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亦农牺牲后，新婚妻子向中央提三个要求，周总理：只能答应两个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清晨，天安门广场上旌旗如海。群众里，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女子抬头望向冉冉升起的红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叫李文宜，这面红旗里，有她四月新婚、血洒龙华的丈夫——罗亦农的名字。对于后来成为共和国总理的周恩来说，那段旧事同样刻骨。罗亦农之死，不仅留下空缺的战斗岗位，也留下一个噤若寒蝉却倔强不屈的寡妻。今天的光辉时刻，恰似对那年悲剧的一声迟来的回应。

罗亦农出身湘潭，生于一九○二年。二十岁的他在长沙成为共青团创始团员之一，旋即被选派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彼时的莫斯科，红场寒风凛冽，却难抵年轻人心头燃烧的理想火焰。三年后他归国，戴着“少壮理论家”的名声直奔广州，投身工运，写下“劳动者要做中国的主人”的口号。

一九二六年冬，他被派往江浙。那会儿，上海罢工屡次遭到镇压，法租界、公共租界警笛声不断。罗亦农却偏向虎山行，日夜穿梭于纱厂、码头、车间。为了让工人听明白，他把马列主义拆成大白话：“咱们要的是当家作主，不是天天受气。”这句朴素的话，成了许多车间工友的座右铭。

两次工人武装起义接连失败，尸横遍地，法租界的旧报纸用大片墨汁冷漠记录数字。罗亦农擦去脸上的尘土，只留下七个字：再试一次，不能停。于是，纠察队在弄堂里练刺刀，印刷机昼夜滚动，第三次尝试终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奏效，北伐军不费一枪一弹进沪。那天清晨，苏州河畔烟雾弥漫，工人们扛着红旗高唱《国际歌》，震动了江南大地。

然而好景不长，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把鲜血甩满石库门。彼时的蒋介石高举屠刀，凡贴着“赤色”标签的名字，都难逃搜捕。罗亦农转入地下，以长江局书记的身份策动“鄂南暴动”，试图在农村再点燃星火。当年冬天，他又奉命回沪，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六大做准备。行前与李文宜成婚，同窗恋人在上海西摩路的租界小楼里，写下“愿同赴生死”的合影。

白色恐怖无孔不入，最致命的往往不是敌人，而是背叛。罗亦农需要一对可靠助手，便让莫斯科旧友何家兴夫妇协助联络。租界夜色绚烂，酒吧霓虹直戳人心脏。何家兴喝下第二杯苦艾酒时，恐惧与贪婪已悄然逼近。两万大洋，足够他们离开上海，去天津开一家西餐馆。于是，叛徒从嘴角爬上纸笺，送进公共租界巡捕房。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清晨，法捕房探员堵住茂名路那间弄堂屋前门，特科望风的暗哨还来不及吹哨。罗亦农转身跃窗，被扳机声逼回。六天后，龙华刑场枪声划破黎明，年仅二十六岁的青年倒在冷雨里。他喊出最后一句话：“革命不会停。”随后便是沉默。

噩耗传到中共中央，同时送到汉口的李文宜耳边。她昏厥，再醒来已是泪干声哑。“他明明才答应陪我看一次大海……”没人敢接这句。党中央决定两件事：查明叛徒、全力抚恤。周恩受命赴汉口探视烈士遗孀。轻车简从，灯下见面，李文宜面色蜡黄，却仍梳着新娘式的发髻。

她听周恩解释完情况，抬头平静地说：“我有三件事想央求组织。”房间里顿时静得能听见秒针走动。她开口——

“第一，把亦农的遗体迁回故乡；第二，送我去莫斯科完成学业；第三，允许亲手处置那两个畜生。”

周恩闻言沉吟。他缓声答道：“前两件可以立即办理，最后一件，只能让党来处理。”对话不过数语，却是千钧。李文宜咬唇，泪落无声。

中央特科已锁定目标。陈赓亲自指挥，跟踪、取证、一锤定音。两月后，法租界孤岛深夜传来枪声，何家兴夫妇倒在青石板上，罪有应得。消息送到苏联的李文宜，只回了六个字：“人已清算，告慰英魂。”字迹刚劲，像极了罗亦农手书的“革命”。

迁葬工作也在同年冬日完成，烈士长眠于江湾第二公墓。碑文刻着：“为有牺牲多壮志”。上海滩的霓虹依旧，但世道已不同。李文宜在莫斯科专攻教育学，后来回国投身新政府文化工作，实现丈夫“继续前进”的遗愿。

回到那一九四九年的广场，礼炮七十四响早已尘封。可在许多老职工心里，罗亦农的身影未曾远去。有人说，他像一支未燃尽的火把，被风刮灭，却在泥土深处点燃千百火种；也有人说，他像三月里突兀怒放的寒梅，短暂却灼烈。无论如何，二十六载人生，已为民族独立铸下不可磨灭的基石。

历史档案显示，罗亦农在牺牲前夜留下的手迹中，重点提到“求学者、斗士、烈士，本无二致；惟期来者无畏”。这句话，李文宜默诵多年。她把它写进课堂黑板，也刻在了自己的琴盒上，提醒后来人：沧桑岁月里的每一次喘息，都因前行者的断肠支撑。

当下翻检那年中央文件，“关于李文宜同志三个请求的批复”寥寥数行，却透出组织的温度与纪律的分量：抚恤要实，学习要保，惩凶由党。周恩的批注被保存至今，墨痕未褪，八个字——“情可慰，法须行，谨照。”这恰是革命队伍一贯的冷峻与仁心并存的写照。

罗亦农走了，李文宜站了出来；夫妻一生的誓言，被血与火淬炼成现实。那面在晨曦中升起的五星红旗，与彼时李文宜脸颊滚落的热泪，一样炽烈，一样无声，却胜过万语千言。历史给出的答案，镌刻在石碑，也留在人心——理想若在，岁月终将为其让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