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长怕死叛变，连长亲率部队突围，建国后军长成农民，连长升少将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怀仁堂灯火通明。授衔典礼结束，人群散去后，一位新晋少将仍站在石阶前，他叫王义勋，时年44岁。这一刻，他的思绪却飘回了21年前的紫荆山。那是一段很多人宁愿忘却的惨痛记忆，但王义勋始终不肯放下，因为正是在那场血雨腥风中，一支红军由盛转衰，两条截然不同的命运由此分叉。

1933年8月，红十七军在湖北通山横石潭正式宣告成立，3000多名战士对着鲜红的军旗举拳宣誓。军长张涛三十出头，谈吐自信，常把“无坚不摧”挂在嘴边。军里流传一句玩笑：“张军长打仗，子弹都绕着走。”当时大家听了哈哈大笑，并未把这话当成警告。

鄂东南开展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红十七军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打下木石港后声名大噪。正因为这场胜利，张涛飘飘然，以为国民党的那些“杂牌”再难撼动自己。可惜战场从不因人的喜怒哀乐而改变节奏，机会只给准备充分的人。1934年2月，中共鄂东南道委命令红十七军南下瑞昌开展游击战，目的是化整为零，牵制敌军。但张涛嫌队伍太累，坚持在紫荆山就地休整。连日的篝火、唱歌与大锅饭让山里夜色热闹得像集市，侦察哨的警报却一次次被笑声吞没。

有意思的是，就在张涛端着茶碗侃侃而谈之时，国民党军第三纵队司令陈继承已在王文驿集结四个旅，企图“一锤子买卖”解决红十七军。2月9日清晨，山谷里突然炮火轰鸣，密集的迫击炮声仿佛闷雷，炸碎了“无坚不摧”的神话。张涛先是愕然，继而慌乱，竟只留下三句指令：“向南突围！照顾伤员！快！”说完，他在卫兵掩护下顺着小道窜进密林。一个军没有了主心骨，战线瞬间被撕开。

机枪连指导员王义勋当时年仅23岁，身材并不魁梧，却嗓门极大。他跳上一块岩石，朝散乱的战士吼道：“端起家伙，跟我走，活路闯出来！”简单一句，竟像锣鼓，聚住了溃散的人心。王义勋当机立断：把仅剩的六挺马克沁集中起来，利用射程优势分段掩护，全连为骨干，带领周边残兵突破敌军薄弱环节。短短半小时，三次冲锋，两个缺口未破，伤亡过半；第四次冲锋时，他举着手枪回头瞟了一眼：“兄弟们，顶住！”这句话后来被幸存者写进回忆录。

经过整整六个小时缠斗，机枪连终于在紫荆山东麓撕开口子，退出包围圈。身后是被烈火映红的夜空，也是红十七军覆灭的哀嚎。战后清点，三千人仅余不足一千，各师建制土崩瓦解。军部无处可寻，张涛更像蒸发。3月初，中央分局宣布撤销红十七军番号，张涛被定性为“临阵脱逃、造成重大损失”，撤职查办。消息传至鄂东南，许多老百姓摇头长叹，说“张军长的子弹果然绕着他走，只是把战士全打倒了”。

张涛没有等来党组织的宽大处理。数月后，他投靠湖北保安团，以中校参议名义挂靠。抗战打响后，国民党内斗不止，他的身份更显尴尬，只能跟随部队辗转江西、湖南。1949年秋，长沙解放，张涛在混乱中被遗弃，一身旧军装换不来一碗米。无奈返乡，改名种地。据同乡回忆，张涛常在田头举手比划，好像仍在调兵遣将，可再无人听令。

另一边，王义勋带出的机枪连被编入鄂东南游击纵队，他本人出任政委。抗日战争时期，他随新四军挺进皖南，打过黄土岭歼击战，也在浙西伏击战里负伤。解放战争爆发后，他升任旅政治委员，参加鲁南临海、淮海会战，三次荣立大功。1955年授衔时，他的档案中仍写着“原红十七军机枪连指导员”，那枚红底金字的肩章，似乎在提醒后人：枪林弹雨里，责任与胆魄决定去向。

有人问他当年为何敢冲锋，他轻描淡写一句：“后面没路，前面至少有机会。”短短十三字，却把一名职业军人对信念与生存的抉择表述得淋漓尽致。

1962年，湖南浏阳一片稻田旁，几个村民看见一位老兵拄拐缓缓行走，两眼空洞。有人认出他正是张涛。听说王义勋已成将军，他只是低头拨弄泥土，没有言语。张涛55岁那年病逝，墓碑简陋，连军衔都没刻；王义勋则在1990年离休，移居南京，晚年闲来常整理旧日作战笔记。

两条道路，两种结局。硝烟散去，谁高谁低并非由外界评说，关键在战场那一刻的抉择。张涛把荣光当成筹码，结果在绝境中输得干干净净；王义勋却用血性护住队伍，把一连人带向了生的方向，最终收获属于自己的星徽。历史没有回头路，临阵一念，终生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