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志晚年，被女儿问及对毛主席看法，曾：我对我的指路人永存敬意

1977年夏天，北京。66岁的曾志刚刚恢复工作，走路依然生风。女儿陶斯亮突然问出一句话："妈妈，你这一辈子，究竟怎么来看毛主席？"

曾志沉默片刻，缓缓开口："我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

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

这句话，要从她15岁那一年讲起。

1926年8月，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

15岁的曾昭学报名时，突然在表格上改了名字。同学问："为什么要改名？"她昂着头："我就是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从此，她叫曾志。

这一年，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革命，她给母亲写信，坚决解除了父母包办的婚约。封建家庭出身的千金小姐，就这样一脚踏进了血与火的年代。

1927年春，她被分配到衡阳地委工作，与组织部长夏明震结了婚。那时的婚礼很简单，更像是一种"并肩作战"的约定。

1928年1月，湘南暴动爆发。曾志和夏明震双双参加。当地群众给她起了个外号——"红姑娘"。这个瘦小的女干部，背着红缨枪，头缠红头巾，眼神却很硬。

3月，噩耗传来。夏明震在"反白事件"中牺牲。17岁的曾志，第一次尝到了革命的残酷。但她没有停下脚步。4月，朱德、陈毅率领湘南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她就在队伍之中。

上山的路不好走。山高，路窄，粮少，人困。也就在这一路行军中，她认识了蔡协民——这位红七师党代表，后来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两人的结合，没有浪漫，更像战场上的握手：互相信任，彼此托付。

到了井冈山，曾志接触到了一位对她一生产生深远影响的领袖——毛泽东。

第一次见毛泽东，是在酃县。

部队撤往井冈山途中，曾志和蔡协民在屋里休息。门外突然传来宏亮的声音："蔡协民，老蔡，老蔡在里面吗？"声音未落，人已进屋。来人一见他们，就笑道："嗬！金屋藏娇嘛。老蔡，好福气哟！"

蔡协民拉起曾志："这位就是毛泽东，毛润之！"

曾志顿时睡意全无。她端详着眼前这个人：中分式的黑色长发，清癯的面颊，智慧的双眸，举止潇洒自信。谈笑风生，妙语连珠。这就是她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井冈山上，红军生活极其艰苦。吃的最好的，就是红米饭加南瓜汤，有时连这点都保证不了。

有战士私下议论："我们吃得这么差，毛委员那边肯定不一样，怎么着也得有点肉。"

曾志听见了，心里也打鼓。她既不愿轻易相信流言，又觉得这事必须弄清楚。于是，她做了一个很"实在"的动作——去毛泽东家里看锅。

在吃饭点，她先后两次借故去毛泽东住处。一到灶前，就干脆利落地掀开锅盖。锅里是啥？还是那几样粗糙的食物，甚至比普通战士的伙食还简单。两次去，两次都是如此。

这一回，她心里踏实了。回到部队，她把自己亲眼所见原原本本说给战士们听。这个看似琐碎的举动，却在当时悄悄稳住了不少人的心。

1929年，曾志为毛泽东买了一双黑线袜子。按常理讲，这样一件小事，过两三年也就忘了。

但1932年4月，中央红军攻克漳州城。曾志在这座战后新收复的城市里，再次见到了毛泽东。

一眼望去，她愣住了——毛泽东脚上穿的，竟然还是那双黑线袜子。与三年前相比，袜子已经变得又薄又稀。

毛泽东注意到她的目光，索性抬脚往前一伸，半开玩笑地说："这双袜子还是1929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子珍把袜底从中间剪开，翻到两边，又重缝了袜底。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不过，再不能换底了，袜面也太稀薄了，经不起洗了。"

