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更好进村还需迈过三道坎

如今，很多乡村也能点外卖了。贵州省盘州市响水镇，外卖骑手除了送餐，还帮人取快递；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通过推进“暖新驿站”建设，为骑手发放补贴与防护物资，用暖心举措解决骑手后顾之忧。

一张外卖订单，照见城乡共融、发展共享的生活新图景。从“快递进村”到“外卖进村”，反映出农村物流服务正从基础配送向多元化、即时性消费场景拓展。从指尖到心尖，从尝鲜到刚需，外卖如何更好走进千村万户，扎下根来？

一张订单连亲情

走在徐州市铜山区郑集镇杜楼村的乡村道路上，不时有身着黄色工作服的美团外卖骑手从身边经过。

“我们目前有16个固定骑手，节假日骑手规模能超过30人，基本实现镇域核心区与重点村的全覆盖。”郑集镇美团外卖配送站点负责人陈贤贤告诉记者，郑集镇已有200多家餐饮、超市、药店入驻美团外卖，骑手多为本地人。

对于在外务工的子女而言，一份外卖就是对家中父母的一份关爱。宿迁市宿豫区来龙镇外卖员王静说：“经常接到在外务工子女给父母点的饭菜和药品订单，外卖让亲情跨越距离。”

盘州市响水镇外卖员王旭说，乡村外卖员的角色更为多元，除了送餐，他们还帮人取快递，甚至当代购。

外卖服务触达千村万户，得益于交通和通信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以及互联网服务深入普及。

“‘外卖进村’标志着农村消费正在由单一的物质满足向品质化、多样化升级转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孙瑾认为，它不仅满足了村民的便捷需求，同时为乡村经济注入了新动能，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创造了就业岗位。

中央财经大学数字经济融合创新发展中心主任陈端告诉记者，“外卖进村”看似是消费端的变化，实则是数字经济向纵深发展、重塑城乡关系的生动缩影和关键节点，“以即时零售为抓手，激活乡村消费市场、促进内需末梢，它将城市成熟的服务业模式与数字化能力导入乡村，有助于弥合城乡之间的服务鸿沟，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在微观生活场景里的体现”。

记者从美团了解到，自2023年11月开始，美团启动招募外卖乡镇合伙人。截至2025年12月，美团县域地区年服务用户超3亿人。

各地服务不均衡

“外卖进村”看起来确实美，但从采访情况看，各地发展呈现不均衡性。

1月22日，盘州市响水镇迎来入冬以来最冷的时候，王旭忙得热火朝天，仅上午就跑了将近20单。然而，像响水镇这样能有外卖服务的乡镇在贵州仍是少数。除了一些旅游景区、工商业发达的重镇外，绝大多数乡镇的外卖服务仍属“稀缺品”，偏远地区更是空白。

响水镇的外卖服务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有着至关重要的关系。据响水镇党委宣传委员丁江介绍，该镇工业经济较为发达，集镇附近有响水煤矿、盘南电厂等大型企业，企业职工及家属的总人数预计超过5000人，“他们收入稳定，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同时也有较强的外卖消费需求”。

记者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的几个乡镇走访时发现，部分商户入驻了外卖平台，因无骑手接单导致“有单送不出”。龙里县湾滩河镇距离龙里城区48.4公里，常住人口2万余人。在该镇中心经营餐饮已6年的付龙告诉记者：“2025年初听说入驻外卖平台能增加生意，就琢磨着试试，把店铺挂到外卖平台上后，至今还一单未出。”

贵州财经大学教授王有志认为，虽然外卖进入西部农村还面临着较多阻碍，但随着返乡年轻人增多、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以及道路等公共服务条件改善，乡镇外卖服务的需求有望进一步扩大。

共建良性生态

“外卖进村”深入推进，正在重塑乡村消费生态与双向流通格局。近年来，发展农村外卖服务，更好保障外卖骑手权益，各地有不少好做法。

“政策兜底与服务升级筑牢‘外卖进村’发展根基。”郑集镇党委组织委员赵小倩介绍，他们立足基层服务优势，依托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中心）现有公共服务载体，全域推进“暖新驿站”建设，提供休息补给、充电设备、应急药箱等便民服务。

目前看，“外卖进村”仍面临多重瓶颈，制约着服务效能进一步提升。具体而言，主要有三道坎：

其一，费用高，选择少。王旭坦言，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外卖订单多为“单点单户”，难以形成城市的“顺路拼单”效应。外卖服务主要在集镇范围内，延伸到乡村最远一般不超过3公里，“再远，经济上就不划算了”。同时，外卖消费需求不足。王静说：“乡村留守老人占比高，多数老人不会操作智能手机，且消费观念较为节俭，自主点单需求有限。”

其二，路途远，路况杂。“乡村距离远、订单分散，电动车一天跑不了几个来回，配送成本居高不下。”陈贤贤说，有的农村没有标准门牌，导致定位精度不足，往往需与村民反复沟通，既耗时又影响体验。同时，食品保鲜保温难题在长距离配送中尤为明显，部分热食送达时已变冷，降低村民消费意愿。

其三，订单不固定，增收有难度。乡村单均消费金额低，单量不稳定，部分偏远村甚至几天才一单，难以形成规模化运营。此外，平台抽成与配送成本压力，也让部分乡村商户对入驻外卖平台持观望态度。

“这三道坎本质上是乡村低密度、高波动需求与互联网平台高时效、标准化服务模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陈端认为，单纯复制城市“点对点”配送在乡村必然导致成本畸高，须转向“集单共配、枢纽辐射”的集约化模式。一方面，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枢纽网络，压缩末端配送半径和成本；另一方面，积极探索多元运力融合，推广“邮快合作”“交邮融合”。对平台来说，不应只接入餐饮，应积极接入本地生鲜超市、农资店、五金店等，打造“乡村即时零售综合平台”。

为了让老年群体更便捷地参与数字消费，孙瑾建议进一步降低使用门槛，优化外卖平台适老化设计，推广子女远程代下单、“亲情订单”等功能。在保障骑手权益方面，平台可探索“保底工资+阶梯提成”的模式，同时将外卖、快递、生鲜及本地零售订单整合，提高每次出勤的价值，使骑手收益可预期，从而主动长期扎根。

陈端表示，如何让技术的温度穿透“最后一公里”，如何让发展成果惠及普通劳动者，这需要平台商业创新、地方治理创新、本地商户参与以及村民消费习惯的逐步培育，共同构筑一个成本可持续、服务有保障、人员有发展的良性生态。（经济日报记者 李万祥 薛海燕 蒋 波 吴秉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