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陈毅追悼会，毛主席看到一副挽联突然脸色大变：一定要找到他

1956年深秋的一天，北京忽而起了冷风。傍晚时分，菊香书屋来了一只小木箱，秘书禀报说是“张伯驹先生敬呈”。主席打开看，只见唐代李白唯一传世墨迹《上阳台帖》静静躺在锦匣里，墨色微晕，纸纹如波。主席轻声感叹：“好字，得来不易。”他当即决定把这件宝贝送进故宫，“让它回到国家的怀抱”。那一刻，张伯驹的名字被主席记住了。

时间掠到1972年1月10日，京城气温零下十几度。陈毅元帅的追悼会设在八宝山。凌晨四点，中南海的灯亮了。身患重病的毛主席靠着搀扶，执意出门。他只穿睡衣，外披一件灰呢大衣，神情凝重。身边人劝道：“主席，天冷。”他摆手：“送老战友，哪能不到场？”

灵堂肃穆，花圈挽联排成白色长廊。主席步履艰难，却坚持一一凝望。大多数挽辞无外乎“功在社稷”“永垂不朽”，字是规整的，情却显得平板。忽然，最后一幅黑底金字的对联闯入眼帘——

上联写的是：“万里长征，诗兴浩然，肝胆映昆仑。”下联则曰：“五洲风雨，襟怀坦荡，赤旗遍寰宇。”

短短二十余字，把陈毅从枪林弹雨到纵横外交的历程刻得分明，还用了“昆仑”“五洲”这样的大开阖意象，气势逼人。主席的手指在“昆仑”二字上停顿，眉峰陡然一蹙，随即转身，声音不高却坚决：“这是谁写的？务必请他来一趟。”

主持追悼会的张茜翻了翻名册，答道：“张伯驹先生。他病重，无法到场。”主席神情复杂，既欣赏又焦急。他低声说了句：“非见此人不可。”

张伯驹何许人也？追根溯源，要从晚清说起。1898年，张伯驹生于河间府大户，后被六品京官张镇芳过继。张镇芳早年给慈禧“押车”有功，又与袁家结亲，权势熏天，家底殷实。小伯驹穿锦衣、听名师，五岁背《孟子》，九岁能赋诗，人称神童。

长大些，养父想让他学兵。于是他在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的队伍里都混过。可军营黑暗、欺压百姓的景象让他心生厌倦，两年不到，扔下军装回家。张镇芳气得吹胡子瞪眼也没辙，只好安排他去家里开的盐业银行“混口饭吃”。

银行里除了铜臭，还有流落的古书名画。张伯驹对数字不敏感，却对丹青字帖着了迷。有人当铺送来宋拓碑帖，他立刻掏钱；有人急售唐画，他拍板：“多少钱？我的。”从此，这位“民国四公子”走上了豪掷千金护文物的道路。

有意思的是，他的狂热并非单纯爱好，而是一桩憾事触发。上世纪二十年代，韩干《照夜白图》被英国人买走，他眼睁睁追不上船，只得拍电报哀求北平市长无果。自那以后，他暗暗发誓：再好的东西，也绝不能出国门。有一次日本商人高价求购《平复帖》，谈崩后竟把他绑走。绑匪威胁要用“人命换字帖”，他挺着被殴打的身子吼道：“国宝给了你们，我死也不安生！”家人掏光积蓄赎回他，他却抱着卷轴连夜西行，生怕再出岔子。

新中国成立，政局定了。张伯驹背着满箱珍品进京，逢人便说：“我这点玩意儿，该归国家了。”一桩桩捐赠填满了故宫、国图、北大图书馆的登记册，他自己却搬进了四合院里最窄的一间偏房。有人替他打抱不平，他笑：“家里空了，心里踏实。”

1957年春，陈毅外长参观“明清书画展”时得知这位老先生的事迹，十分感佩。当晚宴请张伯驹，两人一见如故。陈毅豪爽，“来，喝两盅。”张伯驹温声回敬：“承蒙将军看重。”此后，陈毅每逢得薪，总拎两罐茶、一包点心给老友。两位同龄人，一位横刀立马，一位守护文脉，志趣不同，情谊却笃。

也正因如此，陈毅病重时，张伯驹数易其稿，写下那副挽联。可惜他自己已卧病在床，只能托人送去八宝山。毛主席读罢，一眼认出字里行间的古雅笔意，脑中闪回当年《上阳台帖》抵宫的情景，难怪脸色骤变——那是惊喜，也是追忆。

数日后，专车把张伯驹接进了中南海。主席握着他的手，简单一句：“老张，国家记得你。”张伯驹略躬身，说不上什么客套，只回了一声：“能尽心，足矣。”后来，他被安排到中央文史研究馆供职，有了固定津贴，日子才算安稳。

张伯驹在馆里一边整理典籍，一边回忆自己走南闯北的经历，写成《丛碧书话》《春游琐忆》等稿本，留下珍贵史料。1982年病逝，身后无厚产，却给国家留下三百余件顶尖文物。有人粗算，如果换成市价，那是天文数字，可在他的账本上只写着四个字——“物归原主”。

陈毅以军人作风开国，以诗人气度行外交；张伯驹以公子身家起步，以布衣情怀守国宝。两人的道路连在一起，不过一场追悼会。而那副挽联，于悲怆中透出昂扬：山河已无虞，来者自当奋起。对陈老总是一份告别，对后人更像一声嘱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