曾志听完，心里忍不住好笑，又被深深触动。"两袖清风"这类词，在当时并不时髦，但她很清楚，一个真正把身家性命压在革命事业上的人，往往不会在穿衣吃饭上计较太多。

从井冈山到漳州，从红米饭到黑线袜，一点一滴，构成她对这位"指路人"的第一层信任——不搞特殊，能吃苦，肯跟大家一起扛。

革命道路不可能仅凭感情和印象走到底。很快，更残酷的考验接踵而来。

1928年11月7日，井冈山大井村。曾志生下一个男孩。孩子才一个月大，她就不得不含泪将孩子送给了当地人石礼保收养，取名石来发。

1929年1月，曾志随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孩子留在山上，母子从此失联。

这一别，就是24年。

1934年5月，第二任丈夫蔡协民在斗争中被叛徒出卖牺牲。对曾志来说，这已经是第二次在战火中失去伴侣。两次丧夫，并不是一般家庭悲剧那么简单，而是在枪林弹雨中，亲眼看着身边并肩作战的人，一个个倒下。

也是在斗争的辗转中，她认识了第三任丈夫——时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的陶铸。后来他走上党和国家重要领导岗位，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

两人的结合，从假扮夫妻开展地下工作开始，日久生情，最终结成革命伴侣。

他们的婚姻，很少有"相濡以沫"的安稳日子。唯一稍微平静一些的阶段，是1941年前后在延安的一段时光。那一年，他们有了女儿陶斯亮。窑洞里，煤油灯下，一家三口短暂团聚。

不过，这样的日子很快画上句号。1945年，党组织派他们去东北，组织敌后游击斗争。女儿当时只有4岁，被送到延安保育院。

离开之前，曾志说了一句话："如果我们回不来，这个孩子就是你的了。"这绝不是夸张的客套，而是一种清醒的预判——走上那条路，就要做好"回不来"的心理准备。

与毛泽东告别时，她和陶铸一起表达了态度："为了革命，决不考虑个人得失，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一切。"毛泽东也颇为感慨，评价说："这才是陶铸和曾志啊！"

新中国成立后，两人工作地点又长期分离。曾志在地方打基础，陶铸被调往广西、广东，后来进京。只有在广东那几年，他们勉强算有了个像样的"家"。此前十多年里，他们一年到头见不了几次面。

为此，曾志曾对陶铸说："我过去忽略了做妻子的义务，对不起你。"这句话听上去有些心酸，也真实反映出她对家庭角色的反思。

1966年，形势风云突变。陶铸调任中宣部部长，赴京履职不久，曾志在广州养病，经省委同意后也飞往北京。谁也没想到，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很快席卷而来。

1967年1月，陶铸一夜之间从中央"第四号人物"变成了"中国最大的保皇派"。全国"打倒陶铸"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口号声此起彼伏。

曾志也经常被拉去和"刘、邓、陶"一起挨斗。每次亲眼见到相依为命的丈夫被一拨一拨的人踢来打去，她的心都在颤抖、都在滴血。为了强忍心中的刺痛，她经常把自己的嘴唇咬出血来。

1969年初，陶铸被查出患了癌症。9月的一天，曾志被有关负责人叫了去。"中苏关系紧张，可能要爆发战争，组织决定陶铸疏散到安徽合肥去，明天就走。"

临行前，陶铸经过反复考虑，对曾志说："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吧。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到了离别的那一刻，夫妻俩竟然没有掉一滴泪。陶铸由于不完全性肠梗阻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曾志强颜欢笑地切了一片薄薄的面包。为了安慰她，陶铸忍着巨痛一口口把面包强咽下去。每咽一口，都要流一头汗……

临别时，陶铸从身边拿出一张纸片递给曾志。这就是那首著名的《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车子发动，曾志眺望着远去的车子。她清楚地看见，瘦弱的陶铸，正将脸贴在车窗上，向她招手。

这一次见面，将是他们此生最后一次见面。

1969年11月30日晚，陶铸在合肥病逝。曾志接到通知，问能不能去看陶铸最后一眼。回答是：不允许。

随后，曾志被遣送到粤北农村劳动。那一年，她已接近花甲之年，却住进了到处是蜘蛛网的旧民房。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组织村里人学习，带着乡亲们一段一段背《纪念白求恩》。

几年后，当她要离开邱屋村时，全村人赶来送行，很多人流着泪不舍。

1973年，陕西省委主要负责人李瑞山来到干休所，带来一则重要消息：毛泽东的意思，让她做选择——要么留在西安安排工作，要么回北京。

曾志想了想，决定还是回北京。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

对许多经历过长征、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老一代革命者而言，这无疑是一个极为沉重的时刻。曾志闻讯，陷入巨大的悲痛。

