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歆益｜《黑海》与克里米亚的三重空间

Black Sea, by Neal Ascherson, Hill and Wang, 320pp., USD 22.00, September 1996

十几年前，在剑桥冬日的一间酒馆里，朋友隔着一大品脱印度淡色艾尔（India Pale Ale）对我说，东亚早期历史需要一本跳出编年史框架，带有个人情感的书。你应该写这样一本书。

我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尼尔·阿彻森（Neal Ascherson）的《黑海》。对学界而言，尼尔·阿彻森是个风清扬式的存在：独立于学术纷争之外，偶见于《纽约书评》《伦敦书评》的文字，既锋利又浑厚，将历史、考古融入时政评论，鞭挞未经深思的“民族”“国家”等身份想象与认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阿彻森就读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被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称为“我所见过最聪明的学生”。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先后在《卫报》《观察家》《独立报》任职。著有《国王公司》《波兰八月》《巨石之音》等书，后无来者。

而1995年的《黑海》，是一部前无古人的作品。

历史的闪光灯

历史上的有些事件，会像一支巨大的闪光灯，将全人类的记忆集体定格在某个瞬间。例如，几乎所有人都会记得“9·11”事件发生的那个时刻：自己身在何方，与谁在一起，正在做什么，这种记忆往往异常清晰。但绝大多数人不会记得此前或此后那一天的日常细节，也不会记得一年前或一年后9月11日的生活片段。因为那支巨型闪光灯，只在极沉重的历史时刻被点亮。

阿彻森在《黑海》中描述了这样一个“历史闪光灯”时刻。1991年夏天，作者来到克里米亚参加“拜占庭学大会”。与会者住在雅尔塔，每日乘大巴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古迹间穿梭。8月18日晚间，自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希腊古港，苏联时代黑海舰队的基地）返回雅尔塔的盘山公路上，车上的大多数人都睡着了，只剩作者一人望着窗外。一侧是看不清的黑海，另一侧是月光下的白色山崖。盘山路悬在著名的度假胜地福罗斯（Foros）上方。汽车通过往福罗斯的岔口时，作者隐约看见一辆停着的救护车，蓝色警灯在黑海夜空中一明一灭。前灯大开，像是在处理交通事故，但又不见事故车辆。几名男子在岔路口附近站立，似乎在等待什么。当时他只是微微一怔。数日之后，阿彻森才意识到，那一簇蓝光其实是政变者在福罗斯软禁戈尔巴乔夫行动的一部分。一个时代终结前的火花。

翌日，气氛骤变，酒店的电视被关掉，汽车上的广播也失声了，导游照本宣科地说：苏联进入紧急状态。雅尔塔街头则是装作若无其事的度假人潮，空气中弥漫着谨慎和凝重的气氛。会议旅行继续，前往位于巴赫奇萨赖（Bakhchysarai，克里米亚旧都）的鞑靼汗宫和曼古普（Mangup）山城。后者乃四战之地。拜占庭旧称Dory或Theodoro，历史上几易其手，见证了黑海的历史变迁。在山谷里遇见一群露营的年轻人，正在拉起天线，希望收到山下的信息。爬到曼谷普山顶，遇到一支来自乌拉尔大学的考古队——学生们用军用大锅煮茶，说什么消息都收不到，收音机里只是反复播放《天鹅湖》和轻音乐。他们感受到局势的变化，却不知详情。置身云端，与世隔绝。

此后作者离开克里米亚回到莫斯科时，见证了之后一系列改变历史的瞬间。他的描写把我的记忆拉回九十年代初，位于北京内务部街的中学校园内：旧式的蓝色窗帘和白炽灯，褐黄色的课桌，以及坐在我前后左右的同学——这些校园记忆与电视上看到的克里姆林宫的画面交织在一起。阿彻森笔下那支硕大的历史闪光灯，在我的记忆里，更像是黑海之上那盏幽暗的蓝光，忽明忽灭。

