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女儿褚映群自杀于洛阳的真实详情

那是个让人心里发寒的冬夜，时间定格在1995年12月的第一天，地点昆明。

一阵刺耳的铃声划破了红塔集团掌门人褚时健房间的宁静。

话筒拿起来那会儿，这位在烟草界呼风唤雨的“硬汉”还在跟人商量事儿。

可等他挂断电话，周围人心里咯噔一下——老爷子脸色变了。

他死死攥住律师马军的胳膊，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脊梁骨，当场就垮了。

那双曾经把一个小作坊一手带成亚洲烟草巨头的大手，这会儿抖得跟筛糠一样。

听筒里传来的那个消息，像晴天霹雳：他闺女褚映群，在河南洛阳的号子里，自杀了。

那年头，褚时健六十七，褚映群才三十九。

大伙儿聊起褚时健，总是津津乐道他怎么从云端摔下来，又怎么触底反弹，把它当成个励志神话。

可你要是把他这辈子的人生账本翻开细看，会发现那天晚上，才是他生命里真正的“极夜”。

后来所有的风光，哪怕是那满山的橙子，根源都在这个死结上。

这不光是一个当爹的没了闺女，更是一个处在转型路口的老国企当家人，在权力和亲情的算盘上，把账给算崩了。

咱把日历往前翻几年。

90年代初的云南玉溪卷烟厂，那是个什么地界？

说白了，那就是个聚宝盆，淌出来的全是金子。

褚时健刚接手那会儿，厂子烂得不成样；到了90年代，靠着改品种、上设备、死磕管理，红塔山成了硬通货。

集团利税过了百亿，褚时健脖子上挂满了荣誉勋章，走到哪儿都是焦点。

可偏偏在这风光底下，埋着颗雷。

那时候烟草行当，规矩严得很，专卖制度卡得死死的。

烟这东西，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得看指标，得有批条。

红塔山抢手，黑市价跟出厂价之间差着十万八千里。

谁手里捏着指标，谁就能躺着数钱。

这发指标的权力，就攥在褚时健手里。

摆在他跟前的，其实就两条道。

头一条，当个“孤臣”。

把门关得死死的，六亲不认，谁来走后门都给轰出去。

但这太难了，咱们这是个人情社会，递条子的不光是做买卖的，还有各路神仙。

第二条，搞点“变通”。

在规矩的边边角角，给熟人、给关系户开个口子。

褚时健脚底下一滑，走了第二条道，或者说，他没能把这扇门彻底关严实。

最要命的是，他把家里人也给搅和进来了。

小舅子马建华、小姨子马静芳、外甥俞斌，要么在厂里干，要么靠着厂子吃饭。

大闺女褚映群，二十岁进厂，干了三十年，后来管的是采购协调。

这里头有笔账，褚时健当时估计觉得不算啥大事：我给国家挣了上百亿，家里人跟着喝口汤，沾点光，是不是也说得过去？

可法律这本账，从来不这么算。

祸根是在1994年埋下的。

贵州那边查办一个高官家属贪污，顺藤摸瓜扯出了倒卖五万件红塔山香烟的事儿。

线索一路烧到了玉溪。

1995年2月，一封举报信把河南三门峡烟草公司给告了，说是通过洛阳的中间人给褚家塞钱，换那种违规的配额。

纪委那边动作快得很。

马静芬和褚映群在珠海直接被带走，二话不说押到河南洛阳隔离审查。

在洛阳看守所的那几个月，对褚映群来说，简直是活受罪。

她原本过的是锦衣玉食的日子，一下子从天上掉到了泥坑里。

面对的是没完没了的审问、糟心的环境，还有那种不知道明天在哪儿的恐惧。

给她定的嫌疑，是帮着老爹收好处，给广东烟草公司批指标。

实际上，调查组查来查去，也没查出什么够得上死罪的大毛病，甚至都打算打报告放人了。

可褚映群心里的那根弦，断了。

她在绝笔信里写，实在受不了这份屈辱和苦难。

12月1号那个晚上，那枚平时用来束发的发卡，成了她解脱的工具。

她划开了自己的手腕。

信儿传回云南，褚时健老泪纵横，哭得直不起腰。

他跟马军说了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后悔得肠子都青了：“是我把她给害了。

当初要是听那丫头的话，早点退下来，哪会有今天？”

没错，褚映群劝过他。

她早就看透了，老爹坐的那个位置，人情网太密，水太深，容易出事。

她劝老爹赶紧收手，图个平安。

可那会儿的褚时健，觉得集团正红火，心气儿高着呢，还想着在澜沧江砸钱修水电站搞多元化。

他觉得自己肩膀硬，挑得动。

他太相信自己的本事，却忘了权力的反噬有多狠。

这笔账，算岔了，搭进去的是闺女的一条命。

料理后事的时候，那种凄凉劲儿让人心寒。

上面不让褚时健出云南，父女俩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律师马军带着集团高管姚庆炎赶到了洛阳。

