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姑妈，我考研初试成绩出来了……”我攥着手机，心跳如鼓。“嗯，学院官网会发通知，耐心等。”裴雪鸿的声音平淡，门锁的咔哒声却像重锤敲在我心上。
过去一年，每个周六我都准时出现在她家，从客厅到书房，从书架到地板，每一寸都留下我擦拭的痕迹。
我以为这只是简单的保洁，却没想到，这背后竟藏着如此深的用意。
直到复试通知到来，我无意间得知，五位主考官中，竟有四位是姑妈的学生！
我爸把地址发过来的时候，我刚查完考研分数。
屏幕上的数字卡在三百六十七，比去年北城理工大学环境学院的复试线低两分。我盯着看了很久，久到手机自动熄屏，黑色屏幕上倒映出我那张没什么血色的脸。
电话就是这时候响起来的。
“看见没？”我爸苏建国的声音从听筒里钻出来，带着长途电话特有的电流杂音，“你裴雪鸿姑妈在北理大当院长，就住学校家属院。你每周六过去，帮着收拾收拾屋子。”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紧：“周六我要……”
“要什么要？”他打断我，语气里那种熟悉的焦躁升了上来，“她是你姑妈！你勤快点，多走动走动。她手指缝里漏点消息，够你少走多少弯路？”
“爸，这不太合适……”
“有什么不合适？”他的声音又拔高了一度，“你知道多少人想攀这层关系攀不上吗？”
裴雪鸿确实是我姑妈，但关系远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她是我爸的表姐，我总共只见过她两面。一次是我十岁那年，她回老家参加什么学术会议，顺路来看了一眼。她穿一件米白色针织衫，站在我家门口的水泥地上，鞋边沾了点灰。我妈端茶出来，她接过去时说了声谢谢，声音很轻。第二次是我大二，她来我们学校讲座。我挤在礼堂最后一排，看投影幕布上她的简介——一长串头衔里，“长江学者”和“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这几个字格外刺眼。
那天晚上我爸喝了点酒，拍着桌子说：“看见没？这就是你姑妈！咱们苏家出的凤凰！”
我妈在旁边小声纠正：“是裴家……”
“表亲也是亲！”我爸把酒杯顿在桌上。
血缘其实已经很淡了。裴雪鸿的父亲和我爷爷是堂兄弟，到了我们这代，基本就是过年群发祝福短信的关系。可在我爸心里，这层关系重得像座山。
“地址你存好。”我爸在电话那头说，“这周六就开始去。你裴姑妈忙，你去干活儿，别添乱，眼睛放亮一点。”
电话挂了。
我坐在出租屋的床沿上，床板很硬，硌得腿麻。窗外是北城四月的黄昏，天空泛着脏兮兮的橘红色。合租的室友在厨房炒菜，油烟味顺着门缝钻进来。
手机屏幕又亮了，是我爸发来的第二条消息：“去了好好表现，听见没？”
第一个周六，我拎了一箱牛奶，站在北理大家属院三号楼二单元的门前。
这是栋六层的老楼，红砖墙面爬满了枯萎的爬山虎藤蔓。三单元的门禁系统坏了，单元门虚掩着。我上到四楼，对着401的门牌深呼吸三次，才按响门铃。
开门的不是裴雪鸿。
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短发，戴一副细边眼镜，穿着浅灰色的家居服。“是苏晚吧？”她侧身让我进去，“裴老师交代过了，你叫我陈姐就行。”
玄关很窄，地上摆着两双拖鞋。一双深棕色皮质的，鞋头有些磨损。另一双是崭新的浅蓝色棉拖鞋，标签还没拆。陈姐把那双新的推到我脚边：“穿这双。裴老师让你主要打扫客厅、餐厅、厨房，还有客卫。书房和卧室不用进去。”
我换上拖鞋，鞋底很软，踩上去几乎没有声音。
房子比我想象的小。两室一厅，大约八十平米。客厅的沙发是布艺的，已经洗得有些发白。茶几上堆着几本摊开的期刊，最上面那本的封面印着英文单词“Ecology”。书架占满了一整面墙，塞得满满当当，一些书横着架在竖排的书上。
“抹布和清洁剂在阳台。”陈姐指了指方向，“拖把在卫生间门后。你先擦家具，最后拖地。”
她说完就进了靠里的那个房间，关上了门。后来我知道那是书房，裴雪鸿在家时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里面。
我撸起袖子开始干活。
灰尘比想象中多。书架顶上积了薄薄一层灰，手指抹过去留下一道清晰的痕迹。茶几上的期刊得一本本挪开，擦干净桌面再原样摆回去。摆回去时我瞥了一眼翻开的那页，满篇的曲线图和方程式，标题里有个词我认识——“湿地修复”。
十一点左右，书房的门开了。
裴雪鸿走出来。她穿着深蓝色的毛衣，袖口挽到小臂。头发比几年前白了不少，在脑后松松地绾了个髻。她看了我一眼，点了下头：“来了。”
声音和我记忆里一样，很轻，但清晰。
“姑妈。”我站直身子。
“嗯。”她径直走向厨房，打开冰箱拿了瓶矿泉水，拧的时候手滑了一下。我这才注意到她右手的手指有些不太自然的弯曲。她换了左手，用力拧开瓶盖，喝了两口，又转身回了书房。
门关上的瞬间，我听见里面传来敲键盘的声音，很急，像雨点。
那天我干了三个小时。擦完所有家具，拖了两遍地，把垃圾袋拎到楼下。陈姐在我走之前递过来一个信封：“裴老师交代的，劳务费。”
我捏了捏，挺薄。
“每周六上午九点到十二点，时间你自己掌握，干完就能走。”陈姐送我到门口，“下周来之前给我发个消息，万一裴老师临时有事。”
下楼时我拆开信封。里面是五张一百元，新钞，脆生生的。
我把钱塞进钱包最里层，没告诉我爸。
每周六的保洁成了固定日程。
我渐渐摸清了规律。裴雪鸿通常周六上午都在家，但她几乎不出书房。偶尔出来接水或者去卫生间，也是步履匆匆。我们碰面时她会点个头，有时候说声“来了”，有时候什么都不说。
陈姐告诉我，裴雪鸿带的科研团队有二十几个人，除了上课，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实验室。周六上午是她在家处理邮件和写材料的时间。
“裴老师手不太方便。”有一次陈姐闲聊时说，“年轻时候做野外采样，冬天在湿地待太久，落下了风湿。后来又常年用显微镜，手指关节都变形了。”
我想到她拧矿泉水瓶时费劲的样子。
“那她先生……”我试探着问。
“离了很多年了。”陈姐的语气很平常，“孩子跟父亲在国外。”
我没再问。
