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前后，毛主席两次发请柬邀请一农村女孩进京，这女孩什么身份

1951年9月29日晚，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内，水晶灯映得四壁如昼。酒杯轻触的清脆声中，一位扎着麻花辫的少女怯生生地起身，双手捧杯，走向主席席位。她名叫马毛姐，年仅十六岁。毛泽东见她走来，笑着招手：“小同志，来，这杯酒我敬你。”少女脸颊微红，举杯一饮，宴会厅内掌声顿起。

若换作旁人，谁能想到这位穿着朴素的农村姑娘，竟让毛主席在两年内连发两次请柬？要看懂这份殊荣的来历，得把时间拨回到1949年春天，渡江战役硝烟未散的日子。

1949年4月初，无为县马家坝水汽氤氲，风一阵紧似一阵。年仅十四岁的马毛姐跟着哥哥去凤凰井码头凑热闹。布告贴在路边，说解放军要横渡长江，募集熟水性船工。她看不懂字，怯怯地用胳膊肘碰了碰哥哥。哥哥低声解释：“部队准备南下。”一句话点燃了少女胸中的火种。她嚷嚷着要“过江抓蒋介石”。

父母坚决反对。“船上的炮火哪是闹着玩！”母亲急得拍桌。可这丫头认死理，连夜把祖上传下的旧渔船打捞修补，先报了名再说。半个月后，解放军与乡里渔民已集结近两百条船，兵船合一，兵民一家，白昼操舟练桨，夜里讲革命故事，场面火热。

渡江前夜，北风乍起，眼看天时地利都站在解放军这边。先遣突击队点名招船工，马毛姐跃起自荐，因为个头小被婉拒。她愣是躲进船尾，随队渡江。炮火最密的时候，江面跟开了筛子一样，前两船被击毁，剩下的船需要人手掌舵。她冒出身来，用还在流血的右臂挥橹，硬是把船顶进南岸，成为“渡江第一船”的一员。炸碉堡、救落水兵、七昼夜往返运兵运粮，她的名字被一次次写进简报。

战役结束，三野发来嘉奖令：马毛姐一等功，哥哥马胜宏二等功，兄妹的渔船被授予“英雄船”称号。无为县炸开了锅，乡亲们把她当成传奇。有人打趣：“闺女，将来要是见了毛主席，可别害羞。”一句玩笑，没几个月就成真。

1949年9月下旬，邮差捧来一封北京寄出的烫金信封。里面是一张印着“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名的请柬，邀请她参加十月一日开国大典。可家里秋收忙，人手正紧，加上旅费盘缠难凑，父母含泪劝她推辞。小姑娘终究听话，托人执笔回信，婉言谢绝。毛主席日理万机，没想到依旧惦记。安徽军区政委向她拍胸脯保证：“机会不会只来一次。”

果然，1951年9月20日，她第二次收到北京的请柬。请柬里写得诚恳：“盼小英雄入京，共庆华诞。”这回省委专门派出代表团护送，她的父母也点头同意。临行前，邻里乡亲把能拿得出手的咸鸭蛋、芡实糕都塞进她那只藤篮，嘱咐多给毛主席问好。

26日晨，硬座列车从合肥始发，颠簸两昼夜才抵丰台。第一次见到北京城，她仰头望天安门城楼，心口发烫。29日晚，她坐进中南海宴会厅，灯火与历史在眼前交汇。酒桌间的那一小段对话，如今仍被不少老兵传诵——

“主席，我是马毛姐。”“你就是那个偷跑上船的小鬼啊？好样的。”

有人悄声说，那天毛主席举杯足足三次，全是敬给这位渡江小英雄的。

短短几天，北京城给了她许多“第一次”：第一次乘吉普车，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前的检阅台看受阅部队，第一次吃到通红的苹果。更难忘的，是毛主席亲手写下的八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那张黄色信笺后来被她裱进镜框，成了她生活里的坐标。

在人们的追问里，毛主席为何对一个皖江渔家女如此惦念？答案也许并不复杂。那场战略决战的关键，是打破“长江天险”神话；而让第一船冲杀到南岸的，恰恰是像马毛姐这群无名船工的血与勇。对他们的褒奖，不只是对个人，也是对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礼赞——新中国的基石，来自民众的勇敢和信念。

回到安徽后，马毛姐被送入巢县速成中学，她成天埋头在黑板与课本间，仿佛又在江面上拼桨，手掌生出老茧也不在意。1957年结业后，她先后在合肥多家纺织、服装厂工作，从挡车工干到车间主任，再到副厂长、公司副经理。工厂的女工们回忆，她常把那本毛主席题字的笔记本揣在兜里，闲了翻两页，下班后教大家识字。有人问她累不累，她笑说：“主席说了，得天天向上呢。”

六十年代初，她多次应邀到部队、学校作报告，讲述夜渡长江的经历。说起右臂那道伤疤，她总摆手：“小口子，不算啥。真厉害的是那一代撑船的乡亲，家里没一个当兵的，本事却顶得上一连人。”台下掌声雷动，她却只轻轻抿嘴，一副“可别夸我”的神情。

上世纪七十年代，安徽工业正待起步，马毛姐调任合肥市服装鞋帽公司。有人劝她保留“战斗英雄”的头衔当摆设，她却天天扑在车间里，改进流水线，挤在女工堆里学裁片、蹲机台。技术员调侃：“马厂长，这活儿太脏。”她回一句：“脏手不丢人，掉队才丢人。”

每逢新员工报到，马毛姐必讲“那条渡江船”的故事。她说，那一夜她学会两件事：第一条，国家的命运和每个人绑在一条船上，谁都下不去；第二条，困难像江心急流，咬咬牙就过去。说到激动处，她会拍拍桌子：“别害怕，把船划过去！”

有人统计过，她一生做过上百次报告，没收过一分钱讲课费；有人想请她合影留念，她总把镜头拉向身边的同伴：“我一个人哪有这么大本事，得靠大家合力。”年轻人问她后悔当年负伤吗？她挥挥手，像荡桨时那样干脆：“值得。”

晚年定居合肥，她一直把那艘“第一船”的老船桨挂在厅里。逢到节日，她会擦一擦木柄，嘴里念叨：“这根桨面前，官大官小都一样。”那几套当年毛主席送的粗呢制服，始终整整齐齐折叠在行李箱，一年只在烈士纪念日才拿出来晾晒。

不少研究者翻阅渡江战役档案时，都会问一句：为什么毛主席会两次写信给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也有人推测，那是因为主席对人民的感情最深，愿意用一封信告诉全国：真正的英雄就在乡土之间。正因如此，马毛姐的名字，被镌刻进了渡江战役纪念馆的石碑；她的事迹，也进入了小学课本。

1979年，合肥市总工会授予她“三八红旗手”称号。领证书那天，她仍然穿着灰布上衣，笑得像当年在江面迎风的少年。媒体问她未来打算，她只说一句：“干好本职，能为厂里多添一台机器也值。”

2005年，马毛姐从工作岗位退休。单位为她举办欢送会，年轻工人把那句“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写成条幅挂在墙上。她乐呵呵地拍着掌：“咱们厂得天天进步。”一句话，依旧是当年的味道。

从铜墙铁壁般的长江炮火，到机器轰鸣的车间，再到安静的退休生活，马毛姐始终保持着那股“敢冲第一船”的底气。正因此，毛主席当年的两次请柬才不是偶然，而是对一颗赤子之心的礼赞。渡江舰首的浪花早已散去，可那夜的北风、那声“我愿意”，仍在历史的江水里回荡，提醒后来者：新中国的脊梁，往往就生长在最普通的乡土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