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别问。”她在木桌上用指尖蘸水写下这两个字，字迹在煤油灯下显得格外清晰。
1980年，我被下放到大兴安岭深处的阿尔河林场，与一个不会说话的女人共同看守七号防火塔。
四年间，我们在风雪中相依为命，沉默成了彼此唯一的语言。
直到唯一的返城名额出现，我将机会让给了无家可归的她，才知她背后的真相远超我的想象。
1980年深冬，我的生活一夜之间转向了另一个轨道。
第三纺织厂的广播喇叭喊我名字时，我正在检修二号车间的织布机。油污的手套还没来得及摘，工友们投来的目光复杂难辨——有关切，有躲闪，也有庆幸不是自己的松快。
车间主任老陈的办公室暖气不足，窗玻璃上结着冰花。他递过来一张盖着红章的通知书，没让我坐。
“孟建国同志，厂里接到上级安排，调你去大兴安岭阿尔河林场参加劳动建设。”他的手指在“劳动建设”四个字上敲了敲。
我盯着那张纸，耳朵里嗡嗡作响：“我父亲的问题不是去年就……”
“还在复查阶段。”老陈打断我，语气不容商量，“三天后出发，具体回来时间，看情况。”
“看情况”三个字说得轻飘飘的，像窗外飘的雪沫子。
我攥着通知书走出办公楼，北风刮在脸上生疼。纸在手里捏得发皱，红章的颜色有些化开了。
回家收拾行李那晚，母亲一直在厨房抹眼泪，锅里的白菜炖粉条热了三回。父亲坐在藤椅里，烟灰缸里积了半缸烟头。
“去了少说话，多干活。”他最后只说了这一句，声音哑得厉害，“总会有个说法。”
第三天清晨，我背着行李卷上了北去的绿皮火车。
火车开了四天三夜。窗外从灰扑扑的厂房烟囱，变成一望无际的雪野，最后是黑压压望不到头的原始森林。在加格达奇换乘林区小火车，又颠簸了大半天，傍晚时分才到阿尔河林场。
来接我的林场副场长姓吴，叫吴有德，五十出头，脸被风吹得黑红，缺一颗门牙，说话漏风。
“孟建国？”他上下打量我，“城里来的技术工，手是修机器的吧？林场的活儿可糙。”
我说我能适应。
他点点头，从棉袄内兜摸出烟袋锅子，划了三根火柴才点着，咳了几声：“行，安排你去七号防火塔。在驼峰岭上，离场部十八里地，跟一个人搭班看守。”
“谁？”
“一个女同志，不会说话。”吴有德吐出口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表情，“别的别多问。”
我还想再开口，他已经扭头喊人：“老耿！带他上山！”
一个穿旧军大衣的老林业工走过来，接过我的行李就往门外走。
山路被积雪覆盖，老耿走得快，我深一脚浅一脚跟在后面。
“耿师傅，那女同志什么情况？”
老耿脚步顿了顿，压低声音：“场长没跟你说？那就别打听。反正……你就当多个帮手，处得来就处，处不来就当没这个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这话说得含糊，反倒让人不安。
走了快三个钟头，天完全黑透时，终于看见半山腰一点昏黄的灯光。
那就是七号防火塔。
塔下是间石头垒的屋子，不大，二十平米左右。旁边立着十米高的木制瞭望塔，在月光下像个沉默的巨人。
老耿推开门，一股混合着柴火和煮土豆味道的热气涌出来。他把行李搁在门口地上，踩掉靴子上的雪：“就这儿了。明天场部会送这个月的粮来。我回了。”
说完转身就走，很快消失在林子里。
我站在门口，适应屋里的光线。
一个女人背对着门，蹲在铁皮炉子前添柴火。听见动静，她站起身转过来。
我愣了愣。
她比我想象的年轻，大概二十七八岁，瘦，不是普通的瘦，是那种长期吃不饱的嶙峋。脸颊凹陷，显得眼睛特别大。但那双眼睛很亮，像雪地里反光的黑玻璃。
“我叫孟建国，从哈尔滨来的，以后咱俩搭班看守防火塔。”我说。
她看了我一眼，没反应，转身从水缸里舀水。
我以为她没听清，提高声音又说了一遍。
她依然像没听见，把水倒进铁锅里，开始切土豆。
我站在那儿有些尴尬。老耿说得没错，确实不会说话。