房子不大，但打扫起来并不轻松。裴雪鸿的书太多了，书架塞满后，客厅墙角又堆起了两摞半人高的书堆。灰尘落在书脊的缝隙里，得用软毛刷一点点清理。她似乎不在意居住环境，沙发套洗得褪色了也没换，餐桌一角有块陈年污渍，怎么也擦不掉。
但我渐渐发现了一些细节。
茶几上的期刊每周都换，但总是翻到特定的某一页，有时候夹着便签，有时候用铅笔画了线。阳台上养着几盆绿萝，叶子总是擦得干干净净。冰箱门上贴着一张便条，上面是手写的英文单词，每周换一个——上周是“resilience”，这周是“biodiversity”。
第三个月的一个周六，我照常去打扫。那天裴雪鸿难得在客厅，坐在沙发上看一份打印材料。我拖地拖到她脚边时，她忽然开口：“你今年大四？”
我愣了一下：“毕业了。去年毕业的。”
“在准备考研？”
“嗯。”
“报的哪里？”
我犹豫了两秒。这个问题我一直在躲，连我爸问我都没说实话。
“北理大。”我还是说了出来，“环境学院。”
她抬眼看了看我，那眼神很平静，像在打量一件物品。然后她点了点头：“哦。”
没有下文。
她继续看她的材料。我继续拖地。拖把摩擦地板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显得格外响。
那天走的时候，陈姐递给我信封时多说了一句：“裴老师问你是不是每周都来得很准时。”
“我都是九点整到。”我说。
“她知道。”陈姐笑了笑，“裴老师时间观念很强。”
我爸的电话每周日准时打来。
“去了没？”
“去了。”
“活干得怎么样？”
“就那样。”
“有没有跟你姑妈说上话？问问考研的事？”
“她很忙。”
“忙你就等着！等她有空了倒杯水，切点水果，送到书房去！”
我试过一次。那天裴雪鸿书房的门虚掩着，我端着一盘苹果站在门外，听见里面在开视频会议。全英文，语速很快，夹杂着“沉积物”“氮循环”“模型校准”这些词。我在门口站了十分钟，最后把苹果放回了冰箱。
陈姐后来看见冰箱里的苹果，问我怎么没送进去。
“她在忙。”我说。
陈姐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
每个月最后一个周六，信封里的钱会多两百。陈姐解释说：“裴老师说月底大扫除辛苦，加点辛苦费。”
七百块。我全部存进了一张不用的银行卡里。卡是大学时办的，余额短信提醒早就关了。我计划着，等攒够了钱，就租一个离市图书馆更近的房子，这样省下来的通勤时间可以多做两套真题。
北理大环境学院去年的复试线是三百六十九。我的模拟考成绩在三百六十五到三百七之间波动，像心电图一样起伏不定。
十一月，北城下了第一场雪。
那个周六我照常去裴雪鸿家。一进门就看见客厅角落里多了棵小小的圣诞树，大概一米高，上面挂着零星的几个彩球。树下放着几个包装好的礼盒。
“下周裴老师生日。”陈姐一边帮我拿围裙一边说，“几个学生要来。你今天把玻璃都擦一遍，特别是阳台推拉门。”
我擦玻璃的时候格外用力。冬日的阳光透过干净的玻璃照进来，在地板上投出菱形的光斑。书房里隐约传来说话声，门没关严。
“……初筛名单您看了吗？”是个年轻男人的声音。
“扫了一眼。”裴雪鸿的声音，“统考生里有亮眼的吗？”
“有一个初试三百八十二的，本科发过一篇二区SCI，不过是共同一作。”
“本科学校呢？”
“普通一本。”
裴雪鸿沉默了几秒：“面试组老师定了吗？”
“基本还是去年的阵容，秦老、宋教授、高院长，加上您。但高院长说那天可能有校务会，问要不要让严老师替补。”
“先按原计划准备。”
“好。”
我捏着抹布，站在阳台门前，心脏突然跳得很快。
严老师。我听过这个名字。环境学院的官网上有他的介绍——严知行，副教授，研究方向是水污染控制。他是裴雪鸿带出来的第一批博士之一。
那天离开时，雪下大了。陈姐破例送我到单元门口，递给我一个保温袋：“裴老师让给你的，说天冷。”
我在公交站打开保温袋。里面是两个红糖馒头，还温着，和一杯封装好的豆浆。
公交车在雪地里慢慢开。我捧着豆浆，看窗外掠过的街道和行人。忽然想起我爸常说的话：“人情就像存钱，平时多存点，急用的时候才能取出来。”
我不知道我这几个月的擦拭和清扫算不算存钱。
更不知道，如果真以考生的身份站到裴雪鸿面前，她会不会从这单薄的账户里取出哪怕一丁点关照。
又或者，我连这点关照都不该指望。
我只希望，如果真有那一天，她不要认出我是那个每周来她家打扫卫生的、几乎陌生的远房侄女。
这就够了。
初试成绩是二月最后一周出来的。
三百七十一分。
比去年线高两分。比我自己预估的高了四分。
我截屏发给我爸。他的电话在十五秒内打了过来。
“能进复试吗？去年线是多少？”
“三百六十九。”
“那你稳了啊！”他的声音里透着兴奋，“赶紧给你姑妈打电话！问问排名！问问复试考什么！”
“学校不公开排名，只能等通知。”
“那你问问你姑妈能不能内部查查！”他的语气又急了，“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
电话挂了。五分钟后又响起来。
“我给你姑妈发微信了，她没回。你这周六去的时候当面问！”
周六我去的时候，裴雪鸿在书房。我打扫完客厅，鼓起勇气敲了书房的门。
敲到第三下，门开了。她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个玻璃杯。
“姑妈。”我吸了口气，“我考研初试成绩出来了。”
“嗯。”
“我报的是北理大环境学院。”我一口气说完，“想问您……知不知道复试通知大概什么时候发？”
她喝了口水，目光越过我看向客厅的窗户。窗外那棵槐树的枝桠光秃秃的。
过了大概五六秒，她说：“学院官网会发通知，耐心等。”
然后她关上了门。
锁舌咔哒一声响，很轻，但很清晰。
那天下午陈姐不在，房子里只有我和裴雪鸿。三点多，书房传来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我犹豫了一下，过去敲门。
门开了一条缝。她正弯腰捡散落在地上的文件。
“需要帮忙吗？”
“不用。”她直起身时，手里那叠纸最上面一页的标题正好对着我——《北城理工大学环境学院2025年硕士复试录取工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她很快整理好文件，看了我一眼：“客厅打扫完了？”
“完了。”
“那今天可以早点走。”
我提着清洁工具下楼时，那个标题一直在我脑子里转。
征求意见稿。
意味着还没定稿。
意味着面试官名单可能还有变数。
