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国军队拥有40个集团军，历任总司令都是谁？

1945年8月16日的南京雨一直下。军事委员会作战厅里，一名参谋悄声对蒋介石报告：“全部集团军编制名单已核对完毕。”蒋未抬头，只是答了一句：“八年血战，究竟调度了多少集团军，你心里要有数。”这一句简单的提醒，把抗战岁月里那张庞杂的人事与番号关系网瞬间拉了出来。

从1937年8月6日第一批三个集团军成立算起，到1943年第40集团军完成整编，六年间先后出现40个集团军的番号。它们不是简单的“1”到“40”排队，而是不断拆分、转授、增补的结果。番号如接力棒，西北军、滇军、桂系、川军甚至马家军，都先后握过它们。最典型的是第一集团军：原本属于宋哲元西北军，1938年10月改为第三十三集团军，空出的“第一”便被滇军龙云接手，再到卢汉、孙渡，一路南撤，足迹跨越华北、华中、华南。

若仅按毕业院校统计，黄埔生在总司令席位上占了半壁江山。22位中，21人毕业于黄埔一期，唯一的“后生”是三期出身的王耀武。黄埔一期学员表面风光，背后的激烈竞争却鲜少人提。胡宗南在1938年春天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是第一位坐上集团军首长的黄埔生。那年他35岁，名义上是蒋介石“子弟兵”，但洛阳整训支队刚拉出时，他手头只有一支欠编的师和若干地方保安团。

保定军校旧部同样不可忽视。刘峙、孙连仲、韩复榘、顾祝同，这些人早在北伐前就统兵作战。他们后来分别执掌第二、第三、第五集团军。保定系与黄埔系互为牵制，蒋介石借此平衡各地军阀与嫡系将领之间的关系。一旦战局胶着，谁也无法独占兵权，集团军的番号便成了灵活的筹码。

除院校派系外，还有地域标签。桂系对外历来强硬，可在集团军层面却只能分到几个“二线”番号，譬如第二十七集团军的杨森，以及第三十五集团军的李汉魂。原因很现实：广西地盘小，兵源有限，抗战爆发后不得不把嫡系师团拆散并入中央军序列，番号虽响，却多为“空中编制”。

值得一提的是，两位总司令没能走下战场。1940年5月，在湖北宜城，张自忠率第三十三集团军孤军迎敌，壮烈殉国；1944年5月，在湖南衡阳，李家钰指挥第三十六集团军阻击日军突进，同样以身殉国。两次牺牲，改变了当地日军的进攻节奏，也令蒋介石不得不提前启动后备干部递补计划。

若把40个集团军放进时间轴，可发现三个明显高峰：第一波是1937年8月至9月，淞沪会战刚打响，一口气成立了十余个番号；第二波是1938年初到同年10月，武汉会战过程中反复增兵，对应着二十几个集团军陆续登场；第三波是1939年至1940年，为了应对华南、华中战局的多线扩散，新建六个集团军并重组了多个旧番号。

这些部队的规模大多围绕十万左右浮动，下辖兵团或军、师，按理说相当可观。但受限于补给、交通与训练水平，真正能保持满员且战斗力持续稳定的屈指可数。有的集团军开拔时拥有步兵18个师，可三个月后就只剩不到原编制一半；有的番号成立尚未满月，三个主力师就在会战里被打散，只能再向后方要人重组。

指挥体系同样一再调整。早期的集团军多兼作战区或战区副司令长官部，权力大却易与兄弟部队扯皮。1939年夏，陆军总部颁布“新编制案”，把集团军改称“军团”，试图拆分兵团司令部与战区指挥部的重叠。文件印发后不到一年，前线却因为联络不畅，出现“军团不管军团”的尴尬，最后仍沿用旧制，只在个别要地试行新法。

兵员补充依赖西南、西北大后方。以第二十集团军为例，商震率部自山西南撤后，残存主力被送往黔贵一带整训。直到1942年初，在滇缅公路修通、物资略有起色的间隙，这支部队才恢复两个整编师战斗序列，随后赴缅北支援史迪威。抗战进入相持阶段，类似“涅槃重生”的例子屡见不鲜：王敬久接手第三十二集团军后，将江西、福建地方部队合编为新序列；刘戡接掌第三十六集团军时，甚至以西进维稳的名义到酒泉动员马步芳借兵。

谈到番号，不能忽略“纸面军”和“调额军”的差别。档案显示，1943年后新设的第三十七、三十八、第四十集团军多以骑兵旅或保安师为骨干，名义上可增编至十五万人，实际仅有三四万。日军“豫湘桂会战”期间，第三十八集团军的董钊曾向陆军总部告急：“人枪仅半数，大炮全无。”这封电报后来被视为判断华南战区战斗力的参考。

战事越延长，人事调整越频繁。韩复榘、刘峙、于学忠等因失利去职；蒋鼎文、周嵒等数度回任；薛岳曾先后统辖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两度出川，又两度回粤。在复杂的党政军关系下，“总司令”并非纯军事头衔，更像协助上峰平衡各方的枢纽。有人因能力被破格提拔，有人则因派系背景被紧急借用。

纵览全局，40个集团军涉及的主要会战可分三类：广域机动作战，如淞沪、徐州、武汉；持久阵地攻防，如长沙、台儿庄、枣宜；异域远征作战，如缅北、印缅战役。参战名单几乎覆盖全部番号，唯有第三十九、第四十集团军因成立时间及驻地任务特殊，未与日军主力正面交锋。

数字背后，还能看到军人年纪的急剧年轻化。抗战爆发时，宋哲元和韩复榘年逾五十；到1944年夏季，已经有不到四十岁的刘戡、王耀武坐镇集团军。八年烽火，将领平均年龄硬生生被战火拉低了近十岁，这是艰难岁月里的人事必然，也是中国军队“新旧交替”的突进式过程。

如果把这些集团军比作大河里的船队，那么转授、整编、裁撤，恰似不断变换河道的激流。抗战最终取胜，除了国际形势使然，更得益于这支“不完美却从未倒下”的陆军织出的持久战网。正像美国战略家魏德迈在回国报告里写的那句评语：“Chinese Army is fragile yet unbroken.” 对于40个集团军和他们轮替的百余位总司令而言，这句话再贴切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