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日本特务被捕，说出杀害英烈凶手：他就在解放军队伍中

1951年4月28日凌晨，北京东单牌楼胡同传来汽车刹车声，几名荷枪实弹的公安干警闪电般冲进十一号院，一位身材清瘦的中年男子被按倒在地。他叫程斌，华北军区某部指挥员——也是隐藏多年的叛徒。抓捕并非偶然，导火索是一封落在北京公安局案头的匿名检举信，而写信人，正是三天前刚被逮捕的前日本特务刘其昌。

谁也想不到，这名自称“愿立功赎罪”的汉奸，在审讯室里只说了一句就让办案人员倒吸冷气：“杨靖宇将军不是自杀，他是被人打死的，开枪的家伙，如今顶着解放军军帽混在咱们队伍里。”一句话，为尘封十一年的惨烈旧事再度扯开血淋淋的口子。

公安部迅速派出专案组，档案室的卷宗重新摊在桌面。1938年至1940年东北丛林里的血战，杨靖宇孤军奋战的最后四十八天，虽被写进史册，却始终有几个空白：为何日伪军能精准锁定杨靖宇路线？是谁带路？谁握枪扣下扳机？敌伪档案里语焉不详，民间口口相传又多有神话，一颗“最后一颗子弹”的浪漫说法曾让无数民众泪目。然而，在专案组看来，英雄绝不会用虚构的壮烈掩盖真正的屈辱，他们要找的是真相，而不是传说。

顺着刘其昌的供词，程斌的名字赫然在目。此人早年可是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曾与杨靖宇并肩作战，枪法出众，行军如风。在1936到1937年的鏖战里，他屡次力挽狂澜，被杨靖宇当成左膀右臂。可到了1938年，“长岛工作班”瞄上了这块“肥肉”。了解日本特务史的人都知道，这支特务机关以绑架亲属、离间上下著称，凡是落到他们手里的战士，十之七八难逃动摇。

程斌的命门，是母亲和兄长。长岛玉次郎的手下逮住了二位亲人，再添油加醋散发传单，逼他“回头是岸”。一师此时又困在本溪、凤城交界的荒林。缺粮、缺药、士兵冻疮遍足，群情浮动，程斌心里那道防线逐渐决堤。夜半三更，他拨开营帐，走进政治委员李刺苏的夜谈帐篷，压低声音说：“咱们……也许该另寻活路。”李刺苏一句“跟着总司令干到底”堵死了回旋余地。第二天清晨，山雾未散，程斌两枪打倒了李刺苏和保安连指导员李向前，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就此爆发。

日伪军凭着程斌提供的山林道路、联络点、哨卡口令，一寸寸收网。杨靖宇被迫放弃长白山根据地，率仅余的数十人北撤。到了1940年2月，他与两名警卫员残存于蒙江县三道崴子。饥饿令双腿如灌铅，他却不肯束手，硬撑到断粮第八天。林间偶遇“打柴人”，实为伪警赵廷喜，便给了最后几块现大洋换口粮。赵转身便通敌，数百名伪军蜂拥而至。一场二十分钟的激战后，杨靖宇中弹倒在雪地，年仅三十五岁。敌人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只有草根和棉絮。消息传来，敌伪狂欢，档案却只留下“被击毙”四字，凶手姓甚名谁？被抹去。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肃反风声鹤唳。被捕的刘其昌为了求生，揭开旧日旧事。“我在街头看见他，手里撑着把黑伞，一眼就认出来——”他说的是程斌，不敢明讲的余悸写在脸上。北京公安局把线索一层层上报，罗瑞卿拍板：抓！于是有了东单胡同的那声敲门。

程斌落网，先矢口否认。专案人员摆出一摞旧档案——《富森警察大队行动日志》《黑崎游击队电报译文》《长岛工作班汇报书》。每翻一页，他的脸色就灰一分。几番较量后，程斌终于供出细节：杨靖宇最后的行踪是他透露，追击路线是他划定，最终扣动扳机的，是他手下狙击手张奚若。程斌自认做了“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辩解母亲被扣做人质。可在场者心中明白，汉奸的第一颗子弹总是射向自己的民族。

张奚若此时早隐名躲在柳河，户籍一改再改。1952年，他被逮捕，却因种种历史复杂因素未被定罪到顶。1965年，另一名旧部王佐华在狱中揭发，终使杀手真名公之于世。遗憾的是，张奚若仅服刑两年后便以“表现较好”被释放，晚年病死家中，未偿血债。这一段插曲，后来在公安内部档案中多次被提起，也给司法实践留下深刻警示。

回到程斌。1954年，热河省人民法院终审宣判：死刑，立即执行。宣判当天，法庭旁听席上坐着不少老抗联战士。没有鼓噪，只有沉默。有老人说：“他欠杨总司令一声道歉。”话音未落，法警已押着程斌走向刑场。

英烈可死，真相不死。刘其昌的检举、公安的追查，让历史的碎片重新拼合：英雄绝非自戕，叛徒终难脱罪。文件归档时，有人用红笔写下评语：“昭示后人，慎终如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