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一号文件再提“高额彩礼”，消除畸形现象成因才是关键

2月3日，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对外发布。文件提出，要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事实上，这已不是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关注高额彩礼问题。相关话题连续被写入中央一号文件，说明高额彩礼已经成为影响农村青年婚恋选择和生活质量的重点问题，而非个别偶发现象。

当前，在部分农村地区，彩礼金额持续走高，早已超出“礼”的范畴，成为许多年轻人及其身后家庭的“不可承受之重”。不乏有家庭为了子女婚事倾尽积蓄，甚至背上长期债务；也有年轻人因为难以承受成本，不得不推迟成家计划。高额彩礼带来的压力，不仅影响一个个家庭，也持续磨损着青年对婚姻的期待、选择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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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从政策层面到舆论层面，对高额彩礼的反思和批评始终存在。各地围绕这一问题不断探索，从设定参考标准、完善村规民约，到提供激励措施、优化婚恋服务，都在努力为无序攀比彩礼“降温”。在不少地方，这些举措确实发挥了现实作用，给“天价彩礼”乱象泼去了降温的“冷水”。但与此同时，社会也必须正视一个事实：在持续治理之下，高额彩礼问题体现出相当程度的顽固性。

解决问题的关键，不仅在于对彩礼直接加以约束，更在于消除支撑高额彩礼存在的深层原因。应当看到，在部分农村地区，许多婚姻仍带有明显的“利益交换”色彩。女方家庭希望通过彩礼获得安全感，抵御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性；男方家庭则将高额支出视为必须跨过的门槛，用以证明能力与诚意。在这种结构下，彩礼逐渐承担起“风险对冲”和“身份确认”的功能，反而不断被强化。

这种压力往往会通过家庭传导到年轻人身上。许多年轻男女其实并不认同高额彩礼，却不得不在地方风气、父母期待和现实条件之间反复权衡。在一些情况下，婚姻与其说是年轻人的个人选择，不如说更像是涉及多方的“家庭博弈”。在这种环境下，即便年轻人想要移风易俗，可能也缺乏足够空间。

从更深层看，高额彩礼的顽固存在，还与性别观念和婚姻认知的滞后密切相关。一些地方仍然存在将女性婚姻价值与物质回报挂钩的隐性心理。当女性的发展保障不足、社会支持有限时，家庭更容易通过彩礼寻求“补偿”，高额彩礼便不断被合理化。

因此，整治高额彩礼，既要以外部约束“治标”，也要着力松动旧有结构，从而实现“治本”。一方面，要持续完善相关规范和激励机制，为移风易俗提供稳定支撑；另一方面，更要通过制度建设和公共政策，增强青年个体尤其是女性的独立发展能力，减少家庭对婚姻经济补偿的依赖。

值得注意的是，住房成本、育儿压力、就业稳定性等种种因素，都会直接影响家庭对婚姻风险的判断。就此而言，当年轻人对婚后生活有更清晰的预期，对制度保障更有信心时，高额彩礼作为“安全垫”的功能自然会逐步弱化。要实现这一目标，有赖于整个社会形成合力，为青年家庭提供全方位的支持保障。

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归根结底是为了给农村家庭减负、让婚姻回归情感本身、为青年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为此，有关部门还需全方位、多角度施策，同时动员社会力量帮助农村移风易俗，让高额彩礼的现实基础与观念基础都不复存在。那时，“让有情人不为彩礼所阻”才能成为现实，而不是社会年复一年的期待。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