克里米亚的心智、肉体与灵魂三重空间

理解黑海，要了解克里米亚历史结构中的三重空间：心智之带，肉体之带，灵魂之带。

心智之域是黑海沿岸的一圈城镇与港口。三千年来，这些港口是通往更广阔的地中海世界的窗口，也是外部世界与克里米亚平原和东欧草原连接的枢纽。人们在这里建立图书馆，用几何学规划城市，制定商业规则，建立不同宗教的庙宇、监狱与学校。这些城市自公元前八世纪以来经历了古希腊的殖民时代，罗马/拜占庭帝国，中世纪威尼斯和热亚那的影响，奥斯曼帝国，以及十八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帝国。其间亦屡遭战火摧毁。心智之带依赖内陆提供的物资，将粮食、皮毛、蜡、蜂蜜、奴隶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输出到地中海地区，同时依赖远方帝国提供政治与军事保护，并非独立自足的“孤岛”，而是镶嵌在草原与帝国网络中的节点。

肉体之带是海岸山脉以北的内陆高原与草场。这里是克里米亚大平原，北临东欧草原，是游牧/农耕的世界。从斯基泰人到萨尔马特，匈人，日耳曼哥特，可萨人，钦察/库曼/波洛夫奇（Kipchak, Cuman, Polovtsy），金帐汗国，克里米亚鞑靼汗国等。来自欧亚草原的风，带着牛、马、羊群和人口抵达这里，你方唱罢我登场。草原首领在有防御性功能的城镇里过着“希腊/意大利式”的城市生活，出城则改换装束，成为马背之王。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双重生活。当草原政治稳定时，粮食、皮毛、奴隶可以输送到海港区域，心智/肉体之带合为一体，创造财富。草原动荡时，纽带脆断，城镇被毁，贸易停顿，草原帝国与希腊化世界间形成毁灭性的对立。

灵魂之带是位于海岸城镇与平原草场间的高山地带。这里是山谷隐士与少数派的世界。他们通常是被排斥、被击败的宗教传统或前朝政治群体。位于恰尔特山（Chatyr-Dag）脚下的狄奥多罗/曼古普公国（Theodoro-Mangup，前文提到的曼古普）是克里米亚哥特人最后的领土。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作为东罗马最后一个残存势力又存在了两个多世纪，直到十五世纪末被奥斯曼帝国征服。持突厥语的犹太教派卡拉伊姆（Karaim）长期居住在陡峭的山顶，修筑堡垒，远离权力中心。二十世纪末，这里是俄罗斯嬉皮群体的聚集地。居于灵魂之带的人群通常放弃了财富与征服的愿景，远离帝国与征服者，在高处与信仰相处。灵魂之带像是心智与肉体之带间的第三空位，收容那些不愿参与平原政治与海岸贸易的人群，是不合时宜的所在。

在阿彻森笔下，黑海的历史是由克里米亚的三重空间构造的。肉体之带背靠更广阔的欧亚草原，在世界史的惊涛中沉浮。心智之带是地中海世界的窗口，永远在重建中迎来下一次毁灭。灵魂之带像是一个高处避难所，周期性地接纳被驱逐或自愿离开平原与海岸的群体。历史上，希腊、罗马、可萨、蒙古、奥斯曼、沙皇俄国，乃至纳粹德国都曾试图把这块多层结构的土地占为永属一方的领土。讽刺的是，克里米亚没有真正意义的“原住民”，所有人都是来到这里，又离开的“暂时居民”。唯一延续的，是心智、肉体与灵魂三重空间结构。

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写给友人的书信中曾经说：“在书写《论美国的民主》时，我没有一刻不在思考法国当下的情形。”比较视野经常会生发出意料之外的力量。如今重读《黑海》，我有类似的感受。当读到克里米亚的心智、身体、精神三重空间时，脑海中浮现的是古代中国的山川地貌。

考古学的“世仇”

英国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Sir Mortimer Wheeler）曾说，考古学不是一个专业，而是一场“世仇”（Vendetta）。他的同代人无不嘲笑此语，但惠勒是认真的：他认为，考古学的使命在于，为历史上被排斥、驱逐和遗忘的人群，追寻和恢复本来的位置。

