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或是第一位要求当大军区司令的，总政对他另有安排，推辞：不行

1956年10月下旬，长江边的凉风裹着晨雾，吹进南京白下路的校园。刚从战役系课堂走出的廖汉生习惯性地抬手敬礼，神情却有些游离。此时的他并非普通进修学员，而是一位肩扛中将军衔、经历过大小百余战的老政工干部。远离前线的讲堂生活，对他来说既新鲜又别扭。

学员们聚在食堂，议论最多的是毕业后的去向。谁会留校，谁又要去大军区挂帅，一时众说纷纭。有人悄声打趣：“十二个大军区，缺的只剩新疆！”那句调侃撞进廖汉生耳里，犹如拨开雾障。新疆，地广人稀，事务繁杂，却也是他旧日战友王恩茂一肩挑三职的地方。他心中一动：自己若能前往，或可替兄弟分忧。

这种念头并非临时起意。早在1955年授衔后，他就发现，许多资历相当的同志已出任大军区正职，唯独自己空档待定。从西北野战军走出来的他向来直爽，不惯拐弯抹角，干脆给总政写了份简短申请，行文只有一句核心——请求赴新疆任司令员。

不久后，他被请进北京西长安街那间灯光柔黄的办公室。萧华抬头，话锋开门见山：“新疆之事，组织自有安排，你的岗位在南京。”短短一句，等同于盖棺定论。廖汉生仍不死心，沉声回应：“萧主任，我想到新疆去。”对面的答复只有两个字：“不行。”

有意思的是，萧华并未立即解释原因，而是轻轻推来另一份任命：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培训部队高级指挥员，这份看似安稳的岗位，让廖汉生皱起眉头。他自认“只在抗战时期当过教育科长，对现代化教学一窍不通”，心底更向往崇山峻岭与沙场号角。于是他又跑了一趟八一大楼，找彭德怀说理。

“新疆地处边陲，王恩茂三职缠身，换谁都吃力。我去，正好分担。”他语速极快。彭德怀听完，抽空一句评价：“主观愿望可贵，但要服从全局。”短短数语，已是定调。离开总参大院时，廖汉生第一次感到，军旅几十年自己说服不了命运。

为什么偏偏是院长？答案要追溯到此前一年。战役系三个月的精准考核，他和张震分别拿下一等、二等奖。更关键的是，1955年撤销西北军区后，他在精简整编、筹划合成军队编制时的大胆设想，被总部视为推进军改的可行样板。总政判断：这种兼具实战与谋略的将帅，放在教学一线，能带出新一代统帅。

外界不乏议论。一些老战友在信里写道：“你是打出来的政委，何苦钉死在课堂？”面对质疑，他沉默许久，只回一句：“组织需要。”那年冬天，南京大雪封路，他却在灯火通明的教室里推演苏德战役，用石灰在黑板上画出一条条纵深火力线，把当年在绥包战场上摸索出的“链式迂回”打法拆解给学员；说到兴处，他会挥手比划坦克穿插角度，神情与当年冲锋时并无二致。

不得不说，他的课堂气氛截然不同于传统填鸭式教学。先抛问题，后找证据，最后让学员推导出结论。有人形容：“像在听前线指挥所的电话记录。”这一做法，让学院里的年轻师资大开眼界，也暗合1950年代末“战役学科体系”从苏联翻版向自主创新的转轨要求。

1957年6月，学院首届战役系毕结式。台下的52名学员各怀心思，有的将奔赴济南军区，有的重返炮兵部队，还有人被分配到海空军作战部门。把名单念到第十八位时，会场突然爆发掌声——那是廖汉生亲手调训、被誉为“沙漠狐狸”的新疆籍学员买买提江。他后来在1962年边境自卫反击中担任团作战参谋，表现出色。传言称，廖汉生听到战绩报告时，眼圈发红，低声道一句：“去不了新疆，也算圆了个愿。”

两年后，高等军事学院在北京组建，南京军事学院部分班系北迁整合。廖汉生未再提出调动，他已深知培训高级将领比亲赴前线更具长远价值。院务资料显示，1958—1964年，他直接主持编写战役教材37部，其中21部沿用至1980年代，这批材料对后续合成兵种课程、对抗演习大纲影响深远。

值得一提的是，其间他仍保持一野特有的直率风格。一次讲评演习方案时，他拍桌提醒主作业员：“你这火炮展开距离按平原算的，新疆高原怎么办？”全场无声，随后爆发笑声，尴尬顿消，却无人再敢对地形轻忽。类似细节，成了学院师生流传已久的小段子。

有人统计，在1950年代提出主动要求出任大军区正职的将领凤毛麟角，而把意愿如此明确写进报告的，廖汉生或许是第一人。他最终没能如愿，却在另一条战线上翻开篇章。1964年底，他离开讲台调任总后勤部政委，这一次，他再没说半句“去新疆”。

军旅生涯有时像棋局，落子未必如心，但每一步都关乎大局。廖汉生当年那句“组织需要”，听来平淡，却把个人抱负与整体战略自觉地捆在一起。对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将而言，能在枪炮声渐远的年代安静执教，或许比驰骋边疆更显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