复试通知是三月底发的邮件。
时间：4月19日，周六上午九点。
地点：环境学院楼509会议室。
要求准备的材料列了一大串，最后一条是：“请自备个人简历八份，面试时提交。”
我把邮件看了五遍，确认上面没写面试官名单。
我爸当天晚上就打来电话。
“简历！简历好好写！把给你姑妈打扫卫生的事写进去！这最能体现你踏实肯干！”
“爸，这是学术面试……”
“你懂什么！”他打断我，“听我的！你这孩子就是太老实！你每周都去，你姑妈对你印象肯定不差。面试时她要认出你，这就是缘分，是加分项！”
我含糊应了几句，挂了。
做简历时，我在“社会实践”那一栏停了很久。最后写下：“2024年4月至2025年3月，定期参与社区志愿服务。”
没说谎。只是没说服务对象是谁。
第一次明显的冲突发生在三月最后一个周六。
那天陈姐请假，裴雪鸿要去学校开一天的会。她出门前给了我新任务：“书房需要彻底清洁，你今天可以进去打扫。注意，书桌和茶几上的文件、书籍不要动，只清洁表面。”
这是我第一次进书房。
房间比我想象的还小。三面墙都是书架，塞得满满当当。窗边是一张不大的书桌，堆着高高的论文和资料。我小心翼翼地擦书架玻璃，看见许多书脊上都印着“裴雪鸿”三个字。
擦到第二排书架中间时，我看见一个木质相框。里面是张合影，七八个穿学位服的年轻人围着笑容温和的裴雪鸿。照片下方有一行小字：“2018届硕士毕业留念”。
我认出了其中两个人。在学院官网的师资页面上见过，现在都是学院的讲师。
也就是说，裴雪鸿的学生很多都留校了。
这个认知让我的手停了一下。
阳光斜射进来，照在书桌一角的一叠文件上。最上面是个浅蓝色的文件夹，侧面标签打印着：“2025硕士复试-初筛材料”。
我没碰它。
继续擦玻璃，擦窗台，最后跪在地上擦地板。但那个蓝色文件夹始终在余光里。
我知道，如果翻开，可能会看到复试名单。可能会看到我的名字，看到其他考生的分数和背景。
拖把头在文件夹旁边的地板上划过。我起身去洗拖把，回来时发现文件夹的位置好像挪动了一点。可能是我刚才不小心碰到的。它现在斜靠在另一摞书上，封口松了，露出里面打印纸的一角。
书房里很安静，只有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我蹲下来，用半干的抹布，小心地把那个蓝色文件夹推回原来的位置，摆正，让它的边缘和桌沿平行。
那天我三点就走了。在家属院门口碰见裴雪鸿回来。她提着公文包，身边跟着个四十岁左右、戴黑框眼镜的男人。两人在讨论什么“面试评分标准”，看见我时停了。
“姑妈。”我打招呼。
裴雪鸿点了下头，对旁边的男人说：“严老师，这是我亲戚家的孩子，苏晚，每周来帮忙做点家务。”
她又转向我：“这是环境学院的严知行副教授，今年复试面试组的。”
严教授朝我笑了笑：“听裴老师说你在考研？加油。”
我手心冒汗。他看起来很和善，但眼镜后的目光打量着我，带着审视的意味。
“谢谢严教授。”
“报的哪所学校？”他随口问。
我没来得及回答，裴雪鸿接了过去：“她报了我们学院。初试过线了，在等复试。”
她说得很平淡，像在说一件和自己无关的事。
严教授脸上的笑意深了点：“那挺好。认真准备，我们面试时见。”
他们往家属院里走，我往公交站走。转身时，隐约听见严教授压低的声音：“裴老师，您这亲戚的孩子要是进了复试，我们这边是不是要……”
后半句被风吹散了。
也可能，是我没听清。
第二次冲突在四月初，离复试还有五天。
我爸突然从老家来了北城。
他拖个大行李箱，直接找到我租的房子。那是个十五平米的小单间，月租一千二，卫生间和厨房都是公用的。
“这地方能住人？”他一进门就皱眉，“我在你考场附近订了酒店，这两天搬过去。”
“爸，真不用……”
“什么不用！”他声音高了，“面试前必须休息好！这关系到你一辈子！”
他打开行李箱，里面是两套新衣服：“这套正式的面试穿，这套平时穿。都是商场买的，别给你姑妈丢脸。”
我看着他把衣服挂进我那简陋的衣柜，忽然问：“你是不是去找裴姑妈了？”
他的动作顿了顿：“去坐了坐，带了点老家的特产。怎么了？亲戚走动不正常吗？”
“你跟她说了我复试的事？”
“当然说了！不然人家怎么关照你？”
我的头嗡了一声。
“你怎么能这样……”
“我怎么了？”他的声音尖利起来，“我是你爸！你知道现在考研多难吗？三百七十一分！就比线高两分！那些高三四分最后被刷下去的多了去了！你不找关系，别人都在找！”
我们大吵了一架。吵了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最后他指着我，声音发抖：“你清高！你了不起！那你就全靠自己考！看你考不考得上！”
他摔门走了。留下了衣服和酒店房卡。
我没去酒店。把衣服塞进行李箱最底层，继续刷我的面试题库。
但有些事情开始不对劲了。
复试前三天，学院网站更新了通知，加了一条：“面试将分为A、B两组同时进行，考生分组于面试当天现场抽签决定。”
我盯着“抽签”两个字，忽然想起严教授。
如果分两组，他可能只在一组。
裴雪鸿也可能只在一组。
如果我的签抽到另一组……
那晚我做了个混乱的梦。梦见自己站在空荡荡的面试室，对面坐着几团模糊的影子。我递上简历，他们看了一眼就扔在地上：“一个打扫卫生的，也配来考研？”
凌晨三点惊醒，一身的汗。再也睡不着，爬起来背英文自我介绍。
背到第四遍时，手机屏幕亮了。
陈姐发来的微信：“裴老师让我告诉你，本周六（4月19日）上午她有安排，你不用过来打扫了。面试加油。”
一条很平常的告知。
如果我不是每周六都去的话。
4月19日，周六。正是复试面试的日子。
所以，裴雪鸿那天确实有“安排”。
这安排很可能就是当考官。
所以她提前告诉我不用去了。
但她没说，她会不会恰好是我的考官。
也没说，我该不该在面试时提到我们认识。
周六上午有安排。
周六上午有面试。
这两个信息在我脑子里转，引出一个我不敢细想的问题：如果她知道我那天面试，如果她知道我每周六都去她家，如果她特意把面试安排在周六——
是不是想避开我？
或者说，想让我避开她？
复试前一天，周五傍晚，我又去了一趟裴雪鸿家。
陈姐开的门，很惊讶：“你怎么今天来了？明天才是周六。”
“来送点东西。”我递给她一个纸袋，“老家寄来的新茶，给姑妈的。明天我……有事，可能来不了。”
陈姐接过纸袋，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裴老师明天也不在家。她要去学院，开一天的会。”