现代意义上的俄罗斯考古学诞生于奥利维亚（Olbia），一座希罗多德笔下面向斯基泰世界的希腊名城。十八世纪末，工程师将领苏赫捷列夫（Suchtelev）在仍属奥斯曼帝国的第聂伯/布格河口（Dnieper-Bug estuary）展开了最早的考古调查。十九世纪中叶，黑海北岸已并入俄罗斯帝国，“新俄罗斯”总督沃龙佐夫（Mikhail Vorontsov）成立了“敖德萨历史与古物学会”，接管了对奥利维亚的发掘工作。此后，乌瓦伯爵夫妇（Uvarov）在此持续展开研究，并在莫斯科创立了“帝国俄罗斯考古学会”，与位于圣彼得堡的“帝国考古学会”分庭抗礼，直至1917年的革命。

二十世纪初，鲍里斯·法尔马科夫斯基（Boris Farmakovsky）在奥利维亚展开系统发掘，以考古材料阐释希腊/色雷斯/斯基泰的共生结构，被认为是俄国现代考古学的起点之一。法尔马科夫斯基于1928年去世。不久后，他的学生与同事们相继遭到了政治清洗。参与攻击的，不乏信奉“马尔主义”的年轻学人——这一理论由尼古拉·马尔（Nikolai Marr）提出，强调语言的阶级属性和本土起源论。二十年后，随着斯大林的态度转变，“马尔派”又被打倒。在这一连串的政治风暴中，考古学真的成了一种“世仇”。

在奥利维亚（Olbia）发掘工作显示了希腊城邦与草原世界的共生关系。公元前五世纪，希罗多德曾到此地，在《历史》中详细地描述了奥利维亚以及周边斯基泰社群的日常生活。对于希罗多德探访黑海北岸的目的，以及其记载的真伪，历来有分歧。阿彻森引用考古学家库德连科（Anatolii Kudrenko）的观点，认为希罗多德来到奥利维亚，并非出于个人游历或学术好奇，而是受伯里克利（Pericles，雅典黄金时代的政治家）政治集团之委派，在希波战争之后，前往黑海殖民地考察、游说。目的是通过写作与演说，激起雅典公众对色雷斯、斯基泰沿岸各殖民地的关注，以应对来自草原的军事压力，并保障希腊城邦的粮食供应。在这一语境下，希罗多德获得雅典支付的“十塔兰同”巨额报酬，应理解为帝国扩张与战略宣传经费，而非一部有趣图书的稿费。库德连科说：“过去我们把希罗多德当作一位历史学家，怀疑他；如今那我们应该把他视为一位政治家，相信他。”

奥利维亚

在奥尔比亚西侧，现代城市敖德萨是十八世纪俄帝扩张的产物。土俄战争中，西班牙裔军官德·里巴斯（José de Ribas）为俄帝国夺取土耳其要塞哈吉港（Hadji Bey）。179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此不冻港建设城市。原计划是因循希腊旧港的名字将新城叫作“Odessos”。在一次宫廷舞会上，女王忽然决定：这座由女性创建的城市，应当拥有一个阴性名称，于是定名“Odessa”（敖德萨）。

在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与古代的奥尔比亚一样，敖德萨承接了黑海北岸谷仓与前沿港口的功能，只是不再作为希腊城邦北向斯基泰的前沿，而是圣彼得堡与莫斯科南下地中海的枢纽港口。在2022年以来的俄乌冲突中，敖德萨因为黑海运粮要道的地位，再次成为争夺的焦点。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敖德萨老城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和《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冀望各方在另一场“世仇”中能够对这座古城加以保护。

两个世界，两种面孔

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曾将希罗多德称为最早的“相对主义者”。他认为《历史》几乎是以“他者”，而非希腊人视角写成的。波希战争（公元前499至公元前449）期间，希腊世界面临着一个全新的身份问题：我们和敌人之间有什么差别，值得为之赴死？希罗多德同代人的答案是一种帝国式的“想象共同体”。在这一框架内，斯基泰人与其他非希腊人被想象成为游牧的蛮族，以衬托植根于城邦，爱护家园的雅典人。然而，希罗多德并不愿将非希腊族群统称“野蛮人”，而是以审慎和欣赏的眼光描述斯基泰人。他那句广为流传的名言：“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的风俗最好，这似乎是人类的普遍态度。”——很难想象这是公元前五世纪写下的句子。此后，考古学家对黑海北岸斯基泰陵墓的发掘，第涅河流域大型环壕/围墙遗址（如Belsk），以阿尔泰山区的冻土墓葬（Pazyryk），在相当程度上证实了希罗多德描述的准确性。