在殡仪馆，他们见到了褚映群的遗体，身以此穿着件粉色的棉衣，人已经不像样了。

三天后，骨灰捧回了昆明机场。

褚时健双手接过骨灰盒，再一次情绪失控，哭成了泪人。

紧接着，清算的暴风雨砸向了褚时健本人。

1999年，锤子落下了：贪污530万，巨额财产来源不明2000多万。

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那个不可一世的烟草大王，在世纪末的关口，彻底倒下了。

那会儿，谁都觉得这老爷子这辈子算是交代了。

七十一岁判无期，这不明摆着要“把牢底坐穿”吗？

他在里面踩了一阵子缝纫机，后来因为表现好减了刑。

到了2001年，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获准保外就医。

回到玉溪的时候，他已经是七十三岁的古稀老人了。

满头白发，走路不利索，老伴马静芬身体也垮了，唯一的儿子褚一斌躲在国外不敢露头，家里就剩下一个十岁的外孙女任书逸——那是褚映群留下的唯一血脉。

这档口，褚时健又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是就在家里养着，靠着以前老部下的接济，晒晒太阳混日子？

还是拖着这把老骨头，再折腾一回？

换个常人，肯定选头一条。

身体不行了，名声也没了，闺女都死了，还图个啥？

可褚时健偏偏选了第二条。

2002年，他一头扎进了哀牢山，包了一千多亩荒地，说是要种橙子。

这一年，他七十四岁。

为啥非得是橙子？

为啥非得是荒山？

这背后的道道，其实是褚时健跟过去那种“活法”彻底说了再见。

搞烟草，玩的是特许权，拼的是指标和条子。

那是权力的游戏，他赢了钱，输了家。

种地不一样，那是靠天吃饭，靠地里长东西，靠的是技术和管理。

这玩意儿不用求爷爷告奶奶批条子，果子甜不甜，市场说了算。

这是世上最干净的买卖。

种橙子这活儿，一点不比管烟厂轻松。

哀牢山那地方，又热又湿，山高路远。

刚开始根本没人看好，觉得这老头就是瞎折腾，闹着玩。

褚时健拿出了当年整治烟厂的那股子狠劲。

找专家选品种，非得用有机肥，为了解决浇水的问题，他甚至自己带人架管子引水。

头一年挂果，产量少得可怜，味道也一般，根本卖不动。

他没泄气，自己跑市场，跟经销商磨嘴皮子。

他给橙子定了死规矩，甚至细到每棵树留几个果，果子的直径得多少公分。

慢慢地，这片荒山有了生气。

2006年，果园扩了地盘。

2012年，“褚橙”杀进北京，一下子火遍全国。

大伙儿买褚橙，刚开始是冲着“励志”这两个字去的，后来是真觉得这果子好吃。

皮薄汁多，酸甜正好。

到了2018年，褚橙产量干到了一万三千吨，营收过了两个亿。

褚时健把这个新摊子，做成了整个家族的靠山。

但他拼了老命做这一切，不光是为了证明自己“宝刀未老”，更多的是为了赎罪。

他在给活着的人铺路，特别是给那个没妈的外孙女任书逸。

任书逸大学毕业后，回到了外公身边，进了公司当高管。

褚时健看着她，总能恍惚间看到褚映群的影子。

任书逸长得随妈，大眼睛，尖下巴。

每次瞅见外孙女，褚时健的眼神都会定在那儿好半天。

2013年接受采访，只要一提闺女，这个一辈子不服软的老头就会沉默，眼眶立马就湿了。

他用余生的每一次挥锄头，每一颗结出来的橙子，去填心里那个怎么也填不满的黑洞。

2019年3月5日，褚时健走了，享年91岁。

临走前，他跟万科的王石唠嗑。

他说：“我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家里人。”

这话他说得很慢，像是在给自己这辈子做个结案陈词。

可懂他的人都知道，这句“对得起家人”背后，藏着多少没法往外说的痛。

回头看褚时健这一辈子，你会发现，所有的悲剧和奇迹，根子上都在他的性格——那种极度的自信和想掌控一切的欲望。

这种性格让他把一个小烟厂干成了亚洲第一，也让他在最该撒手的时候没舍得放，最后把家给搞散了。

而在晚年，又是这种不服输的劲头，撑着他在荒山上种出了甜橙，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自我救赎。

如果能让时间倒流，回到1994年之前。

当闺女劝他“早点退休，保个平安”的时候，他会怎么选？

这个问题，没答案。

历史从来没有如果，只有结果。

留给后人的，只有哀牢山上那漫山遍野的橙子树，和那个关于“怎么做决策、付出啥代价”的沉重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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