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月20日拂晓,北京南池子,冻得发脆的空气里仍带着些火药味。一缕微弱的电波从某座四合院的阁楼钻出,越过城墙,掠过白塔,直奔台湾。它的发报人计兆祥绝不会想到,这一次点击键盘的声音即将把自己推到生死临界。
电波另一端,台北保密局大楼灯火通明。毛人凤抱着热茶,细细数着秒针,他相信这条线路仍在自己掌控之中。几年前,在南京他就宣称:“谁能把李克农抓到,我给十万大洋。”如今局面倒转,他却仍幻想手下那张“万能台”能够翻盘。
时间往回拨到1949年12月6日。前门车站那列编号9002的列车停在月台,国徽映在车厢不锈钢上闪闪发亮。车里外,李克农与罗瑞卿来回穿梭,连螺丝的松紧都要亲眼过一遍。外界只看到隆重的送行,却不知道两人在暗处已摸排了三轮潜在威胁。
列车驶出天津五小时后,前方探路工检出手榴弹一枚。罗瑞卿跳下车,几分钟后把危险物品带回。李克农低声提醒:“凡可疑点,不放过。”这句话后来被随行人员当作范本写进报告。也正是从这刻起,计兆祥的“万能台”开始被国军监听站以外的另一双耳朵牢牢锁定。
公安部侦察处顺着国外汇款渠道摸向天津。香港发出的一万五千港币露了底,收款人计采楠牵出南池子里的无线电高手——她的兄长计兆祥。曹纯之跑了三趟档案馆,又挨家挨户打听,才摸清那幢小楼暗道纵横。一次清晨,他和队友在门口蹲守,看到“台长”拎着豆浆走出院子,遂决定动手。
逮捕现场极具戏剧性。房里的摆设精致到让人误以为是大学音乐系的宿舍,唯有墙角一张倒贴的牡丹年画透着别扭。年画被揭下,里头竟是一个黑洞:美制短波电台、柯尔特手枪、密电底稿一应俱全。计兆祥怔立当场,嘴唇哆嗦却说不出话。
李克农随后到场。灯泡光线晃在他脸上,那双不大的眼睛滴水不漏地盯着俘虏,“给毛人凤打一份电报,就用你自己熟悉的手法。”一句话,轻描淡写,却像钳子一样卡住计兆祥的心脉。对方咽了口唾沫,只得照办。
当晚,南池子的键盘再次响起,但内容却完全换了腔调:“毛人凤,北平万能台已落我手。你若执迷不悟,来多少,歼灭多少——李克农。”短短数句,没有半点行话,反而像一记当头棒。这条明白无误的警告通过大气波荡到海峡那边。
2月初的台北夜雨绵绵。值班军士把刚译出的电文递过去,“局座,请过目。”毛人凤展开纸条,一行行读下去,血色瞬间撤离面颊。他扶着椅背,嘴里喃喃:“李克农……李克农……”然后整个人滑进皮椅,如同被抽走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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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毛泽东正在和斯大林商议贷款、技术援助。电报安全送达的消息由苏联外交部转至中国驻苏使馆,再层层下递。周恩来听完,拍了拍桌子:“干得利落!”一句轻喝,透出劫后余生的释然。
然而台湾方面仍不死心。2月下旬,毛人凤急电哈埠技术纵队,命令张大平、于冠群执行“江山”行动:在哈尔滨—长春段安设炸药,等待返程的9002次专列。可惜行动指令刚落地,黑龙江省公安厅无线测向车就锁定了信号来源。两名特务下火车时,被守株待兔的侦察员按倒在站台。
为了掏出更深的网底,侦察员乔装张、于二人,在松花江饭店与“司令”马耐碰头。对方自以为兜售的是独家情报,聊得兴起,还列出一百二十多名骨干清单。谈判刚毕,四周警灯尽亮。马耐终于意识到自己卖命多年,却把全线同伙一次性“奉送”了出去。
3月上旬,毛泽东途经哈尔滨,专列平安无事。清晨七点,零下二十度的冰雪大道上站满欢迎人群。走下车厢的他握着护卫人员的手,只说了三个字:“辛苦了。”没人敢多言,所有紧张都在那句简短的慰勉里化作暖流。
6月2日,北平晴天。军法处刑场,计兆祥被押上囚车,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对不起姐姐。”枪声回荡在土墙外,尘埃漫天,观者寂静。至此,所谓“万能台”彻底覆灭。
毛人凤没有再等到任何回电。几年后,他写信向蒋介石检讨,说这是“一生中最沉痛的挫败”。字里行间仍不忘谎称自己“力挽狂澜”,可电文记录早已装订成册,躺在北京的档案库。两位情报巨头的一场交锋,就此定格。李克农未开一枪,却以电波为剑,斩断了对手最后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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