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3岁,祖籍湖南,已嫁到台湾30年的李贞秀,成为两岸开放交流之后首位担任“立委”的大陆配偶,而在她就职前就已陷入解职风暴。此事近来掀起的纷扰,更是法律、政治、社会心理等诸多问题的反映。
根据岛内宪制性规定以及增修条文,大陆地区人民在法理上原本就属于“本国人民”,而非法律定义下的“外国籍人”。既然不是外国人,内政部门以其“两国论”的法律认知,要求具陆配身份的公职必须依“国籍法”规定,在到职日一年内完成丧失其他国籍,无异强作解人,也造成陆配参政的严重干扰。毫无疑问,赖清德当局是把大陆配偶群体当成“谋独反中”的祭品。
另一方面,虽然推举李贞秀担任“立委”,民众党更多的考虑是为在岛内争取新住民选票,凸显柯文哲标榜的新政治形象,但一个李贞秀登上议事殿堂,就引发一众绿委抓狂,背后更深层次的心理原因也值得一探。
事实上,岛内的一些人的分离意识,很大程度是建立在他们自以为的对大陆的优越感上的。
在此举一例,赖清德去年在228致辞时,曾将两岸关系扭曲成“文明冲突论”,大放厥词称,“事件原因是当年台湾社会已经开始享受现代化的文明,夜不闭户;当时主要交通工具脚踏车也不必锁;…国民党军队的生活水准当然是无法和台湾比,生活文明的落差引起天怒人怨。”
然而,这种有限的现代化并不能掩盖,日本在台建设主要服务于帝国需求,将台湾作为工业原料供应地与市场。虽然建立了糖业、水利基础,但土地多被日资财阀与当局占有,大部分农户处于贫困状态。高等教育与核心职位多由日本人垄断。台湾人在政治上缺乏参政权,法律适用上亦与日本人有显著的差别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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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众党不分区“立委”李贞秀。(台媒)
这种扭曲历史的本质,是光复后的台湾没有完成去殖民化。究其原因,两岸分治后,国民党除了依靠美国的支持外,也需仰赖日本援助,因而形成结构上的亲日情结。
谈到20世纪90年代台湾政治的巨变,大陆学者汪晖在《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有过这样一段描述:
在“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的口号之下,新台湾史写作以省略和扭曲的叙述策略,遮蔽台湾左翼传统的历史脉络及其对民主运动的历史贡献,重构台湾的悲情。
以“外来政权史”为框架,新的台湾史叙述又对这一历史序列的内部关系进行重组:首先,通过抬高日本殖民统治(以及荷兰 殖民统治)的“文明程度”或“现代化水平”,将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置于现代与传统、文明与愚昧的对立之中,塑造殖民台湾对于中国大陆的优越感;其次,通过日本殖民统治与“二二八”事件的对比,实际上为“皇民化”开脱(即在对比的意义上将其合理化),进而将对日本殖民主义的“怀旧”组织到“台毒”(也即区分于中国大陆,而与日本、美国主导的秩序相调和)的氛围之中。三,尽管存在少数对中国革命和革命中国持同情和理解态度的人,但用美式自由主义包装冷战与后冷战的台湾政治结构,切断台湾社会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连带,却是台湾史叙述的主流。
话说回头,当来自大陆的李贞秀登上议事殿堂,可以质询民进党的官员,这对于把两岸置于“文明冲突论”的岛内分裂势力而言,是直接挑战了他们塑造的殖民台湾对大陆的优越感,马上触发这些人与“落后”族群为伍的心理焦虑,由于不能接受如此“奇耻大辱”,民进党对于李贞秀参政的抓狂反弹程度,远超过面对岛内其他族群否定他们主张时的表现。
而未来深化两岸融合发展,除了诉求血缘、文化认同,显然更该思考如何破除这套“文明冲突论”,打掉他们面对大陆自以为是的优越感,这正是李贞秀参政引发讨论背后,带给两岸关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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