屋子用一块洗得发白的帆布隔成里外间。外间是灶台、水缸、一张木桌和两条长凳，靠墙有张木板搭的铺。里间应该是她住的地方。
那晚我睡外间的板铺，她睡里间。
炉火噼啪响，屋里还算暖和，但我睡不着。月光从糊着塑料布的窗户透进来，我借着光打量这间屋子。
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异常整齐。柴火码得棱是棱角是角，水缸盖擦得干干净净，连墙上的日历都贴得端端正正。最让我意外的是窗台上摆着一个破搪瓷缸，里面竟然种着一小丛绿油油的野蒜苗。
零下三十度的深山老林里，这抹绿色简直像个奇迹。
后半夜，我被一阵抓挠声惊醒。
是爪子挠门的声音，伴随着野兽粗重的喘息。
我头皮发麻，摸黑从门后抄起一根桦木棍，手心瞬间湿透。
就在这时，里间的帆布帘掀开了。
她走出来，手里握着一柄磨尖了的冰镩，脚步轻得几乎没有声音。走到门边，侧耳听外面的动静，神情冷静得不像面对野兽，倒像在等待什么。
大约过了十分钟，挠门声停了，喘息声渐渐远去。
她把冰镩靠在门边，转身回里间，整个过程没看我一眼。
我握着木棍站在黑暗中，心跳如鼓。
这女人，绝对不简单。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防火塔的工作不算重，但枯燥。每天两人轮流爬塔瞭望，记录天气和火险等级，隔天巡一次山，检查有没有盗伐或火灾隐患。
真正的难题是吃饭。
每月二十号，场部派人送补给。三十斤玉米碴子，五斤土豆，一小坛咸菜疙瘩，半斤豆油，盐和火柴按人头定量。蔬菜只有窖藏的萝卜和白菜，冻得硬邦邦的，化开后煮汤，一股土腥味。
就这，还得精打细算。月初吃干饭，月中吃稀饭，月底就得往粥里掺野菜。
我来后半个月，脚踝开始浮肿。手指按下去，肉陷进去一个坑，好久弹不回来。
老耿送粮时看见了，蹲下捏了捏我的脚脖子：“浮肿病。场里好些人都有，缺营养闹的。”
那天傍晚，她从里间拿出一个旧手绢包。
我从未见过那个手绢包，不知她什么时候藏的。
她打开手绢，里面是些晒干的草根和树皮。她把那些东西放进锅里煮，煮出一锅褐色的汤水，有股苦味。
她把汤倒进碗里递给我。
我接过碗，正要喝，突然看见她用食指蘸了点碗里的水，在木桌面上写了两个字：
消肿。
我整个人愣住了。
她会写字。
她识字。
1980年，识字的女人不少，但在这种地方，一个被下放到深山防火塔的“哑巴”识字，就不寻常了。
我看着桌上渐渐干涸的水渍，张了张嘴：“你念过书？”
她没回应，转身回了里间。帆布帘落下，隔断了所有追问。
那汤我喝了四天，脚踝的肿真的消了。
我终于憋不住，在她去屋后劈柴时跟了出去。
“你叫什么名字？从哪儿来的？为什么装哑巴？”
她手里的斧子停在半空。
我以为她会像往常一样无视我。
但她放下斧子，走回屋里，蘸水在桌上又写了两个字：
别问。
写完，她推门出去，站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站了很久。风卷起雪沫子打在她身上，她像没感觉似的。
那天之后，我再没问过她的过去。
腊月最冷的那几天，气温降到零下四十度。呼气成霜，睫毛结冰。
轮到我去场部领补给。单程十八里，来回三十六里，天不亮就得出发。
去时还好，虽然冻得脸发麻，但天晴路清。回来时变了天，乌云压顶，狂风卷着鹅毛大雪，能见度不到十米。
我在林子里迷了路。
背着三十斤粮袋，在齐膝深的雪里挣扎。体温一点点流失，手脚开始僵硬，脑子也越来越糊涂。
最后实在走不动了，靠着一棵红松滑坐下来，心想可能要死在这儿了。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一种声音。
不是风声。
是哨声。
短促、有节奏的哨声，穿透风雪传过来。
我用尽最后力气爬起来，朝着哨声方向挪。
跌跌撞撞不知摔了多少次，终于看见一点晃动的火光。
是她。
她举着松明火把，脖子上挂着铁哨子，站在风雪里，棉袄上结了一层冰壳。