在奥尔比亚，希罗多德描述了王子斯库勒斯（Scyles）的故事。斯库勒斯出身于草原上的斯基泰王室。在草原上，他是马背王子、祭祀和部族的首领。王子在奥尔比亚拥有一处城市宫殿。在宫殿里，他讲希腊语，娶希腊人为妻，披着希腊式的长袍。王子在城里是希腊人，出城则变成斯基泰人。然而他并不满足于只是扮演希腊人，在节庆时参加狄俄倪索斯秘仪（Dionysian order），随众人酒神狂欢。在斯基泰同族眼中，这意味着越界——等同于公开放弃草原战士的身份成为一名希腊人。当族人将城中所见传扬至草原社群时，斯库勒斯被褫夺王位。王子往西南方向逃遁，向居于多瑙河西岸的色雷斯人寻求庇护。色雷斯人很快背叛了他，将其作为人质押回草原。公元前五世纪，斯库勒斯在河岸被兄弟处死。1930年代，考古学家在位于多瑙河入黑海的河口希斯特里亚城（Histria，今日罗马尼亚境内）发现过一枚有印有斯库勒斯（Skyleo）字样金戒指。此物如何流转至希斯特里亚城，已不可考，但从形制判断，极有可能属于斯库勒斯本人——这是一个罕见的，可以明确指向具体历史人物的考古发现，现藏于罗马尼亚国家博物馆。

斯库勒斯之戒

斯库勒斯渴望维持两种身份，既是城市的希腊人，又是草原的斯基泰人。最终，他被两个世界同时排斥。阿彻森感叹：人们在跨越漫长的文化距离之后，往往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出发时的那个人，而原来的世界也变得不同了。历史学家安东尼·帕戈登（Anthony Pagden）描述过十五至十六世纪最早到达美洲的欧洲人的心理震荡：在大西洋上经历了几个月的漂流和恐惧之后，海员会产生进入一个全新时空的想法。他们无法将在新世界的所见安放在旧的认知框架下，也无法从心理上再回到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状态，从而产生了自己转化为“新人”的意识。十三世纪，奉法国国王路易九世之命出使蒙古帝国的鲁不鲁乞（William of Rubruck），也在游记中记录了类似的与旧世界割裂的感受。二十世纪登上过国际空间站的宇航员们则常谈起一种独特的心理状态，被称作“总体视角效应”（Overview Effect）。“阿波罗14号”宇航员埃德加·米切尔（Edgar Mitchell）在返回地球途中，从舷窗望着地球和星空时，突然产生一种强烈的“新世界”之感。他回忆说：“一种突然的意识爆发，一种深切的互联感，一次启示。”斯基泰王子斯库勒斯，或许是最早体验到“总体视角效应”的历史人物之一。

奥尔比亚成为卡捷琳娜二世的敖德萨后，迎来了几位十九世纪文学重要的诗人（普希金、米茨凯维、莱蒙托夫）。他们因为不同的原因被贬南方，其中著名者是亚历山大·普希金。1820年代，年轻的普希金任职于俄国外交部，因讽刺诗歌触怒彼得堡权贵。在朋友的帮助下才没有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先由因佐夫（Ivan Inzov）看管，后下放克里米亚交给“新俄罗斯”总督沃龙佐夫（Mikhail Vorontsov）监管，在敖德萨的公寓里写下《叶甫盖尼·奥涅金》。对于普希金，敖德萨的海滨公寓，颇有苏轼的黄州东坡之意：既是流放之地，又成就了其文学地位。很快，他与沃龙佐夫的妻子产生恋情，而把沃龙佐夫描述为虚伪、势利的俄国权贵典型。沃龙佐夫无法忍耐，暗中致信圣彼得堡，终于将普希金开除外交部。这样迫使他离开敖德萨、回乡闭门两年。临别时，伯爵夫人送给他一枚刻有希伯来文的金戒指。普希金一生佩戴，直到1837年在决斗中死亡才被取下。普希金死后，戒指被保存在莫斯科的普希金博物馆中。1917年革命动荡时，不翼而飞。一如斯库勒斯金戒的命运。

