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叶子龙对王光美说：少奇同志不应该被如此对待

1978年3月的一天清晨，北京城仍带着冬末的寒意。秦城监狱厚重的大门缓缓打开，57岁的王光美在阳光下眯了眯眼，抬手护住额头。她没想到，就在自己重新踏上自由土地的几小时后，第一位登门的人会是67岁的叶子龙——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最长的秘书之一。

门口相见的瞬间，两人都沉默了几秒。叶子龙先伸出手，话语带着决然：“少奇同志不应该被如此对待！”短短十二个字，让王光美的眼圈一下就泛红。她轻轻点头，没有急着回应，仿佛担心一开口情绪就会溃堤。

两人坐定。炭火盆里噼啪作响，屋外却依旧清冷。叶子龙没有寒暄，直接回到了1962年的春天。那一年，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后密切合作，试图为“三年困难时期”收尾。就在会议结束不久，党内外关于生产自救、组织调整的讨论此起彼伏。叶子龙回忆，毛泽东与刘少奇几乎每天都要碰面，争论激烈，气氛却并不剑拔弩张。“观点不同，目标一致”，这是当时许多人听到的评价。

转折出现在1966年夏天。工作组下校园、群众运动骤起，“路线”“立场”等词被无限放大。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在舆论场四处点火，指向刘少奇。叶子龙注意到，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本想再观察一段，但谣言和检举信纷至沓来，局面迅速失控。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那天，叶子龙在人民大会堂西侧走廊见到刘少奇。那是个燥热的午后，刘少奇额头有薄汗，却仍端着茶杯，一字一句地对身边人说：“只要对国家有利，我退也无妨。”他没想到，这句表态会被别有用心者截取成“自认错误”的证据。

此后的剧情众所周知。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去世，年仅71岁。遗体无棺无碑，草草火化，骨灰被秘密埋于新乡。王光美自1967年9月被隔离审查后，辗转“牛棚”和监狱十一年，这段记忆如乱麻缠绕。

说到此处，王光美握紧茶杯，轻声却异常清晰：“那年的冲撞，少奇确实顶撞过主席，可他始终把维护中央团结放在第一位。”叶子龙点头，“我在主席身边多年，看得比你还明白，当时的气氛已容不下正常分歧。”他停顿片刻，压低声音补充：“有些人借风使舵，推波助澜，才酿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两人忽然想起“录音机事件”。1965年春，叶子龙为提高记录效率，向中办申请购置一台进口录音机。设备一到中南海，就被人举报，说“叶子龙借机窃录机密”。刘少奇谨慎起见，下令调查。审查持续三周，最终证明录音机只是辅助工具。叶子龙那时被隔离在玉泉山，夜深人静常听到自己心跳。摆脱嫌疑后，他对刘少奇没有芥蒂，反觉得这位副主席行事周密。“如果不是他坚持按程序走，我也许背一辈子‘特务’黑锅。”叶子龙轻叹。

谈话进行到傍晚，王光美第一次露出轻松的神情。她回忆起1959年庐山会议，刘少奇和毛泽东在云雾缭绕的三叠泉边散步。毛泽东把手中的竹杖敲在石台上，说了一句：“搞社会主义不是请客吃饭，要有热情也要有章法。”刘少奇回答：“章法更要对症，光有热情不行。”那晚两人谈到深夜，庐山虫鸣作伴，氛围轻松。多年后，庐山依旧，关系却被人为地拉到对立面，令人扼腕。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刘少奇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正式文件发布的那天，叶子龙正在中南海中海东岸整理档案。他记得陈云握着文件，语气沉稳，“迟来的正义，也得落到纸面上。”复查报告逐条列举事实，写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制造冤案”十二个字，字字铿锵。

另一头，王光美获准重新回到人民大会堂。她穿过金色穹顶下的长廊，看见墙上挂着刘少奇的黑白照片，神情淡定。那一刻，她没有落泪，只把照片上的灰尘仔细拂去，轻声重复：“他回家了。”旁边工作人员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只见她抬头，目光坚毅。

同年年底，叶子龙整理完毛泽东1959至1965年的口述材料，共计三十余万字。卷宗封底贴着一行小字：供历史研究。有人问他还要不要写点个人回忆，他摇头，“公文里已经有答案，多说无益。”

王光美与叶子龙的那次长谈成了后来学者研究“党内正常分歧与组织机制”的珍贵旁证。不同历史书写者给出不同注脚，有的强调体制缺陷，有的批评个人责任。叶子龙只留下两句话，“历史终会说话；但愿说话之前，少些悲剧。”字迹清瘦，却入木三分。

夜色降临，北京城灯影摇曳。王光美把送客的门轻轻合上，屋里光线忽明忽暗。她走到书桌前，铺开一张白纸，提笔写下刘少奇生平年表，第一行是1898年11月24日，最后一行止于1978年12月18日。期间的空白，她准备慢慢填满——填的不是个人冤屈，而是当年被误解、被掩盖、被故意忽视的那些分歧。倘若写完，也不过只是一个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