“我知道。”我说。
我们站在门口。四月的晚风吹过楼道，带起一点灰尘。
我想问陈姐知不知道明天开什么会。想问抽签的细节。想问裴雪鸿最近有没有提起过我。
最后什么也没问。
“那我走了。”我说，“这段时间，谢谢陈姐照顾。”
转身时陈姐叫住我：“苏晚。”
她很少直接叫我名字。
“面试的时候……就像平时那样表现就行。别想太多。”
我点点头，走了。
那晚我最后一次核对材料。八份简历，成绩单，身份证，准考证，证书复印件。把它们整齐地码进透明文件袋，塞进背包最外面的夹层。
然后打开手机，翻到和裴雪鸿的微信对话框。
聊天记录很少。基本都是她发的简短通知。
“本周六我有事，你不用来。”
“下周六陈姐在，你直接联系她。”
“这个月辛苦。”
我点开输入框，手指悬着。
“姑妈，明天我参加复试面试。谢谢您这段时间的关照。”
想了想，删了。
改成：“姑妈，明天我会尽力。”
又删了。
最后发出去的是：“姑妈，明天我去学院参加复试。祝您一切顺利。”
她没有回。
直到我关灯躺下，对话框里还是只有我那一条消息，孤零零地挂着。
4月19日，周六。早上七点，我起床洗漱。
换了最普通的白衬衫和黑裤子。没穿我爸买的那套。
对着洗手间模糊的镜子练习微笑时，忽然想起，过去一年的每个周六早晨，我也是这样准备出门。只是目的地从裴雪鸿家那栋红砖楼，变成了环境学院那幢灰色的水泥楼。
收拾背包时，我犹豫了一下，把那双半旧的橡胶手套也塞了进去。没什么理由，只是一种习惯。
公交车需要换乘一次，总共五十分钟车程。我戴上耳机，里面是昨晚录的英语问答练习。声音是我自己的，但听起来陌生，像另一个人。
窗外，北城在晨光中慢慢苏醒。
如果我没有每周去那栋小楼打扫卫生。
如果我不认识裴雪鸿。
如果我的初试不是三百七十一分。
此刻的我可能还在睡觉，可能去图书馆占座，可能和室友商量中午吃什么。
但人生没有如果。
公交车报站：“北城理工大学站，到了。”
我按下停车铃，背好背包。车门打开，早晨的阳光猛地照进来，刺得我眯起眼。
脚踩到地面时，我在心里说：好了，就这样吧。
不管面试室里坐着谁。
不管他们认不认识我。
不管我爸做了多少多余的事。
不管裴雪鸿到底怎么想。
我只需要走进去，坐下，说出名字和考号，递上简历。
然后，听天由命。
环境学院楼是幢五层的灰色建筑，墙上的爬山虎刚长出新叶。
我站在509会议室门口时，八点四十五分。走廊里已经有十几个考生。有人小声背英文，有人反复翻笔记。空气绷得很紧。
我找了个靠墙的角落坐下，把背包放在膝盖上。橡胶手套在包里发出轻微的摩擦声，我下意识地把它往深处塞了塞。
八点五十五分，一个年轻的助教拿着名单出来。
“现在公布分组抽签结果。念到名字的同学记住组别。A组在509室面，B组在斜对面的511室。”
我的心沉了一下。
509。就是我此刻所在的这间会议室门口。
意味着我不需要移动，就在这里等。
但也意味着，我看不到511室里的考官是谁。
助教开始念名字。
“A组：陈竞、张蔚、刘子轩、苏晚……”
我的名字，第四位。
“B组：王哲、孙雨、李思远……”
我默默数了，A组七人，B组八人。
九点整，会议室门开了。第一个考生走进去。门关上的瞬间，我瞥见里面是张长条会议桌，对面坐着五个人影。
距离太远，看不清脸。
等待的时间被拉得很长。第二个考生进去时，我隐约听见英文提问。第三个考生进去前不停抖腿，出来时脸色惨白。
“A组，苏晚。”
助教叫到我的名字。
我深吸一口气，站起来。
推开那扇厚重的木门前最后一瞬，忽然想起每个周六推开裴雪鸿家单元门的感觉。
一样的未知。
一样的踏入一个由他人主导的领域。
门在身后轻轻合拢。
会议室比想象的小。窗户朝东，晨光斜射进来，在深色会议桌中央投下一道光带。
桌子对面，坐着五位考官，三男两女。
我几乎立刻认出了最左边的严知行教授——那天在家属院门口见过。他今天穿浅蓝色衬衫，朝我微微点头。
正中间是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戴金丝眼镜，面前摊着我的简历。
右边是位四十多岁、面容严肃的男老师，正低头记录。
再右边是位五十岁上下的女教授，头发挽得很整齐，神情肃穆。
最右边还有一位，看起来最年轻，约莫三十五岁，戴无框眼镜，双手交叉放在桌上。
五个人。
我的呼吸滞了一下。
“请坐。”中间的白发老教授开口，声音温和。
我把八份简历依次递到每位考官面前。最年轻的那位接过时说了声“谢谢”，声音很平静。
他们各自翻开简历看起来。
女教授翻开第一页，目光停在“个人信息”栏。
“苏晚同学，请先用英文做一段自我介绍。”那位严肃的男老师率先开口。
我开始背那篇演练过无数遍的英文自我介绍。声音还算平稳，至少我自己听不出抖。
两分钟到，五位考官都在简历上记录。
白发老教授推了推眼镜：“你本科阶段在滨城环境监测站实习过，主要参与什么项目？”
我按准备的内容回答。
他追问了几个技术细节，我调动全部知识储备，答得还算流畅。
女教授接着问：“为什么报考北理大环境学院？”
标准问题。我给出标准答案：学院学术实力强，研究方向契合。
她没有追问，但目光没离开简历。
严教授开口了。他问了个具体的专业问题：“谈谈你对微塑料在淡水生态系统中的迁移转化机制的理解。”
我尽力把本科所学和近期看的文献结合起来回答。说到一半时，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严教授手里转的那支笔，笔杆是墨绿色，镶着银色细纹。
很眼熟。
我在哪里见过？
大脑飞速搜索。裴雪鸿的书房。那张书桌的笔筒里，就有一支一模一样的笔。有一次我擦桌子时，那支笔滚到地上，我小心捡起来放回去。笔杆上有个很小的、独特的logo，当时没细看。
严教授又追问了个模型应用的问题，我勉强答完。
但注意力已经无法完全集中了。
那支笔。
如果是普通款式就算了。但那支笔的设计很特别，我在别处没见过。而且，裴雪鸿笔筒里的笔大多是黑色或深蓝色，只有那一支是墨绿镶银。
会是巧合吗？
最年轻的那位考官第一次开口。他的声音很平稳，放下手里的笔，看向我。
“你简历上写，本科阶段在‘滨城生态研究院’有过科研实践。”
我心跳快了一拍。
“具体是哪个项目组？”
我报出导师的名字。
他微微侧身，向旁边的白发老教授低语。那声音恰好能飘进我耳朵。
“……裴院长当年，是不是在这个组做过联合指导？”
白发老教授推了推眼镜，没有回应。他只是再次低下头，看我简历的眼神变得有些难以捉摸。