她怎么知道我会迷路？她怎么找到这里的？
来不及细想，我眼前一黑，向前栽倒。她冲过来架住我，把火把塞进雪里，半拖半扶地把我往回拉。
后来的记忆很模糊。只记得她把我弄回屋里，灌了姜汤，用两床棉被把我裹成粽子。
我发了三天高烧，昏沉中隐约听见有人在哼歌。旋律很陌生，悠长苍凉，像风穿过松林。
退烧后醒来，天已大亮。
阳光透过塑料布窗户，在她身上投下一片光斑。她坐在窗前补袜子，手指冻得通红，针线却走得细密。
我动了动，她转过头看我。
那种眼神很难形容，不是关切，也不是喜悦，就是静静地看着，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她起身，从锅里盛出一碗粥。
粥比平时稠，里面竟然有几片肉——是腌的狍子肉，我们每月只有半斤的配额。
我接过碗，喉咙发紧，说不出话。
从那以后，我们之间有了微妙的变化。
说不清是什么，但确实不一样了。
她还是不说话，但我们形成了默契。我巡山、修塔、劈柴，她做饭、采药、晾晒野菜。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对方需要什么。
开春雪化时，我把从家里带来的半导体收音机修好了。
那是一台“春雷”牌收音机，路上颠坏了，一直没响过。我捣鼓了好几天，终于调出了声音。
收音机里播着新闻、样板戏，有时还能收到苏联的广播。
她坐在旁边听，神情比平时柔和些。
我教她调台，她很快学会了。后来我发现，她根本不用我教——她对收音机的结构很熟悉，一次旋钮接触不良，她拆开后盖，用柴刀刮了刮接触片，三两下就修好了。
我看着她麻利的动作，心里疑团更大。
这手艺，不比我们厂里的老师傅差。
她到底是什么人？
但我记着桌上那两个字，没问。
夏天晾被子时，从她被子里掉出一张照片。
黑白照片，边角磨损得厉害。上面是十几个人站在一栋苏式建筑前，都穿着深色制服。她站在第二排左边第三个，比现在圆润些，脸上带着微笑，和现在判若两人。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字，但被水渍晕染，只能勉强认出“研究”和“所”三个字。
什么研究所？
正看着，她突然冲过来，一把抢过照片，紧紧攥在手里。
我看见她的手在抖，眼眶瞬间红了。
我张了张嘴，终究什么也没说。
她握着照片走到屋外，在夕阳里站了很久，久到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还有一次，她上山采药，我找火柴时碰掉了她枕头下的笔记本。
一本巴掌大的硬皮本，边角磨白了。我翻开，里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但我一个都不认识——不是汉字，也不是英文。
后来我偷偷问场部一个读过大学的知青，他瞥了一眼说：“俄文。这是俄文。”
俄文？
苏联的文字。
一个深山防火塔的“哑巴”女人，为什么会写俄文？
我把笔记本原样放回枕头下，没告诉任何人。
那晚我失眠了。
想起她在大雪里举着火把找我的样子，想起她把狍子肉拨进我碗里，想起桌上那两个字。
她有秘密。
但她救过我的命。
就凭这个，我该闭嘴。
时间一晃到了1983年夏天。
那天我在瞭望塔上，看见三个人正往山上爬。
走近了才看清，是采伐队队长孙福贵，带着两个跟班。
我心里一沉。
孙福贵在林场名声很臭。仗着姐夫是区林业局的小领导，在场里横行霸道，克扣知青口粮，欺负没背景的工人。大家私下都叫他“孙扒皮”。
他们到防火塔时，她正在屋外晾衣服，背对着山路。
孙福贵的眼睛一下子直了。
他叼着的烟卷掉在雪地上，目光黏在她身上，上下打量。
“哟，这驼峰岭上还藏着凤凰呢？”他咧嘴笑，露出黄牙，转头对我说，“孟技术员，小日子过得挺美啊。”
我没接话，只问：“孙队长来检查防火？”
“检查什么防火？”他摆摆手，“天热，上来转转，看看同志们生活咋样。”
