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洪宪中午打瞌睡，许世友窜进房大喊：大白天睡觉想好事儿呐

1973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广州站蒸汽缭绕，一名刚满二十五岁的山东小伙子拖着军用行李袋下了车，他叫孙洪宪。车站外，湿热的南风扑面而来，这名北方兵还没回过神，就被军区值班员接上吉普车直奔越秀山方向——几小时后，他将面对新任广州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首次“面试”。

传说许司令选秘书“三条硬杠”早就在部队传开：山东人，高中学历，最好打过仗。看似苛刻，实则是他对胶东老乡的偏爱、对文化水平的要求，也有对战火历练的信任。符合这三条的人凤毛麟角，因此名单虽拉出三百余人，真正排得进前三的没几个，孙洪宪恰在其中。

第一次见面场景颇有戏剧感。刚敬完军礼，孙洪宪还没站稳，就听对方沉声一句：“才多大呀，谈什么结婚？”然后爽朗一笑，气氛顿时轻松。会谈不足十分钟，许世友已拍板：“就他了。”身旁参谋想再介绍其他人，被一句“时间宝贵”挡了回去。

这份突然的调令让胶东老家炸了锅。孙家院子里挂起的红灯笼不得不摘下，腌好的鸡鸭只能分给邻里。父亲来信只有一句话：“宁可亏自己，也别误首长。”朴实得像胶东冬天的海风，却把全家人的情绪稳住。

三个月转眼过去。春日的木棉刚开，许世友散步时回头嘀咕：“怎么还不回去把事办了？”随即吩咐警卫，“让胖子回家领证去。”孙洪宪风风火火北上，一个月后携妻返穗，提着一麻袋花生小米。许世友掂量袋子，眼眶微红：“当年就是啃这些，才熬过胶东的冬天。”

真正的考验从此刻才开始。司令员作息极早：晨练苗刀，早餐后批文件，两小时后必定出门遛弯。中午从不午休，常拎枪去白云山边缘“找乐子”。秘书、警卫、随员一个不能少，全得跟着晒太阳。年轻人困得眼皮打架，却不敢掉队。

一次中午，孙洪宪实在撑不住，躲进值班室合衣一倒。刚进入半梦半醒，就听大嗓门炸雷般闯进：“孙胖子！”紧接一句，“大白天睡觉想好事儿呐？”屋里人蹭地起身，额头汗涔涔。许世友瞧他尴尬，转身又补刀：“接班人也得晚上想。”周围哄笑，尴尬瞬间化解，自那起，再没人见孙秘书午睡。

许世友的豪饮更是一桩麻烦。酒桌上，没有令，谁都不敢先举杯。中秋团圆夜，他先敬工作人员，紧接敬家属，薄瓷碗里汾酒一口闷，下去已十余碗。七十岁老将军仍声如洪钟：“别管我，两斤算漱口。”众人面面相觑，只能硬着头皮陪。

酒过三巡，打猎话题又起。司令员不爱钓鱼，嫌“等得发霉”，最喜欢掂着老式猎枪满山跑。1974年冬，密云水库开会间隙，他让车队拐进山沟。一字排开，间距三十米。偏偏猎物不多，只有树梢斑鸠。孙洪宪两枪，两鸟落地。将军打趣：“一只感冒，一只刚出院。”话音未落，又指孙继续前探。这份信任，几乎把年轻秘书乐坏。

信任建立，却也伴随禁忌。翌年早春，再赴密云，孙洪宪瞅见一群喜鹊，眼疾手快，两声枪响。回营地递上战利品，许世友却黑着脸：“报喜鸟都敢打？”一句话，把众人吓得大气不敢出。好在将军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夜里喝酒时，他拍拍孙洪宪肩，“记住，下回避着点喜鹊。”

真正惊险的，是那次枪走火。1975年夏，警卫员上车前未扣保险，子弹擦过司令员额角嵌入挡风玻璃。许世友下车摸了摸头发，说句“没破皮”，便让车继续开。事后组织调查，他几句话保下那名警卫，“人没心眼，错一次就够了。”孙洪宪费三个月才寻到防弹玻璃替换，这才了结此事。

日复一日，许世友的生活像上紧发条：批示、练武、猎山、豪饮。孙洪宪记录文件、安排日程、替首长拎枪提壶，三年里没出差错。1976年八月调令下达，他即将离开留园七号。那天傍晚，院里摆了二十斤螃蟹，十斤黄酒。许世友罕见“联合作战”，拉上几名参谋轮番劝酒。孙洪宪终被灌倒，趴在长桌一角。将军哈哈大笑，挥手让人扶回宿舍。

翌晨，广州依旧闷热。送别前，许世友递给孙洪宪一张合影，背面写着八个字——“胶东好汉，再见不别”。没有多余言语，吉普车扬起灰尘驶出营区。三年光景，似乎只留下一串轮胎印，却在两代军人心里，刻下难以磨灭的深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