我的手心开始渗出细汗。
女教授翻到了简历最后一页。她的指尖在“家庭联系人”那一栏停了下来。
那里写着：父亲，苏建国。
她忽然抬起眼。那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打在我脸上。
“你父亲是苏建国？”
她一字一顿地问。
“那么，裴雪鸿院长是你什么人？”
会议室里的空气仿佛瞬间被抽干了。
我望着眼前五张严肃的面孔，脑海突然一片空白。
过去一年的每个周六清晨，我拎着水桶和抹布，站在那栋爬满枯藤的红砖楼前按门铃的画面，不受控制地涌了进来。
严教授手里那支墨绿镶银的笔，在晨光下反射出冰冷的光。
五个人。
四个都是裴雪鸿的学生。
这个认知像冰水一样浇下来。
“是……远房亲戚。”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我父亲的表姐。”
“你们两家，平时来往多吗？”女教授追问，语气平淡但有压力。
我沉默了两秒。
这两秒里，无数画面闪过。
我爸每周日的查岗电话。
那罐在厨房角落发霉的腌菜。
那些被我擦得锃亮、冰凉沉重的奖杯。
裴雪鸿夹着电话匆匆出门的背影。
信封里那五张或七张崭新的百元钞票。
陈姐说“面试时正常表现”时的眼神。
还有那些独自刷题到深夜的时光。
屏幕上的三百七十一分。
背包夹层里那双半旧的橡胶手套。
“不多。”我说，“只在必要的家庭聚会时偶尔见。”
我没提打扫卫生的事。
一个字也没提。
女教授低下头，在我的简历上写了很长一段评语。写完后，她抬起头，深深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像在审视，又像在评估什么难以量化的东西。
白发老教授重新戴上眼镜。
“好的，面试到此结束。你可以离开了。最终结果三个工作日内会在学院官网公布。”
我站起身，朝考官席鞠了一躬，转身向门口走。
手握住冰凉的门把手时，身后传来了严教授的声音。
“对了，苏晚。”
我回过头。
他脸上带着和那天在家属院门口一样的温和笑容。
“裴雪鸿老师今天也在学院，你知道吗？”
“……知道。”
“她原本是今天面试组的成员。”
严教授的声音不疾不徐。
“但因为一些临时安排，由我替她参与。”
“她让我转告你一句话。”
我屏住呼吸。
“无论结果如何，都要保持努力，走好自己的路。”
这句话像一根极细的针，轻轻扎进我心里某个最软的地方。
我张了张嘴，喉咙发紧。
最后只说出两个字：“谢谢。”
走出509会议室，走廊里的阳光刺得我几乎睁不开眼。
下一位考生已经等在门口，和我擦肩而过时，我看见他脸上写满紧张。
我快步走到楼梯间转角，背靠着冰凉的墙壁，才感觉到双腿在微微发软。
裴雪鸿原本是今天的考官。
但因为临时安排，换成了严教授。
也就是说，如果她没有临时变动，今天坐在那里审视我的人，就会有她。
我就会在她面前，在我的研究生复试现场，在递上写着“苏建国之女”的简历之后。
她是故意的吗？
这个念头一旦冒出，就像疯长的藤蔓，瞬间缠住全部思绪。
我想起她让我每周六去打扫——恰恰是面试这天，明确告诉我不用再去。
想起她知道我考研，却从未主动给过任何一句指导。
想起她书房桌上那份《复试工作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想起陈姐说“周六裴老师有安排”。
也许，她只是不想面对这种尴尬。
也许，她在主动避嫌。
也许，她内心深处，根本就不希望我考入她的学院。
但，严教授是她的学生。
他坐在那里了。
我走下楼梯，脑子里乱成一团。
走到四楼拐角时，瞥见走廊尽头有个熟悉的身影。
是陈姐。
她正在和一位女老师说话，手里拿着个文件夹。我下意识侧身，躲到一根承重柱后面。
陈姐的声音隐约传来。
“……裴老师让我送过来的，说是给面试组参考。”
女老师接过文件夹：“裴院长今天真不过来了？”
“不过来了，学校有个紧急会议要她主持。”陈姐回答，“严老师不是在509了吗？裴老师说，有他在就可以了。”
“那倒也是。”女老师点头，翻开文件夹看了看，“严教授是她带出来的第一批博士，面试的标准和尺度，肯定都清楚。”
“这里面是……”
“一些往年的优秀面试记录案例，还有……”
陈姐的声音压低了。后面的话，我听不清。
女老师拿着文件夹朝509会议室的方向走去。陈姐则转身下了楼。
我躲在柱子后面，等脚步声都消失，才慢慢走出来。
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厉害。
严教授是裴雪鸿带出来的第一批博士。
这个信息在我脑中炸开。
我忽然想起书房里那张合影——2018届毕业生。严教授看起来四十多岁，博士毕业至少是十几年前。所以他不止是她的学生，更是早期弟子，堪称“开山大弟子”一样的存在。
那么，今天面试我的五位考官中，至少有一位，是裴雪鸿学术血脉的直系传承者。
我脚步有些虚浮地往下走。
来到一楼大厅，目光被墙上的学院师资介绍栏吸引，不由自主地停下来。
我一个个看过去。
白发老教授——秦教授，学科泰斗，简介里没提师承。
女教授——宋教授，研究方向是水污染控制。
严肃的男老师——高副教授。
最年轻的那位——周副教授，简介最后一行：“师从裴雪鸿教授，2015年获博士学位。”
严知行教授——简介里同样写着：“师从裴雪鸿教授，2008年获博士学位。”
我的手指顺着玻璃展板继续往下滑。
然后，猛地停住。
宋教授，那位神情严肃的女教授。
她的简介里，有一行这样的描述：“2012年至2015年，于裴雪鸿教授课题组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她也是裴雪鸿的学生。
我再仔细看高副教授的简介。在密密麻麻的成果列表中间，发现了一句：“曾作为主要成员，参与裴雪鸿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是紧密的合作者关系。
秦教授呢？我重新仔细读他那长得多的简介。在最后一段，看到一句：“长期与裴雪鸿教授团队保持学术合作，共同指导博士生三名。”
也就是说，509会议室里坐着的五位考官。
一位是裴雪鸿早年亲授的博士（严知行）。
一位是她指导过的博士后（宋教授）。
一位是她长期的科研合作者（高副教授）。
一位是她带的年轻博士（周副教授）。
只有秦教授，可能关系相对疏远，但也有合作。