他在防火塔赖了一下午，东瞅西看，眼睛总往她身上瞟。
临走时，他凑到她跟前“问情况”。
她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湿衣服。
孙福贵越靠越近，我看见他的手要往她肩上搭。
我扔下手里的斧头，几步跨过去，挡在中间。
“孙队长，有什么事跟我说。”
孙福贵斜眼看我：“孟建国，你什么意思？我跟女同志说几句话，还得经过你批准？”
“她不会说话，你问了也白问。”
“不会说话？”他眯起眼睛，又上下打量她一遍，“不会说话好啊，省得传闲话。”
他嘿嘿笑了两声，压低声音：“孟技术员，这荒山野岭就你们俩，孤男寡女的，说出去可不好听。”
我没说话，弯腰拾起劈柴的弯刀，在手里掂了掂。
“孙队长，这山上不光有野猪黑熊，还有偷下的套子、砍一半的树。天黑路滑，万一踩空摔了，场部那边我可没法交代。”
孙福贵脸色变了。
他盯着我看了半晌，啐了一口唾沫：“行，孟建国，你有种。”
骂骂咧咧带着人下山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才把刀放下。
转过身，她正站在门里看我。
眼神很复杂，像有很多话，但又什么都说不出来。
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我意外的动作。
她把右手掌心贴在左胸口，微微欠了欠身。
那动作很郑重，不像普通道谢，倒像某种……仪式。
我愣住了。
这是什么礼节？
她已经转身进了里间。
孙福贵后来没再上来，但我知道这事没完。
1984年开春，山上的雪化得差不多了。
那年春天来得早，向阳坡的达子香已经冒了花苞。
那天我在塔上看见场长吴有德独自上山。
他很少单独上来，我心里咯噔一下。
果然，他喘着粗气爬上坡，坐在石头上歇了好一会儿才开口：“建国，区里下了文件。”
我心跳漏了一拍。
他看看我，又看看正在菜畦里松土的她，欲言又止。
“今年有个回城的指标，你们防火塔……只能走一个。”
回城。
这两个字像一道闪电，劈开四年的时光。
我愣在那儿，手脚发麻。
吴有德叹了口气：“你们商量商量，三天后给我准信儿。”
他下山了。
我在塔上站了很久，脑子里乱成一团麻。
我能回哈尔滨了。
能见到父母，能回纺织厂，能过正常人的日子。
可是……
我低头看向菜畦。她正蹲在那儿，小心地给蒜苗培土，动作很轻，像对待什么珍贵的东西。
晚饭时，我问她：“你想回城吗？”
她愣了一下，摇摇头。
“你家里还有人吗？”
她放下筷子，看着碗里的玉米糊，很久才蘸水在桌上写：
不知道。
三个字，写得缓慢。
我心里像堵了块石头。
四年了，她从没提过家人，没提过过去。她好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来处，也没有归途。
第二天清晨，我醒来时她不在屋里。
我出门找，看见她站在瞭望塔最高处，面向东南方向——那是哈尔滨的方向。
我爬上去，站在她旁边。
她没看我，忽然开口了。
不是说话，是哼歌。
那首我在高烧中听过的歌。旋律苍凉悠长，像风吹过无边的雪原，像候鸟飞越千山。
她哼得很轻，声音沙哑，但好听。
哼着哼着，眼泪就下来了，无声的，顺着消瘦的脸颊往下淌。
我站在旁边，一句话也说不出。
山风吹起她枯黄的头发，她任由眼泪流，把那首歌唱完。
我突然明白了。
她不是不想走。
她是无处可去。
下午我去场部找吴有德。
“名额给她。”
吴有德瞪大眼睛：“孟建国，你想清楚了？这回城指标一年就一两个，错过了可能这辈子都回不去了！”
“想清楚了。”
他盯着我看了很久，长叹一口气：“你呀，太实诚，实诚得让人心疼。”
签字时，我的手有点抖。
但我不后悔。
我在哈尔滨有家，有户口，有盼头。
她呢？
她什么都没有。
手续办得出奇地快，五天后就批下来了。
临走前一晚，她做了顿“丰盛”的晚饭。
