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温玉成回忆谢富治：这人心术很深，当年把我摆了一道

1968年3月初，北京西长安街的寒风刚过午门，行人裹着军大衣匆匆而行。那天，北京卫戍区一间会议室的灯亮得格外刺眼，政委谢富治坐在最前排，侧头与副总参谋长温玉成低声交换意见。会后，温玉成收到一张纸条，寥寥两行字：“检讨先起，你我共署。”这短短十个字，成为此后多年里他最难忘的记忆。

那时的北京军区正承担着特殊的首都警卫任务，“样板团”被视为政治风向标，一举一动都可能牵动上层关注。主抓文艺的领导对部队训练很挑剔，一句批评落到温玉成头上。谢富治看似替他分忧，悄悄递上写检讨的建议，语气平和得像在商量晚饭吃什么。温玉成信了，连夜执笔，凌晨送去。第二天，检讨直上中南海，署名却只有“温玉成”三个字。此后风向突变，责任如山压向温玉成，谢富治却风平浪静，仿佛从未承诺过什么。

要读懂这位性格复杂的将领，得把视线拉回半个世纪前。1909年秋，湖北黄安新集镇一户贫寒农家添了男丁，他就是谢富治。稀落的灯油下，幼小的谢家孩子在宗祠私塾草草识完《百家姓》，便被父亲押去田头帮工。求学的门缝虽窄，可他性子伶俐，拆解《三字经》里的艰涩字眼并不费力，这点薄薄的文化底子，后来帮了他一个大忙。

1926年10月，北伐枪声轰进武昌，革命传单像雪片一样飘进黄安。17岁的谢富治扛着锄头往集镇赶，跟着吴光浩、潘汝忠闯进了黄麻起义的队伍。火线入党，旋即担任青年干事，再往后一路扶摇：连指导员、团政治部主任、师政训处主任……他的人缘与直觉，让他在硝烟中迅速抬升。

1932年冬，川陕边。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里，谢富治成了组织部长。职位赋予了他手握生杀与考评的大权，也让他与张国焘走得极近。老红军回忆，当年“程训宣事件”闹得沸反盈天，谢富治配合黄超等人搜罗“材料”，把矛头指向徐向前、傅钟等将领，“锥子”之名，正是那时张国焘赏给他的。锋利固然耀眼，却也容易误伤同袍。

1937年秋，西安城外的窑洞里，中央主持的一次谈话会上，毛泽东对几位从四方面军过来的干部说：“犯了错误，好好改就是好同志。”名册中就有谢富治。他低头不语，但此后对中央的决议执行得极利落。抗战全面爆发后，谢富治被调往129师385旅任政委，与同乡陈锡联并肩。在山西阳明堡，陈锡联因夜袭机场声名鹊起；而谢富治的政工工作，悄悄巩固着这支劲旅的凝聚力。

1942年夏，他改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与陈赓搭档。一个外柔内刚、一个外圆内方，这对“陈谢”组合在太行、太岳完成了多次攻坚，埋下日后“陈谢兵团”成型的种子。进入解放战争，同刘邓、陈粟两支大军对比，陈谢兵团在中原独挑一面，确立了第二年战略反攻的西北基点。

1948年底的淮海决战后，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军中常拿谢富治与陈锡联相比：陈锡联冲锋在前，谢富治坐镇后方；一个仗打得猛，一个里外协调到位。自渡长江，再入黔川，直逼昆明，三兵团以快打快，连下楚雄、昆明，一举收复西南大后方。

1950年初，陈赓率部东进，谢富治留守春城，兼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司令员。那一年他41岁，坐镇边陲要地却显得分外节制。马天佑在后来的笔记中写，谢司令下乡调研常带一名警卫员、一位秘书，借宿农户，吃杂粮。村民送的烟叶、火腿，他挥手拒之，连夜赶回。他的秘书暗地收了几斤腊肉，被他当场批评，随后调去外地。

云南旧恶习积重难返，最大难点是鸦片。谢富治不玩虚的，调集三兵团部分兵力，封山围寨，设流动检查站，最严时连夜搜山。鸦片贩子被判重刑，全省罂粟种植面积三年内锐减九成。边寨老人回忆：“那年头晓得他来，毒贩子跑路了，山里静悄悄。”正是这份狠劲，让中央在1959年抽调他去公安部。部长人选原本呼声最高的是杨成武或杨勇，然而“照顾各大块”的平衡原则，加上谢富治的边疆政绩，终于让他接过公安部部长的印章。

1967年风云突变，谢富治被任命为北京军区政委、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同时进入军委办事组。权力骤然放大，他的锋芒再次显露。有人记得，他在大会上眼神凌厉，常用“要么执行，要么离开”八个字结束讲话。也有人记得，他私下会拍着对方肩膀说，“老弟，放心，有我呢”。正因这双面手段，旁人对他既惧且疑。

那份检讨风波后，温玉成心里结下疙瘩，却只能自咽苦水。多年后，有人提起此事，温玉成淡淡地说：“他把我摆了一道，但我还得承认，他做事确有章法。”短短一句，既是无奈也是警醒。

1972年2月20日，解放军总医院灯火通明，谢富治高烧反复，肺部感染愈发凶险。开国中将陈康前去探视，拉着老友的手，发现那双曾挥斥方遒的手已冰凉发抖。谢富治喃喃道：“我在云南没干坏事……没干坏事……”声音沙哑，却带着一丝近乎孩子气的执拗。十天后，他离开人世，终年63岁。

翻检档案，他的一生可谓峰回路转：少年行伍、四方面军尖兵、抗战时期的政委、解放大西南的功臣、公安铁腕，再到晚年的权力旋涡与病榻自省。有人论断说，他是“两头坏，中间好”；也有人说，他的功劳与过失纠缠不清。种种评说，仍待史家与后人检验。或许，正如老战友戏言，“这人心术很深”，但在那风大浪急的年代，深与浅、生与死，本就是一道道被时代反复搅动的浪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