而这个阵容，原本的构成中，应该有裴雪鸿本人的位置。
我走出环境学院楼，四月的阳光温暖得近乎虚幻。
我在门口花坛边坐下，想从背包里拿水喝，手指却先碰到了那双橡胶手套。
我盯着那双边缘已经磨损的淡黄色手套，看了很久。
过去一年，每个周六上午，我都戴着它，擦家具，拖地，清洁卫生间。
而刚才那间面试室里，坐着五个人。
其中四个，都与那个我每周去为她打扫房间的女人，有直接或极其紧密的学术关联。
他们知道我的身份吗？
严教授肯定知道。他不仅在家属院门口见过我，知道我是“亲戚家的孩子”。他今天更是特意问了我父亲的名字，特意提起了裴雪鸿。
宋教授呢？她反复追问我的家庭关系，在简历上留下大段评语。
周副教授呢？他特意提到我本科的科研实践，还低声问秦教授裴雪鸿是否做过联合指导。
秦教授呢？他看起来最和蔼，但最后那个关于亲戚关系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他问出的吗？不，是宋教授问的。但秦教授显然知情。
他们都知道我是谁。
知道我和裴雪鸿之间那层薄薄的亲戚关系。
知道我为什么站在北理大环境学院的复试考场上。
但是，没有人知道——或者说，没有人在乎——我每周六去她家打扫卫生。
没有人知道，我是擦着那些代表无上荣耀的奖杯，来准备我的考研复习。
没有人知道，我把每个月那五百或七百元“劳务费”悄悄存起来，梦想着租一个离知识更近的容身之所。
他们只知道，我是“裴院长的亲戚”。
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是我爸。
“面试怎么样？见到你姑妈了吗？她跟你打招呼没？关照你没？”
我没回。直接把手机塞回口袋深处。
在花坛边坐了二十分钟，我看着其他考生陆续从楼里出来。有人兴奋地打电话，声音雀跃。有人垂头丧气，步履沉重。
我看见陈姐从侧门出来，开着一辆白色的小车离开。
我看见严教授和一位年轻助教边走边聊，经过花坛时，他看见了我。他的脚步几不可察地顿了一下，但没停留，也没说话，继续往前走。
最后，我站起身，因为久坐，双腿有些麻。
我该回那个十五平米的出租屋，等三天后或许早已注定的结果。
或者，不必等。
但我没走向校门。
我转过身，重新走进了环境学院楼。
我不知道自己还想做什么。也许是想看看511会议室什么样，B组的考官又是谁。也许，只是内心深处那份强烈的不甘心，驱使着我的脚步。
四楼的走廊已经空荡荡，面试全结束了。509和511的门都开着，保洁阿姨正在里面打扫。
我在511门口停住，往里看——同样的会议桌，同样的五张考官椅。
保洁阿姨拖着清洁车出来，看见我站着，问：“同学，落东西了？”
“……没有。”我顿了顿，“阿姨，请问今天在这间教室面试的老师们，您认识吗？”
阿姨摆摆手，笑了笑：“我哪认识，都是大教授。”
她推着车，叮叮当当地走远了。
我走进511会议室。
空气里残留着一丝淡淡的烟味——刚才有考官在这里抽过烟。
会议桌上有几个用过的一次性纸杯。其中一个杯壁上，印着一圈浅浅的口红印。说明B组也有女考官。
我的目光扫过桌面，想找有没有遗落的名牌或文件。
没有。
保洁阿姨收拾得很干净。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眼角余光瞥见了墙角的垃圾桶。
最上面，扔着几张皱巴巴的纸，像是打草稿或记录的废纸。
我犹豫了三秒。
然后，走了过去。
第一张纸，上面是半页凌乱的英文笔记，看不懂。
第二张纸，是个手写名单，列着八个名字——应该是B组八位考生的名单。
第三张纸……
第三张纸是印着“北城理工大学环境学院”抬头的会议备忘纸。
纸上用黑色签字笔潦草地写了几行字：
“A组（严负责）：苏（亲）、张（382）、刘（380）…B组（宋负责）：陈（381）、王（379）…裴院长交代：一切按既定章程与标准执行，无需特殊考虑。”
纸的右下角，有个很小但清晰的签名缩写：Y。
严。
我捏着那张纸，手指开始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
窗外射进来的阳光，正好落在“苏（亲）”这两个字上，落在“无需特殊考虑”这六个字上。
无需特殊考虑。
意思是，不必给特殊照顾？
还是，不必进行特殊对待？
按既定章程与标准执行。
意思是，就当最普通的考生来评判？
但为什么，在我的名字后面，标的是“亲”？
而其他考生名字后面，标的是他们的初试分数。
纸的背面，还有更潦草的字迹，像匆忙间记的笔记。
“裴院长明确表示：程序正义高于一切。”
“她本人选择回避，以避嫌。”
避嫌。
这两个字，像两柄沉重的铁锤，狠狠砸在我胸口。
我背靠着冰冷的墙壁，慢慢滑坐到还没完全干透的地面上。
保洁阿姨拖地留下的水渍，浸湿了我的裤脚，传来一片冰凉。
所以，裴雪鸿今天不来，是为了避嫌。
因为我是她亲戚。
所以，严教授知道，宋教授也知道。
所以，他们会问那些问题。
所以，“程序正义高于一切”。
意思是，既不会帮我，也不会刻意卡我？
还是说，正因为标了“亲戚”身份，反而要更严格地审视，以证明全过程的绝对公正？
我不知道。
这张纸没写任何结果，它只揭示了一个冰冷的事实：在考官们眼里，我是“苏（亲）”，而不是“苏（371）”。
我将纸揉成一团，想扔回垃圾桶，动作停在半空。
我重新展开它，仔细抚平褶皱，对折，塞进了外套口袋。
走出511会议室，我看见走廊尽头有间办公室门虚掩着。
门牌上写着：严知行 教授。
我走过去。
办公室里没人。办公桌上堆满书和文件夹，窗台上有盆长势很好的绿萝。
我的目光扫过桌面，最后停在笔筒上。
墨绿镶银的笔。
不止一支。
是四支。
和我在裴雪鸿书房里看到的那一支，一模一样。
我后退一步，准备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由远及近的脚步声和谈话声。
“……那孩子刚才出去了，状态看着还行。”是严教授的声音。
另一个女声回应：“裴老师再三叮嘱过，我们严格按流程走就行。她那边……”
话音到了门口。
我无处可躲。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我和严教授、宋教授迎面撞上。
严教授看见我，明显愣了一下。
“苏晚？你怎么还在这儿？”