把攒了三个月的半斤腊肉全切了，加上去年晒的蘑菇、新挖的野菜，炖了一大锅。还蒸了纯玉米面的窝头，没掺野菜。
我们面对面坐着吃，谁也没说话。
屋外山风呼啸，像有很多人在哭。
我嚼着窝头，喉咙发紧，咽不下去。
吃完饭，她从贴身衣服里拿出一样东西。
是那张旧照片。
她递给我。
我没接。
她坚持塞进我手里，蘸水在桌上写：
留着。
两个字，一笔一划。
她又写：
谢谢不问。
四个字，像刻在桌上。
我抬起头，她正看着我。
她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声音。
但我看清了那个口型。
她在说“孟建国”。
四年。
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我坐在那儿，动弹不得。
窗外的风更大了，塑料布哗啦啦响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场里派的马爬犁就来了。
她只带了一个小包袱，站在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想说点什么，嗓子像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声。
她转过身，踩着还没化尽的残雪，一步一步往山下走。
我爬上瞭望塔，看着她的背影越来越小。
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在白茫茫的山路上，像一粒移动的芝麻。
越来越小，越来越远，最终消失在松林尽头。
我在塔上站到太阳升高，脚冻得没知觉了才下来。
屋里还残留着柴火味，炕沿上放着一双新做的棉鞋。
鞋底纳得密密实实，鞋帮用的还是她那条蓝布头。
她走后的日子，时间过得很慢。
没人给我留饭，没人帮我补衣裳，晚上连个喘气的人都没有。
半导体收音机滋滋啦啦响着，屋子空得让人心慌。
我常对着那张照片发呆，想知道她现在在哪儿，过得好不好。
照片上的她年轻饱满，笑容明亮。
和我认识的那个瘦削沉默的她，判若两人。
场部送粮的人偶尔问起，我只说“走了”。
再问去哪儿，我说“不知道”。
确实不知道。
她就像一滴水，蒸发在了1984年的春天。
日子一天天熬，春天过了是夏天，夏天过了是秋天。
树叶黄了又落，第一场雪下来时，已经是1984年深秋。
那天我正在塔上记录火险等级，忽然看见山下林场方向扬起尘土。
我揉了揉眼睛。
通往林场的土路上，开来了一个车队。
不是马爬犁，是汽车。
三辆北京吉普，两辆解放卡车，浩浩荡荡开进林场。
这种阵仗，我在这儿待了四年，从没见过。
林场穷，平时连拖拉机都稀罕，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心里打鼓，顺着山路往下跑。
跑到半山腰，碰见气喘吁吁往上爬的吴有德。
他满头大汗，脸色涨红，一边跑一边喊：“建国！快！快下来！有人找！”
找我？
谁会找我？
我加快脚步跑到场部院子。
车队已经停稳了，吉普车擦得锃亮，在这个破旧的林场院子里格外扎眼。
中间那辆吉普的车门打开，下来一个人。
我的腿一下子软了。
是她。
是林雪。
可她完全变了。
不是那个穿洗白蓝布褂、瘦骨嶙峋的哑巴女人了。
她穿着深灰色的毛呢大衣，头发整齐地梳在耳后，脸上有了血色，站在一群穿棉袄的人群中，像一株白桦立在灌木丛里。
她身边跟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态度恭敬。
吴有德已经跑到我身边，抓住我的胳膊，声音发颤：“建国……你知道她是谁吗……你知道她……”
林雪朝我们走过来。
她的目光落在我脸上，眼圈微微红了。
然后，她开口说话了。
声音有些沙哑，但清晰有力：
“孟建国同志，谢谢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