另一位诗人，被视为普希金的后继者的莱蒙托夫（Mikhail Lermontov），几乎是斯库勒斯悲剧在十九世纪的变奏。莱蒙托夫出身于苏格兰雇佣军家族在俄国的后裔，一支从苏格兰高地漂流到东欧战场，又投效沙皇的军人家族。成年后的莱蒙托夫以俄国帝国军官的身份被派往高加索。却将那里想象成自己两个故乡的集合：一片“高加索的苏格兰”。在《一个心愿》（A Wish）中，他把自己写成“一只草原乌鸦飞回苏格兰”，回到“祖先田野开花、被遗忘尘土安睡”。“我生在这里，却并不在灵魂上属于这里。”这种在苏格兰与高加索之间往返的想象，使他和斯库勒斯一样，执着于做两个人。阿彻森指出，这种二重身渴望恰与苏格兰文学传统中关于“分裂自我”的题目契合，例如詹姆斯·霍格（James Hogg）的《一个得救罪人的忏悔》。1841年，莱蒙托夫也死于决斗。

尼尔·阿彻森

尼尔·阿彻森

作为记者的尼尔·阿彻森有时会现身公众视野，例如参加1987年的“入夜之后”（After Dark，BBC版的“今夜不设防”）。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是2014年苏格兰公投前夜BBC的访谈节目，他与西蒙·沙玛（Simon Schama）对谈。历史学家沙玛是西方民族史最出色的书写者之一，阿彻森则是现代“民族”观念的重要解构者。那次访谈中，沙玛站在反对苏格兰民族独立的一边，而阿彻森则出人意料地支持苏格兰独立公投。那一刻，我们仿佛看到了两位易装的斯基泰人，在镜头前扮演对方，酒神狂欢。

1986年，英国考古学家彼得·阿克（Peter Ucko）组织“国际史前与前历史科学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Prehistoric and Protohistoric Sciences）的第十一届年会，意外卷入当代政治风波。作为反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一部分，英国大学联合签署了“学术抵制南非”的声明。阿克因邀请了南非代表团而遭到猛烈抨击。阿克决定取消原定的大会，转而成立一个新组织，即“世界考古学大会”（World Archaeology Congress）。在阿克深陷争议之时，阿彻森在《卫报》撰文，为他主张的“去政治化”立场辩护。此后在九十年代，阿彻森成为期刊《公众考古》（Public Archaeology）的主编。

在另一次访谈中，阿彻森谈起他与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的一段往事。阿彻森在剑桥的国王学院读书时，霍布斯鲍姆仍是学院院士。霍布斯鲍姆是二十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之一，以“漫长的十九世纪”与“短暂的二十世纪”四部曲闻名，也因公开的社会主义立场屡受政治压力，成为年轻学生心中独立精神的象征。一次学院的晚宴中，霍布斯鲍姆斥责阿彻森不该佩戴象征国家主义的勋章。年轻的阿彻森难以自持，走到雨中的方庭痛哭。很多年后，一位美国友人偶然提起此事，说自己在1950年代曾亲眼看到霍布斯鲍姆粗暴地要一个年轻学生摘下那枚勋章。阿彻森喃喃地说：那个年轻人就是我。这位美国友人五十年代同样在剑桥读书，他的名字叫丹尼尔·艾尔斯伯格（Daniel Ellsberg）——1971年因为披露“五角大楼文件”而改变越战走向的“吹哨人”。斯皮尔伯格执导的电影《华盛顿邮报》（The Post），便以此故事为原型。我是在人类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对阿彻森的访谈中听到这个故事的。我觉得这是麦克法兰所有访谈中最动人的片段之一：三位见证历史的人物，在1950年代的一个雨夜偶然交错，以各自的视角凝视那座雨中方庭；几十年后，他们以各自的方式影响和记录了二十世纪的历史。

《黑海》的结尾，阿彻森他引用博尔赫斯那篇著名的短文《论科学的严谨性》：一个帝国把制图学推向极致，绘制出一幅与疆域等大的1:1地图。可后代发现这种地图毫无用处，将其弃之荒野，任凭风吹日晒，最后只剩下一地残片，在沙漠里给野兽栖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