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日,意大利前任总理、前任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德拉吉将欧洲的“衰落”与中国联系起来,认为全球秩序“徒有虚名”,欧洲要加快一体化进程、扩大贸易往来,并牢牢掌握住关键产业链。这番“重话”引起热议,但是把欧洲困境简单归因于中欧贸易,逻辑上讲不通。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欧贸易长期呈现互补分工的局面:欧洲利用自身的技术、品牌、标准优势开拓市场,在汽车、机械、化工、奢侈品等高附加值领域持续获利;中国则通过提供物美价廉的中间品和消费品,帮助欧洲企业降低成本、使欧洲民众节省开支。这是有利可图的市场行为,不是被迫的亏本买卖,这样的分工使得欧洲“衰落”是没有根据的。
欧洲的结构性问题人人可见:老龄化加剧、劳动力短缺;福利负担过重、改革难以推行;数字经济和新兴产业发育不足、科研投入与转化效率不高;内部市场分割、统一规则进展缓慢;能源价格高昂、工业成本上升、企业投资动力减弱。这些问题不是由对华贸易来决定的。德拉吉牵头的《欧盟竞争力的未来》报告也指出:创新投入不够、内部市场分割、能源价格高昂、地缘政治风险加大。
近几年全球秩序动荡的主要原因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制裁、关税不断升级,多边规则被削弱,世贸组织上诉机构被“掐停”,仲裁难以运作,供应链人为被拉扯。把系统性的问题推给跟你合作的伙伴,只能进行情绪发泄,不能解决根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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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拉吉的态度反映了三方面的实际情况:第一,焦虑是战略性的。欧洲两端受压,一边是大西洋对面的老盟友要我方站队,并且盯着产业和补贴;另一边是全球产业链迅速转移,担心边缘化和去工业化。焦虑之下,用“外部威胁”来动员是最省事的,把中国描绘成“关键节点控制者”,可以号召加快一体化。但更多的是政治动员而不是策略推演,动员无法改变产业的边际成本、技术迭代的速度以及企业的投资决策。
第二,这是一个老的问题,是整体性的。把欧盟推向“准联邦”,在财政、产业、科技、国防等方面拧成一股绳,但是现实情况是成员国之间利益难以调和、主权让渡敏感、程序缓慢、关键改革难以落实。
第三,风险是经贸政治化。贸易逆差顺差主要体现的是产业结构以及比较优势,并不是意识形态。给产业链扣帽子,企业首当其冲,被迫与最优的零部件和供货商保持距离,成本增加、竞争力减弱、岗位减少。“去风险”如果走偏、滑向“去合作”,最终受损的是本国制造业、消费者以及创新生态系统。
所以不是不能批评和调整的问题,而是不能用情绪代替事实,用标签代替分析,欧洲所需要的,就是补齐短板的勇气,技术上要敢于突破,资本要敢于投资,人才要敢于留用,政策要保持稳定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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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关系怎样才能稳定下来?对中国,三点:一是用事实说话,用数据和案例说明中欧产业链互惠互利,企业获益、成本下降,逐条回应“控制关键环节”的指责;二是把对话桥梁搭牢,常态化机制性沟通,在产业、科技、绿色、数字等领域设立目标、抓落实,通过合资、联合研发、标准共建把“去风险”变成“提效率”;三是坚持多边主义,推动世贸组织改革,恢复规则与仲裁功能,维护供应链稳定,和主张战略自主的欧洲力量一起降低大国竞争,避免经贸合作走向对立。
对欧洲来说,也有三点:一是要先把功课做好,在创新、人才、金融市场等方面逐一补课,老龄化和福利约束是现实问题,不是推卸责任的理由;二是不要让政治影响企业的账本,竞争力来自技术、管理和效率,而不是关税壁垒;三是用规则来兜底,修复多边机制、疏通堵点、恢复裁决,稳定预期。
德拉吉说“秩序名存实亡”并非没有道理,但是把秩序震荡简单地归因于对华贸易,就有点把两个概念混为一谈了。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多极化正在推进,这不是“崩溃”,而是“重塑”。重塑需要通过协商、规则以及互惠互利的方式来实现,而不能只是一味地指责,欧洲竞争力要靠自己重建,没有人可以替它跑完全程。
中欧之间也不是零和博弈,中国市场的广度和制造厚度,加上欧洲的技术与标准,完全可以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绿色转型等赛道做大规模。选择“合作”,还是“效率”,结果大相径庭。欧洲要耐心、有方向感,重新回到教育、科研、基础设施和资本市场联通这些“慢工出细活”的基本面上来;中国也要少一些被动应对,多一些主动沟通,把可以合作的地方合作好,把可以预见的风险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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