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哲为党牺牲，毛主席寻他数十年，得知他妻子还活着，寄上300元

1945年10月的重庆，嘉陵江夜风仍带暑气。谈判间隙，毛泽东站在窗前，灯火映着江面，他忽然提笔在便笺上写下一个名字——罗哲。这位十余年不见的旧友究竟去了哪里，仍是未知。那一夜，他叮嘱随行人员：“若有机会，替我找找他的消息。”一句轻声嘱托埋下了之后长达十余年的寻访。

时针拨回1919年。五四风潮席卷全国，湖南高等工业学校内，年仅十七岁的罗哲以爽朗口音号召同学罢课，奔走呼号。毛泽东当时组织学联，见到罗哲，感慨“这小伙子有闯劲”。两人第一次长谈直到凌晨，灯芯烧尽，留下一地黑灰。自此，一个策划游行，一个写传单，配合默契，情同手足。

转入北京不久，1926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天安门前枪声震耳，罗哲被刺刀划伤小腿，鲜血直流，却仍高喊口号。毛泽东赶到医院，看到他绑着绷带还在讨论对策，只叹一句：“人要紧，事也要紧。”彼时两人年纪都不到三十岁，血气方刚，谁也没想过诀别会来得如此突然。

1927年夏，武汉局势暗流汹涌。为了筹划农民运动，毛泽东请罗哲做秘书。租界里昏黄灯火下，他们常把地图摊在餐桌，一边蘸辣椒面啃糙米团，一边标注联络点。罗哲忙得黑瘦，草鞋磨透，毛泽东半夜敲门向曹云芳打听：“罗哲回来了没有？”曹云芳只能摇头。临行前，罗哲给妻子留下一句：“干革命不要怕，我晚点就回。”

可那一去再未归。1928年春，长沙白色恐怖笼罩，罗哲夫妇被捕。狱中，敌人连审四十八昼夜，许以高官厚禄，他冷笑回应：“革命者，绝不苟且偷生。”行刑那天，他拒跪，口喊“共产党万岁”，子弹穿胸，人仍挺立。年仅二十六岁的生命定格在刑场尘土里。

噩耗零星传来，却始终无确凿证明。抗战、内战、建国……毛泽东在不同战场、不同会议间询问多次，消息都模糊。直到1956年7月，贵阳寄来一封信，落款“曹云芳”。秘书递信时，他正批阅文件，看到信封当场站起。拆信得知罗哲早已殉难，毛泽东沉默良久，只说：“他没有辜负党。”随信寄去三百元稿费，嘱咐“修墓，如有困难，再来信”。

八月十一日，他亲笔回信，信末一句平淡却厚重：“向你们致贺，顺致康吉。”同日，他把罗哲往昔的事迹讲给身边警卫员听，长谈至深夜。那晚北戴河浪声不绝，他依旧在灯下补写一段回忆，以备罗哲子女查档案用。

1958年盛夏，曹云芳带外孙女乘火车抵京。见面那刻，毛泽东脱稿的笑容少见，“您来了就好”，短短六字，饱含三十年挂念。他在小本上写下“罗哲烈士之墓”七字碑铭，又题“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作为老战友唯一的合影纪念。曹云芳在北京逗留二十余天，辞行时执意不扰，他连连挥手：“保重身体，常来。”

此后两年，曹云芳再度进京；毛泽东抽出稀少空闲陪她游北海、登天安门，甚至拿出个人稿费为她买秋衣。虽身居高位，他仍以兄长身份照顾烈士家属，那份真情，无关职务，只关人心。

离别后，曹云芳返回贵州继续工作，直至病重瘫痪。临终前，她嘱咐儿子：“每年去祭你的父亲。”简单一句，凝缩半生思念。罗哲墓地位于株洲马家河，山道狭窄，雨季泥泞。罗家后人罗首章早年在城里当工人，退休后却搬回山村，守墓二十载。有人劝他搬去城里享福，他抬抬手：“坟头要是荒了，路过的娃娃会以为这人没人在意，那多寒心。”

如今墓前青松常绿，石阶干净，偶有远道而来的参观者停步低首。对这些人而言，罗哲只是教科书上一行小字；对熟读史料者而言，他是农讲所里挥汗授课、也是刑场上挺身高呼的青年。那份坚决不屈的身影，穿越尘埃，依旧清晰。

毛泽东晚年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老友，说得淡淡：“罗哲是好同志。”寥寥七字，却胜过千言。朋友之义，革命之情，都在其中。烈士已逝，墓碑无语，山风吹过仍带泥土的热度——那是1920年代湖南学子举火的余温，也是后来者继续前行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