宋教授站在他身后，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随即移向我紧握背包带子的手——那双橡胶手套的一角，从背包侧袋露了出来。
“我……”大脑一片空白，“我好像有支笔落在面试室了，来找找。”
“笔？”严教授走进办公室，把公文包放桌上，“什么样的笔？”
“普通的黑色签字笔。”我胡乱编造。
“找到了吗？”
“没有。”我摇头，“可能是我记错了，没带出来。”
宋教授也走进来，她拿起桌上的水壶，给自己倒了杯水。喝了一口后，她看向我。
“面试感觉怎么样？”
“还行。”
“那就好。”她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谈天气。
严教授在办公椅上坐下，从笔筒里抽出一支墨绿镶银的笔，在指间熟练地转着。
“你准备回住处，还是回家？”
“回住处。”
“在北城租的房子？”
“嗯。”
“考研不容易。”他说，手中的笔转得更快了，“尤其是考我们学院。”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只能点点头。
宋教授忽然开口，问：“你每周六，都去裴老师家帮忙做家务？”
我全身的肌肉瞬间僵住了。
她怎么会知道？
严教授也停下了转笔，看向宋教授。
宋教授的表情很自然，像在问一件日常小事。
“……是。”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干涩。
“主要做什么？”
“打扫卫生。”到了这一步，已经没有瞒的必要了。
“哦。”她点点头，又喝了口水，“裴老师家虽然不大，打扫起来也挺费工夫吧。”
“还好。”
“做了多久了？”
“差不多一年。”
办公室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只有墙上挂钟的秒针，在规律地走动，发出咔、咔的轻响。
严教授把手中的笔放回笔筒，站起来。
“苏晚，你先回去吧。最终结果出来，学院会统一通知。”
我如蒙大赦，转身就要走。
“等一下。”宋教授叫住了我。
我回过头。
她放下水杯，走到我面前。她的眼神锐利如刀，仿佛要穿透我的皮肤，看清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你知不知道，裴老师今天为什么坚持不来当考官？”
我摇摇头。
“因为她不想让你为难，也不想让自己为难。”宋教授的声音很清晰，每个字都敲在我耳膜上，“她让我和严老师来，是因为我们都是她一手带出来的学生。我们最清楚她的学术标准，也最明白她为人处世的原则。”
严教授皱了下眉，似乎想说什么：“宋老师……”
宋教授没理会他，继续看着我。
“裴老师的原则是，学术归学术，人情归人情。所以，她从来不收任何亲戚、朋友的孩子进自己的课题组。一个都没有。”
我站在原地，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在一点点变冷。
“但你是第一个。”宋教授说，“第一个以亲戚身份，来报考她所在学院的硕士生。所以她很为难。不招，家族人情上或许说不过去。招，就打破了她坚持了近三十年的规矩。”
严教授接过话，他的声音比刚才低沉了一些。
“所以她让你每周去她家。她想亲眼看一看，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孩子。是想真心实意做科研，还是仅仅想借她这块‘跳板’。”
过去那些周六早晨，一幕幕在我眼前闪过。
裴雪鸿匆匆离去的背影。
她偶尔投来的、含义不明的目光。
她说“好好复习”时的平淡语气。
陈姐递过来的、装着五百或七百元的信封。
所以，那不仅仅是劳务费。
那是一场持续一年的、沉默的观察？
一场关乎品行与动机的测试？
还是别的什么？
“你今天面试的表现，可圈可点。”宋教授说，“专业基础回答得比较扎实，英语口语也流畅。初试三百七十一分，过了线。”
她停顿了一下，目光依然锁定着我。
“但你知道，B组有个考生初试三百八十二分吗？还有一个，本科就以第一作者发过SCI论文。”
我知道。
那张纸上，写着。
“今年全院通过统考招的名额，非常有限。”严教授的声音响起，“我们这组，和B组，最终可能各自只有一个录取名额。”
我忽然明白了。
为什么要分成A、B两组。
为什么要把我和其他高分考生分开。
为什么我的面试顺序安排在A组第四位。
因为如果我被分到B组，将不得不和那个三百八十二分的考生正面竞争。
而在A组……
“A组其他几位考生，初试最高分是多少？”我问。
严教授和宋教授交换了一个眼神。
宋教授开口：“三百七十分。还有一个是三百六十八分。”
所以，在A组，我的初试分数是最高的。
高一分，或三分。
“面试成绩，在总评里占百分之五十的权重。”严教授说，“如果你的面试表现足够好，综合评分就能占优势。”
如果。
如果。
“我们刚刚已经给你的面试打了分。”宋教授从桌面上拿起一张评分表，“但最终的录取结果，需要综合初试和面试分数，加权计算才能确定。同时，也需要……”
她没有把话说完。
但我已经懂了后半句。
也需要裴雪鸿院长的最终首肯。
因为严教授和宋教授都是她的学生，他们必定会尊重她的意见。而高副教授是她的重要合作者，同样会充分考虑她的态度。周副教授是她的年轻弟子，更不用说。
所以，决定权，兜兜转转，依然握在那个我每周去为她打扫房间的女人手里。
“她今天没有出现，是因为她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严教授说，“她需要时间。”
我走出那间办公室时，双腿沉重得像灌满了铅。
走廊长得仿佛没有尽头。
口袋里的那张纸，坚硬的折角硌着我的大腿。我伸手进去，指尖触碰到那行冰冷的字迹：“裴院长交代：一切按既定章程与标准执行，无需特殊考虑。”
无需特殊考虑。
所以，面试评分会严格按照标准进行。
所以，结果会按流程产生。
但“既定章程与标准”是什么？
是把我当普通考生，仅凭分数和表现裁决？
还是当作“需要避嫌的亲戚”，进行更严苛的审视？
我不知道。
走到楼梯口时，听见身后办公室的门又被打开了。
严教授的声音传来，这一次压得很低，但我还是捕捉到了关键的一句。
“……裴老师刚来电话。”
“她说她改主意了。”
“她要求调看今天所有面试的全程录像。”
“尤其是苏晚的那一场。”
宋教授的回应紧接着响起：“那她今晚肯定会找我们要详细的面试记录。你把我和高老师上午记的评估笔记整理好，一并发给她。她知道苏晚每周去打扫卫生的事吗？”
