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副军职调正军职，有压力，不想去，陈锡联：背包捆好去报到

1956年深秋，辽河岸边寒风猎猎，炮弹的余烟尚未散尽，39岁的李元明站在射击指挥所外，揣着随身的小本子，一条条记录射击误差。那一年，他已是沈阳军区炮兵参谋长，也是战士口中的“老李头”。

李元明出身红二方面军，1934年参加长征时不过十八九岁。山高林密的夹金山、雪线之上的腊子口，他都咬牙闯过；跨入解放战争后，更是在西北野战军纵马千里。抗美援朝结束回国，他带着对美式炮火的第一手直观感受，进入东北军区炮兵，先当参谋长，后提副司令员。

知兵、懂炮，这是同僚对他的共同印象。也正因如此，沈阳军区那支拥有七个炮兵师、七所专业院校、还得兼顾七个步兵军炮兵训练的大部队，才能被他打理得井井有条。可凡事有利也有弊，久居前沿，反倒让他对“机关”二字心里犯怵。

1959年春，中央军委着手调整军兵种序列。炮兵司令部参谋长朱光奉调国家第五机械工业部，司令部必须补进一位熟悉训练、又能协调各大军区的行家。名单递上去，第一排正是李元明。文件写得明白：由副军职转任总炮兵部副参谋长，正军待遇。

按说升职该是喜事，可传令兵刚离开，李元明就闷声坐在营房走廊，一口闷掉半壶茶水。调离“熟门熟路”的实兵部队，进北京大机关，意味着新的规则，新的同僚，也意味着“空中的仗”要多打，“地面”的炮声却听得少了。

“五行不缺将，就缺一位懂土炮规矩的。”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挤出时间找到他。两人曾在炮兵部共事九年，私交不浅。李元明低声道：“老陈，我这把骨头，怕是坐不惯机关软椅。”陈锡联没多劝，只一句话：“背包捆好去报到！部队该你出力的地方，不在前线也在前沿。”

一星期后，李元明乘上南下的列车。新中国炮兵司令部设在北京西郊，门楣斑驳却透着厚重。没几天，他就发现所谓“陌生”，不过是错觉：各大军区训练计划依旧排山倒海袭来，标图作业、火力筹划、弹道计算，一样都离不开他的名字。

李元明把在东北练出来的“笨办法”搬进大楼：每天八点亲自主持参谋定量分析会，下午五点前必须拿出修订稿；夜间十点，整编送审。年轻参谋背后私下嘀咕“老李头真拼”，可也服气他在122毫米榴弹炮副射群火线比对中，一眼看穿某型火控尺误差四分之一密位的眼力。

1960年初，援苏渠道骤然收缩，炮兵弹药、火控仪器供应出现缺口。李元明牵头拟定“代用、修复、分级储备”三线方案，将原本依赖进口的零件改为上海、沈阳等兵工厂自产替换，最大限度保证各军区夏训不中断。此举日后被炮兵学院写进教材。

两年后，台湾海峡局势骤然紧张。1962年8月，中央决定加强东南前沿火力，李元明临危受命，转赴福州军区炮兵任副司令员。启程前，他写信给总参：“如敌情缓和，请允准回院完成学业，系统深造与实务同等重要。”批复很快下达：“敌情解除后可返校”。

在福州，他日夜往返沿海阵地，重绘火炮阵地网。浦口、霞浦、连江，全线通电话、通车辆，仅用六周便完成战备体系调整。11月，台海紧张局势相对缓解，他依约回军政大学，补完因战备搁置的高职班课程。

1964年9月，中央公布首批少将晋衔名单，李元明在列。他比许多战友晚了整整五年，却把“按劳分配”理解得淡泊：“有炮不响，再大的军衔都不顶用。”这句玩笑被同学当成至理名言刻在笔记本首页。

1969年，炮兵司令部人事再调整，他接替调任外事的老同学杜平，出任参谋长。文革风浪未平，他夹在各路意见中周旋，仍坚持“训练日历不许停”，一年内批复各军区火力演练方案一百余份。有人评价：炮兵在那段日子里能保住底子，李元明功不可没。

1978年春，他接到通知，赴中央党校轮训七个月。彼时他刚满六十，自认仍可冲锋，却也明白制度终归会替换“战马”。课堂上，他常与学员讨论战役炮兵与海陆空协同的未来趋势，对苏东战例的推演尤为犀利。

党校结业，总政让他回炮兵担任顾问。顾问的公文多、时间宽，他却保持着旧习：每周进一次靶场，听一次实弹射击。年轻军官曾经私下问他何时真正退休，他笑着挥手：“火炮响在前头，人不能躲在后头。”

1982年，军队体制改革启动，装甲兵、炮兵、工程兵由兵种总部改编为总参直属正军级管理。那年10月，65岁的李元明光荣离休，履历定格在“中央军委炮兵顾问”。档案最后一行记录：服役五十载，无重大过失。

从辽河岸边的射击场到西郊的灯火通明，从炮口的火舌到作战室的标图，他没有离开过火炮半步。当年那句“背包捆好去报到”成了他一生行事的注脚，简短，却掷地有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