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他们几位被提拔太快，压力很大？上级让他们不要有负担

1969年4月，北京人民大会堂的水晶灯映照下，身着将星肩章的李德生站在会场一隅。此前，他不过是驰骋江淮的十二军军长，如今却成了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座次前移，视线中满是熟悉的战友和长辈。会前，主持人悄声提醒他：“别紧张，照平时汇报就行。”李德生点点头，心里却免不了嘀咕：几步并作一步走，会不会走得太快？

新中国成立后，部队战事骤减，职务晋升一般讲求循序渐进。可到了六十年代，一连串变革让军队出现大批“火箭式”提拔。老资格的元帅、大将逐步退出一线指挥，必须有人顶上。在这轮“接班”浪潮里，李德生、马宁、张逸民、宋清渭四位名字先后跃入各级任免公报，他们的履历表层层加码，也带来了难言的压力。

李德生的战功不用赘述。抗日时，他二十二岁就当营长；解放战争打到淮海，他率师穿插，咬住杜聿明兵团，为二野立下头功。1967年，中央调十二军进驻安徽收拾武斗残局。他三令五申：不开一枪，不放一炮；先稳民心，再理秩序。短短几个月，合肥街头刀枪入库、师生复课，毛主席批示“可以推而广之”。随之而来的，是省革委会主任、安徽省军区司令两顶新帽子。

新的担子压得人背直。一次碰头会后，李德生对在京老首长陈锡联低声说：“我能力有限，怕误事。”陈拍拍他肩膀：“干部就是在事上磨出来的，别怕。”随后，他被调进国务院业务组、军委办事组，又兼任总政主任、北京军区司令，1973年更升任副主席。晋升速度让许多同龄将领目瞪口呆，他自己却常挂念“如何不辱使命”六个字。

与李德生颇有渊源的空军飞行员马宁，在同一轮人事变动中也“飞”得很高。1930年生的他，抗美援朝时就是喷火降炸的王牌机群骨干，回国后长期在兰州军区空军任职。1973年，中央要选一名“能飞、懂现代空战、熟悉西北空情”的大军区空军司令。符合三条的，只有马宁。北京来电时，他正在敦煌野外训练。话务员找到他，他还以为是调休命令，听明原委后脱口而出：“我怎么能行？聂凤智司令比我合适！”结果却被一句“组织有安排”堵了回去。从副司令一跃坐进八一大楼，连升三级，马宁晚上拿着任命电报对警卫员感叹：“飞行员怕失速，我这算不算‘升力过大’？”可是两个月后，他就在首都机场组织首次高原空中加油演练，一举打消质疑。

海军的张逸民，也在同一时期迎来转折。1950年，他还是东海舰队快艇大队一名中尉艇长。1954年“东山海战”，张艇率两条鱼雷艇悄然迂回，一举击沉对手旗舰。此后十年，他的军衔像跳格子一样升：上尉、大尉、少校、上校；职务也从艇长到支队政委，再到基地政委。1968年底，海军党委决定让他直接出任东海舰队某基地正军职政委。那一夜，张逸民坐在码头灯塔下，望着远处的护卫舰灯火，嘴里嘀咕：“这么多跟着我打过仗的老兵，还得叫我首长，合适吗？”海政副主任丁一平打电话安慰：“海上不看胡子花白，看谁能把舵盘稳。”张逸民于是上任，随后主抓导弹快艇换装，推进电子对抗训练，几年下来，东海舰队的小艇部队换了新模样。

如果说前三位多少沾了战功余热，宋清渭的崛起则更像和平年代对“复合型政工骨干”的急缺。1929年生的他，1954年复员回到福州军区机关，从档案员到组织干事，文件写得漂亮，可他心底惦记的是沙场。1963年，他主动请缨下连管班，后转任某团政委。两年后，爬雪山、过草地的老兵仍握兵权，宋清渭在师政委位置静静磨炼。1970年，军区决定提他当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刚一谈话，他却提出再去部队锻炼，理由朴素：“战士不熟，怎么做工作？”领导被拗不过，索性把他发到前线担任军副政委。十三年时间，他从副军到正军，再到军区副政委，脚印落在闽西、闽东海防线。说慢不慢，说快也真快。

四人各有来路，却有一个共同点——都曾在接任之初“发怵”。原因并不复杂。其一，军队讲究官兵跟着旗走，旗杆得够稳。骤然超车，身后少不了议论。其二，和平时期，战功稀缺，资历成了评判硬杠杆，轻松跨级往往被视作“非典型”。试想一下，曾经浴血奋战的老连长，如今要听命于自己昔日的“小学徒”，心理落差可想而知。其三，六十年代政治氛围特殊，风向一日三变，新官若无定力，极易顾此失彼。

上级如何化解这份压力？办法并不神秘。一是把方向摆正——“信任不是奖赏，是一种责任”，先让被提拔者认清大局。二是及时“补课”——李德生到北京，好几位中央老同志轮番约谈，给他讲党内程序、国务院系统运转。三是搭班子——马宁到空军后，副司令员改由老飞将聂凤智、曹里怀辅佐；宋清渭进军区，身边便多了与他年岁相仿的参谋部参谋长耿飚。这些组合既稳定了老同志情绪，也给新任者留下学习通道。

不得不说，那个年代的快车道并非“橡皮图章”。中央专门下过硬指标：一线带兵打过仗、懂业务、身体能扛，缺一不可。如若表现不佳，撤职同样迅速。北京军区某高炮师师长就因训练掉队，两个月内被李德生摘掉肩章；马宁上任三个月即组织空军师旅对抗，若成绩不达标，随时有被换掉的可能。换言之，“快提”与“快撤”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塌实干事才能化解质疑。李德生在1971年接手总政半年内，完成军队院校复课、战士家属探亲等八项久拖未决的议题；马宁推动空军低空突防课目，长机、僚机双座放单飞，次年便在西北戈壁试射空空导弹成功；张逸民把海军快艇战术手册整编成《近海突击要则》，成为全军通用教材；宋清渭则主抓基层政治教育，一句“军事训练离不开政治掌舵”成了福州前沿师团口口相传的家常话。

也有人质疑，短期提拔会否削弱部队稳定？历史留给了清晰答案。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李德生坐镇总前委，指令迅捷；空军的合成支援、海军的近岸封锁都证明此番用人并非心血来潮。事实上，六十年代中后期的干部更替，为八十年代军事体制改革埋下伏笔，新一代指挥员提前经受了大考。

诚然，任何时代的用人，都无法杜绝非议。可从这四位的经历能看出：和平时期出现的“过快晋升”，大多缘于客观需要与个人能力的交汇，而非单纯“拔苗助长”。上级一句“不要有负担”，其背后是成千上万官兵的期待，也是组织对未来战争形态的前瞻。

时代的车轮不会停车等待。那个烽烟渐息的六十年代，需要新的旗手；而旗手们能否把握住时代交付的旗杆，只能靠实干说话。李德生们的故事说明，机遇从不缺席，缺的是在关键关口敢不敢接招的勇气与本事。而这，恰恰是军人毕生的修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