严教授问。
“陈姐应该汇报过。”宋教授的声音很平静，“但她从未在我们面前主动提起过。刚才那孩子自己承认了。”
“承认了也好。”宋教授顿了顿，“至少，态度是诚实的。”
脚步声向门口靠近。
我急忙快步下楼，心脏在胸腔里擂鼓般狂跳。
裴雪鸿要亲自看面试录像。
她要重新评估。
就在今晚。
我走出环境学院楼，午后的阳光刺眼得让人眩晕。
手机又在口袋里震动，还是我爸。
“怎么一直不回消息？到底怎么样了？我给你姑妈打电话她一直不接！你快点联系她问问情况啊！”
我没理会。
直接按下了静音键。
走到公交站台时，我下意识地回头，望向学院楼。
五楼，教师办公区的一扇窗户敞开着。
窗边似乎站着一个人影。
距离太远，看不清脸，但那身形和站姿，像极了裴雪鸿。
她在看什么？
看着楼下散去的人群？
看着我们这些刚经历完淬炼的考生？
或者，只是站在窗边，吹吹风，理理纷乱的思绪？
公交车进站了。
我上车，找了最后排靠窗的位置。
车辆启动，缓缓驶离路边。我回过头，透过布满灰尘的车窗，再次看向那扇五楼的窗户。
那个人影，依然站在那里。
公交车转弯，那扇窗，那幢灰色的楼，彻底消失在城市的街景之后。
我将头靠在冰凉的玻璃窗上，闭上了眼睛。
脑海中，今天的画面不受控制地反复闪回。
五位考官或严肃或平和的面容。
严教授手中那支墨绿镶银的笔。
511会议室垃圾桶里，那张写着“苏（亲）”的备忘纸。
宋教授锐利如刀的眼神。
严教授转笔时灵活的手指。
还有口袋深处，那张纸上冰冷的话语。
以及，刚才听到的，那句石破天惊的——“她改主意了。要亲自看录像。”
公交车在城市街道上摇晃着行驶。
我看着窗外掠过的商铺、行人、高架桥。这座城市，我待了将近一年。每周六穿越半个城区去做保洁。每天泡在图书馆或出租屋里刷题。住着月租一千二、只有十五平米的小房间。吃着最简单、最便宜的饭菜。
所有这一切，都只是为了今天这场二十五分钟的面试。
都只是为了等一个或许早已被诸多复杂因素缠绕的结果。
而那个能一锤定音的人，此刻就在那幢灰色大楼的五层，那扇敞开的窗边。
她改主意了。
为什么？
因为我的面试表现超出了她的预期？
因为严教授或宋教授向她汇报了什么？
因为我亲口承认了每周去打扫卫生的事实？
还是因为，她终于不得不直面这个困扰了她一年的难题——是否要为自己远房亲戚的孩子，破一次例？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今晚，她会坐在屏幕前，调出录像。
她会看到我坐在509会议室里，回答每一个问题。
她会看到我说“不多”，看到我被问及亲戚关系时那两秒的沉默。
也会看到，严教授手中，那支和她书房里如出一辙的笔。
公交车到站了。
我下车，走向那栋熟悉的、略显破旧的居民楼。
上楼，开门，将背包扔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那双橡胶手套滑了出来，无声地落在地面。
我弯腰把它捡起，放在手里，看了很久。
然后，我走进狭小逼仄的卫生间，拧开了水龙头。
冰凉的自来水哗哗流出。
我将手套浸湿，挤上一点廉价的洗手液，开始用力搓洗。
就像过去一年的每个周六一样，仔细地洗去上面的灰尘和污渍。
洗着洗着，视线忽然变得一片模糊。
眼泪毫无征兆地大颗大颗掉下来，砸进满是泡沫的水池里。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
也许是因为这漫长的一年，实在太累了。
也许是因为今天面试室里那二十五分钟，太过煎熬。
也许是因为那张纸上，那个冰冷的“亲”字。
也许是因为，在那一刻，我突然无比清晰地意识到：
这一年，我擦遍了那套小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擦亮了她所有的奖杯与荣光。
却从未真正看清过，奖杯背后那个名叫裴雪鸿的女人。
我甚至不知道，今晚她看完录像后，指间轻轻落下的一笔，会为我勾勒出怎样的未来。
我更不知道，如果我真的被录取了。
那究竟是因为我的三百七十一分和还算及格的面试表现。
还是因为，我是那个每周六默默去她家打扫卫生的、远房亲戚的女儿。
手套洗干净了。
我拧干水分，将它晾在窗边那道细窄的防盗网栏杆上。
四月的风从窗户缝隙钻进来，吹动着那双淡黄色的橡胶手套，轻轻摇晃。
就像裴雪鸿书房里，那些我擦拭过无数次的奖杯。
在透过百叶窗的疏落光影里，沉默地陈列着一个人毕生的信仰与坚持。
而我的命运，此刻就悬在那位奖杯主人的一念之间。
她改主意了。
口袋里的手机，再次剧烈震动起来。
不是我爸。
是一个我从未存过的、本地的陌生号码。
我按下接听键，将手机放到耳边。
“喂？”
“是苏晚吗？”
听筒里传来的女声，平静，清晰，带着一种我熟悉的、属于实验室和学术报告厅的冷静质感。
是裴雪鸿。
我的手猛地一抖，手机差点滑落。
“姑……姑妈？”
“你现在方便说话吗？”她的声音听不出任何情绪起伏。
“方便。”
“明天上午九点，你来我家一趟。”她说，“不用带任何清洁工具。我有一些话，需要当面和你说清楚。”
“是关于……面试的事吗？”
电话那头，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我甚至能听见她那边，极其轻微的呼吸声。
“是关于所有事。”她终于开口，每个字都清晰得如同冰珠坠地，“关于你为什么，坚持每周六来我家做保洁。关于你为什么，一定要报考我所在的学院。关于今天面试时，你为什么没有告诉任何一位考官——”
她的话语，在这里刻意停顿。
我屏住了呼吸，心跳如雷。
“——你其实早就知道，严教授，宋教授，甚至高教授、周教授，都与我有着千丝万缕的学术关联。”
我的大脑“轰”地一声，变得一片空白。
她知道了。
她全都知道了。
“而我更想知道的是。”裴雪鸿的声音，终于沉了下去，带上了一丝冰冷的、探究的意味，“今天在面试室里，当你看到严教授手中那支，和我书房里一模一样的笔时。你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电话被挂断了。
听筒里，只剩下急促而单调的忙音。
我握着手机，僵立在四月的穿堂风中。
浑身冰凉。
她果然，全都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