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户1.8亿存款只剩44万：银行公章造假，谁的保险箱还安全？

文丨山木

五年间，一份份加盖“银行公章”的假对账单定期送至客户手中；三年内，3.6亿元资金悄然流入账户，账面余额始终充盈。直到2018年，北京某公证处计划支取大连银行北京分行账户内1.8亿本息时，残酷的真相彻底暴露：账户实际余额仅剩44万余元，近1.8亿元资金凭空“蒸发”。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一纸民事裁定书，将这起尘封多年的大连银行理财资金失踪案重新拉回公众视野，也狠狠刺痛了人们对金融机构的信任底线——银行本应是财富的“保险箱”，如今却沦为资金流失的“重灾区”，其失信带来的冲击，远比资金损失更令人心惊。

时间回溯至2013年，作为专业机构的北京某公证处在大连银行北京分行开立对公账户。客户经理李某成为双方对接的核心，每季度都会准时送上记载清晰流水、精准余额与利息的对账单及回单，所有单据都盖着鲜红的银行公章。这份持续五年的“虚假安心”，让具备专业风控能力的公证处也逐渐放松了警惕，殊不知，一场资金骗局早已悄然上演。

司法鉴定结论令人震惊：所有定期送达的对账单、利息回单上的银行公章，均系伪造。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如此明目张胆的伪造行为，在长达五年的时间里，竟未被银行内部任何监控环节察觉。本该层层把关的内控体系形同虚设：公章管理混乱，假公章能轻易蒙混过关；岗位制衡失效，无人核对单据真实性；对账核验流于形式，虚假流水长期未被发现——这不是简单的操作疏忽，而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系统性内控崩塌与管理失职。

案发后，大连银行的应对方式，更是对自身信用的二次践踏。庭审中，银行方将责任全部推给“已精神失常并失踪”的前业务负责人和“已离职”的客户经理，试图以“员工个人行为”切割自身责任，还用“先刑后民”的说辞拖延推诿，全然无视自身的管理漏洞。

银行这种推诿塞责的背后，是对自身信用责任的漠视，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行业误区——“案发现场论”，即把银行仅仅视为犯罪发生的物理场所，而非应承担管理责任和信用背书的主体。近年来，从银行“飞单”事件到储户取款难风波，涉事机构往往急于将系统性问题包装成个人道德风险。可事实上，储户信任的从来不是某个银行员工，而是银行这一机构品牌，以及其背后承诺的资金安全保障体系。当银行刻意抛弃这份契约责任时，丢掉的不仅是储户的信任，更是自身立业的根基。

此案的受害者是具备专业风控能力的公证机构，这一点尤为讽刺，也更具警示意义。连专业机构都无法依靠银行提供的凭证确保资金安全，普通民众面对复杂的金融产品与服务时，又该如何守护自己的血汗钱？对银行的信任，还能依靠什么来支撑？

银行的本质是信用中介，现代金融体系的高效运转，完全依赖于存款安全、交易透明、承诺可信这一基石。从“原油宝”穿仓到村镇银行风险，每一次金融机构失信事件的曝光，都在不断侵蚀这份宝贵的公共信任，引发深层次的金融焦虑：储户怀疑对账单上的数字是否真实，投资者对理财产品望而却步，企业担忧账户资金的安全性。这种弥漫的疑虑，会严重抑制金融市场活力，动摇整个金融体系的根基。

大连银行此案的审理，意义早已超越1.8亿元损失的追索。它应成为一面镜子，照出部分金融机构在内部治理、风险防控上的巨大短板；更应成为一记警钟，倒逼整个银行业开展自我革命，重拾信用初心。

银行必须清醒认识到：守住储户的钱，就是守住自己的生命线；扛起应尽的管理责任，就是扛起行业的未来。不能再将“员工个人行为”当作万能挡箭牌，而要从根本上检视内控漏洞，加固风控防线——规范公章管理、完善岗位制衡、强化对账核验，将客户资金安全置于无可争议的首位，用实际行动重建储户信任。

与此同时，监管部门也须以此案为契机，展现更强力的监管作为。要进一步强化穿透式监管，紧盯银行内控流程、资金流向等关键环节，加大对失信违规行为的处罚与问责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有力震慑；要健全储户权益保护机制，畅通维权渠道，简化维权流程，让法律与制度成为储户信任最坚实的后盾，让失信者付出应有代价。

资金蒸发尚可通过追赃挽损弥补，信用崩塌却难以东山再起；个别员工失德可追责，整个行业失信则会动摇金融根基。唯有每一家银行都将信用视为不可逾越的红线，唯有监管的“牙齿”足够锋利，唯有储户的权益得到充分保障，金融业才能回归“服务实体、守护财富”的本源，信用之光才能重新照亮行业的每一个角落，金融体系的稳定与繁荣才能持续。

这，既是对每一位金融参与者最基本的尊重，也是维护金融安全的根本所在。

☆ 本文作者简介：山木，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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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