山”起了关键作用。

一年二十一天后，他奉调总参，转身离开报社。1977年底，邓小平在七千人大礼堂见到这位高个子山东汉子，笑称“天塌下来，让罗长子顶着，你专心打理总参吧。”军委的戏谑，映出信任。此后十余年，他主持全国边防作战、部队精简整编、联合作战筹划，1988年被授陆军上将衔。年近花甲仍跟着边防勘界队爬雪山、蹚冰河；熟悉他的人都晓得——只要国防建设需要，他的行囊从不落灰。

2002年秋，迟浩田退出领导岗位。告别仪式上，他只说了两句话：“权力交出去，责任还在；军装脱不掉，初心不能丢。”这股子朴素的倔劲，正如他当年从唐山废墟里迈出的那步——说走就走，使命当前，绝不回头。

如今翻检档案，仍可见那本被翻得起毛的《贞观政要》。封底一行小字，是他写给自己的警句：“清污水也带泥，洗尘埃先洗心。”当年的下水道一跃，让他夺取了四行仓库；1976年那通午夜来电，则把他推到另一条硝烟弥漫的战线。异曲同工的是，无论在炮火或是铅字之间，他始终把“兵贵神速”当作行事准则，把战场当作课堂，把使命当作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