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的2月,瓦德富尔站在台上,这位来自柏林的高级外交策略家,脸上没有一丝热带度假的松弛感,这已经是他在任内8个月里第4次飞抵印太地区了。这种几乎违背外交常规的飞行密度,本身就在反应着一个信号:柏林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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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几年前,德国人来这里大概率是谈大众汽车的销量或者西门子的订单,大家喝着香槟,说着“合作共赢”的漂亮话,但今天,瓦德富尔直接把那种温情脉脉的面纱撕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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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听着耳熟?不,这其中的意味已经变了。在默克尔时代,这可能是一句安抚华盛顿的场面话,但在如今默茨政府的治下,这成了某种带有血腥味的效忠誓词。
在柏林的政治精英眼里,那个关于“贸易改变中国”的老旧梦想已经彻底碎了,瓦德富尔在现场说得非常露骨,他直言把中国视为伙伴是幼稚的。这话说得太重,重到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忘了外交辞令该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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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正是问题的核心,在2026年的德国决策层看来,中德之间的分歧不再是关税或者市场准入这种“技术性bug”,而是底层的“操作系统不兼容”。不管上海的写字楼多气派,深圳的无人机飞得多高,只要那些关于人权、自由的“出厂设置”对不上,中国在德国眼里就是个系统错误的异类。
这种认知上的“硬着陆”,直接切断了任何回旋的余地,德国人现在是用一种看“外星生物”的眼神在审视这个曾经的最大贸易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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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内心其实充满了恐惧,而且是双向的,他们担心中国改写规则,把欧洲变成某种附庸,但他们同样害怕美国。那个大洋彼岸的超级大国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孤立主义的影子从未真正散去。
如果不无条件跟从美国,德国还能靠谁?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瓦德富尔要像个推销员一样,疯了似的在印太地区跑这第4趟,毫无悬念这就是在找备胎。
既然巨人都靠不住,那就只能拉着体量相当的兄弟抱团取暖,德国试图把新加坡、澳大利亚这些所谓的“中间派”像乐高积木一样拼起来,试图用人数优势来维持那个摇摇欲坠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听起来有点悲壮,就像是一群绵羊在商量如何用阵型来抵御狼群和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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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焦虑感在会场蔓延,德国很清楚,单靠自己在2026年的地缘棋盘上可能连个卒子都算不上,所以他们迫切地需要把这种跨区域的政治同盟做实,以此作为跟中美叫板,或者说,作为在中美夹缝中苟活的筹码。
这种地缘政治的波动,最终还是拍打到了实验室的防尘玻璃上。在南洋理工大学,瓦德富尔站在舍弗勒集团的研发中心里,这里没有外交辞令,只有精密机械运转的声音,他和新加坡方面已经敲定,要将2026年和2027年设定为“德新共同创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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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德富尔在参观时流露出的野心显而易见,他不甘心未来的世界标准只有“硅谷版”和“深圳版”,如果全世界的代码和螺丝钉都必须在这两个标准里二选一,那欧洲就真的成了科技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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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去风险化”,在实验室里有着更直白的翻译——别让任何一个巨人卡住我们的脖子。德国人想搞出一套“德新标准”,或者说是“欧洲+印太标准”。这是一种绝望而又顽强的挣扎,试图在AI和高端制造的洪流中,为欧洲保留最后一点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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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真的行得通吗?看着研发中心里那些年轻的亚洲面孔,很难不产生怀疑。在这个算力即权力的年代,德国试图用传统的工业底蕴加上新加坡的灵活性来对抗中美的举国体制,怎么看都像是在骑着自行车追赶高铁。
看着瓦德富尔在新加坡的一言一行,总有一种深深的荒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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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正在拼命砌墙,他们用价值观做砖,用安全焦虑做水泥,试图在2026年的世界里围出一块“纯净之地”。他们在这个围墙里高喊着“人权”、“法治”,并以此作为划分敌友的唯一标尺。
但这道墙,究竟防住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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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早已习惯了这种排斥,正在自己的轨道上加速狂奔,美国则冷眼旁观,看着这个昔日的小弟为了表忠心而自我阉割。只有德国,或者说旧欧洲,把自己困在了墙里。
当瓦德富尔在莱佛士酒店断言“不能视中国为伙伴”时,他似乎忘了一件事:在这个高度互联的星球上,主动切断连接,往往不是对别人的惩罚,而是对自己的流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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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几年后我们再回看这一刻,会发现这不仅是外交路线的转向,更是一个古老大陆在面对新世界时,因为无法理解、无法掌控,而最终选择的自我封闭。
那时候,墙内的回声再响亮,墙外的人,还听得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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