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小汉。
联合国总部的灯,真的要熄了吗?
2026年1月30日,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发出警告:如果会员国再不交钱,纽约总部可能在今年7月前被迫关闭。
这不是危言耸听,常规预算资金即将见底,维和行动、人道援助、发展项目都面临停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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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特朗普突然打破沉,他在佛罗里达州接受电话采访时宣称:“只要联合国来找我,我能轻松解决财政危机。”
他甚至放话,只需打几个电话,就能让欠费国家“几分钟内把支票寄来”。
听起来像是超级英雄登场,可仔细一看,这位“救世主”自己就是最大欠债人。
美国拖欠联合国会费已超30亿美元,2025年和2026年的应缴款项一分未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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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耐人寻味的是,在这场全球关注的财政风暴中,中国没有高调喊话,而是悄悄递交了一份申请:
希望承接部分联合国机构,包括正在筹建的《公海条约》秘书处,拟设于福建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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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最大欠费国突然“热心”起来,一边是负责任大国默默铺路。
这场看似围绕“钱”的危机,实则暴露了全球治理体系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权力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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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缺钱,根源不在小国赖账,而在大国耍赖。
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初,联合国拖欠总额约15.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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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美国一家就占了近三分之二,作为承担22%常规预算份额的最大出资国,美国本该是稳定器,却成了最大变量。
自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美国不仅停止缴纳常规会费和维和经费,还在2026年1月一口气退出66个国际组织,包括31个联合国实体。
这不是财政困难,而是政治算计。
美国国会明确将付款与政策挂钩,除非联合国“纠正对以色列的偏见”,否则扣留10%资金。
这种做法等于把国际义务当作勒索工具,一旦开了这个口子,其他国家也可能效仿:今天你因巴以问题欠费,明天我因气候谈判不爽就拖款。
规则一旦被当作筹码,多边体系就失去了底线。
更麻烦的是,联合国的财务机制本身存在致命缺陷。
它每年按“所有国家全额缴费”来编制预算,实际收入却常打折扣,为了维持运转,只能不断压缩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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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预算已比前一年削减7%,核心项目资金压到极限。
即便如此,由于“强制退款”制度,联合国反而在缺钱时还要往外打钱,形成荒诞的恶性循环。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声称“能帮联合国收账”,却对自家30多亿欠款只字不提,逻辑根本站不住脚。
真正能填补缺口的,不是靠打电话施压小国,而是最大出资国履行基本义务。
但特朗普选择绕开责任,转而扮演“调解者”,本质上是在维护一种幻觉:
美国仍是全球秩序的主导者,哪怕它正在亲手拆解这个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拖欠行为正在产生连锁反应。
一些中小国家原本有意愿缴费,但看到最大出资国带头赖账,也开始观望或拖延。
这种“破窗效应”比欠款本身更危险,它侵蚀的是整个体系的信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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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不是银行,不能靠借贷度日。
它依赖的是成员国对共同规则的尊重,一旦这种尊重瓦解,再多的机构改革也无济于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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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突然关心联合国,未必是良心发现,更像是被逼出来的反应。
此前,他正全力推动自己的“加沙和平委员会”,一个由他本人担任主席、拥有最终决定权的新机制。
章程草案显示,即使三分之二成员国反对,只要特朗普点头,决议照样通过,入会门槛高达首年捐款10亿美元。
这哪里是多边合作?分明是打造一个美国说了算的“VIP俱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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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很骨感,尽管向60多个国家发邀请,多数国家态度冷淡。
欧盟主要成员如法国、德国并未积极响应;中国仅回复“收到”,后续再无表态。
这种“另起炉灶”的尝试,在缺乏大国背书的情况下,很难获得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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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放出“可能关闭纽约总部”的消息,直接戳中了美国的软肋。
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不仅是地理事实,更是美国全球影响力的重要象征。
一旦搬走,哪怕只是部分职能迁移,都会削弱其对国际议程的掌控力。
特朗普的回应很直接:他先是否认总部会搬,强调“联合国不会离开美国”;接着又抛出“我能解决危机”的承诺。
这背后透露出明显的焦虑,他既想摆脱联合国的约束,又不愿失去对其的控制。
于是出现矛盾行为:一边退群、欠费,一边又阻止联合国“搬家”,还试图用新机制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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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问题在于,国际社会已经看穿这套玩法。
当一个国家把规则当工具,用完就扔,别人自然会寻找替代方案。
特朗普越是强调“只有我能搞定”,越显得其模式不可持续。
真正的全球治理,靠的不是某个强人的电话施压,而是稳定的制度和共同遵守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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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举动还反映了一种战略误判:以为只要掌握话语权,就能定义什么是“有效治理”。
但今天的国际社会早已不是单极世界,欧洲在推动战略自主,全球南方国家要求更大代表权,连传统盟友也不愿无条件追随。
在这种背景下,靠关税威胁、退群施压、另建小圈子,只会加速自身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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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美国忙着表演“救世主”时,中国做了另一件事:正式申请将《公海条约》秘书处设在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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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条约历经19年谈判,2025年底正式生效,覆盖全球70%的海洋面积,是首个对公海生物多样性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目前已有145国签署,81国批准。
秘书处选址因此成为焦点,比利时、智利也提出申请,竞争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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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推厦门,并非空谈,这座城市拥有深水港、国际会议中心、跨境数据通道等硬件设施。
“奋斗者”号万米深潜器在此部署,下潭尾红树林修复工程成为全球生态样板。
更重要的是,厦门靠近南海,具备处理复杂海洋事务的地缘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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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比硬件更重要的,是理念差异。
长期以来,联合国系统高度集中于欧美,发展中国家在决策中声音微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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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资源本属全人类,却长期被技术强国主导开发。
中国提议秘书处落户厦门,传递了一个明确信号:全球治理需要更多元的中心,不能只听一个地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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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要取代纽约或日内瓦,而是推动“分布式治理”。
事实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已开始将近400个岗位从纽约迁往德国和西班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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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更多非核心职能可能分散到亚非拉地区。
这种调整,既是应对财政压力,也是降低对单一国家的政治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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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偶然,是一贯做法,过去十年,中国始终按时足额缴费,从未将财政义务与政治诉求捆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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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问:中国是不是想借机扩大影响力?当然有这层考虑。
但关键在于方式:不是靠威胁退群、不是靠拖欠施压,而是通过提供公共产品、承接国际责任来赢得信任,这种方式虽然慢,但稳;虽然低调,但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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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行动契合了当前国际社会的真实需求。
许多发展中国家并不反对多边主义,只是反感被排除在外的多边主义。
当一个国际机构既能提供专业服务,又能平等对待所有成员,自然会获得支持。
厦门若成功设立秘书处,将成为连接全球南方与多边体系的新枢纽,这比任何口号都更有说服力。
联合国会不会关门?大概率不会彻底倒闭,但它的形态正在改变。
美国的行为加速了这一进程,当最大出资国把会费当作政治武器,其他国家自然会思考:
是否还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否该支持更多元的治理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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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提交的申请,正是对这一趋势的回应,它不挑战现有体系,而是在体系内部提供新选项。
特朗普的“几分钟催款”或许能上头条,但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
真正决定联合国未来的,不是某位领导人的豪言壮语,是193个成员国是否愿意继续相信规则、分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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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无声的博弈中,行动比表态更有分量,当美国忙着算计话语权时,中国选择了铺路。
路修好了,自然有人愿意走,这条路,通向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更平衡、更可持续的全球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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