1977年，她正式恢复工作，半年后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那一年，她已经66岁了，却仍然精神饱满。老同志们私下里感叹："曾志这个人，很厉害。"

1979年，组织上作出结论："曾志的政治历史本来就是清楚的，党组织早有结论。"看到"本来就是清楚的"七个字，她忍不住流下眼泪。这不是矫情，而是多年压在心头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

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女儿向她提出了那个敏感又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看待毛主席。

她给出的那段回答，极其简练，却意味深长：

"我跟随毛主席半个世纪，并不是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而是出于信仰。我对我选择的信仰至死不渝，我对我走过的路无怨无悔，那么我对我的指路人当然会永存敬意！"

这几句话，可以拆开来看。

她提到"半个世纪"，这并不夸张。从1927年、1928年那一代青年开始跟随，以井冈山为起点，到1970年代末，她的政治生命轨迹，几乎与毛泽东时代完全重合。

她强调"不靠个人感情和恩怨"，说明她并非只记着井冈山锅里的红米饭、漳州城里的黑线袜，而是把自己的立场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道路的信念上。

所谓"指路人"，不是简单的"领导对下级"的关系，而是对引导她走上这条道路，并坚持走到底的那个人，给予的一种定位。她的"敬意"，建立在两个前提之上：一是对自己信仰的坚定，二是对历史大势的认同。

换句话说，她不是因为某个时期的个人遭遇好坏，来决定态度，而是看这条路是否符合她当年立下的那个"志"。

1983年，曾志正式退休，但仍担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那时，她已经年逾古稀，腿脚也不那么利索了。可在日常生活中，她依旧保持着"老共产党员"的习惯——能自己干的事，绝不麻烦别人。

每天清晨，她提着一个布袋子，走出家门买菜。家里明明可以用公家配的车，她却坚决不用，也不让家人帮忙。有人劝她："您这个身份，这么挤公交买菜，犯不着。"她只是笑笑，不愿多解释。

有一次，她去较远的地方买日用品，偏偏那天公交车人特别多，下车时被车门夹到了头，送医院检查，被诊断为脑震荡。

1998年6月21日，曾志在北京去世，享年87岁。女儿在整理遗物时，发现了几十个已经发黄的工资袋。每个袋子里，装着三四百块钱，是她这些年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每个袋子上都注明了年份，摆放得整整齐齐。

按照她生前的嘱托，这几万元钱全部交给中央组织部老干局，用于建希望小学和老干部活动基金。

这是一种很朴素的处理方式：钱不多，却用在她最认同的地方。将个人积蓄再度投向集体事业，也算是她一生行事逻辑的延续。

她的遗嘱里还写着："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设灵堂……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一棵树下当肥料……"

中组部根据曾志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送别活动。遗体于1998年6月26日在北京火化。骨灰撒在了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烈士墓旁的僻静山坡上。

她的墓碑上，只刻着简单的十个字："魂归井冈——红军老战士曾志"。

从湘南"红姑娘"，到井冈山女红军，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级干部，直至晚年在女儿追问下说出那句"对我的指路人永存敬意"，曾志的一生，在史料中并非传奇化的神话，而是一条被一次次磨砺过的道路。

她没有把自己的经历包装成励志故事，而是用一本扎扎实实的回忆录《一个革命的幸存者》，留下了一个时代的切面。那本书从1967年开始整理素材，到1998年病逝前夕才算基本完成，整整三十年。

她反复打磨，不急着定稿，就是希望对历史负责，对自己负责。书名叫"幸存者"，不是为了显示"侥幸"，而是提醒自己和读者：那么多同道之人已经牺牲，她不过是活下来见证那一代人的选择。

从这个角度再看她那句回应，就不难理解了——信仰，是她衡量一切的标尺;道路，是她用一生走出来的印证;至于那位"指路人"，在她心里早已不是简单的"亲近"或"疏远"，而是与整段历史牢牢连在一起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