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老札,最近看到四川大学博士生黄鹏的事,我心里堵得慌,半天缓不过来,阿尔卑斯山深处,零下二十度的冰雪,有一名中国青年在这里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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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一看到“留学生”“阿尔卑斯山”“失联”这几个词,第一反应就是:又一个贪玩的富二代,自己作没了性命,可事实根本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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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1日,斯特拉斯堡某电子监测系统上,代表四川大学博士生黄鹏生命体征的那个绿色光点彻底熄灭,此时距离他失联已整整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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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下二十度的阿尔卑斯山腹地,黄鹏面对的是一场以生命为代价的野外考察——他要去的地方,是海拔2000米的避难所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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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亲眼看看融雪如何形成溪流,冰碛物如何影响河床结构。这种冲动,在科研圈里再正常不过。
但问题在于他没有向导、没有专业装备,甚至没舍得花多一点钱住条件稍好的旅舍——他住的是廉价民宿,坐的是普通火车,背的是笔记本和采样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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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从不因人的理想而温柔。在多洛米蒂山脉的暴风雪中,一次滑倒、一次导航失灵,或一阵突如其来的白化天气,都足以让一个孤身前行的学者永远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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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留学生”、“阿尔卑斯山”、“失联”这几个关键词拼在一起,很多人脑海中自动浮现出一个画面:富二代贪玩,把自己玩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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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黄鹏不是,他是四川大学国家奖学金得主,是从贵州宣恩贫困山村一路考出来的“寒门贵子”。
他的家庭结构像一座倒悬的金字塔,塔尖是他,塔身是年近六十仍在工地扛水泥的父母,塔底是90岁高龄的祖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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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供他读书,全家省吃俭用,他靠助学贷款完成本科、硕士,又凭优异成绩获得公派留学资格,赴意大利前,家人以为苦尽甘来:再过一年,8月博士毕业,这个家就能翻身了。
但他低估了自然的残酷,也高估了自己单打独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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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习惯了独自解决问题——从小到大,没人替他规划路线,没人替他买保险,更没人告诉他:在极端环境下,学术热情必须配上生存保障,于是那个本该用于采集数据的行程,成了他人生的终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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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鹏失联后,意大利宪兵队出动直升机,雪地搜救犬昼夜搜寻,当地电台滚动播报寻人启事,这是发达国家的标准救援流程,高效、专业、按部就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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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景令人窒息:一个国家培养的博士生,在异国因学术考察遇难;而他的至亲,却被贫穷牢牢钉在原地,连见最后一面都成了奢望。
这不只是个体悲剧,更是阶层困境的缩影——寒门子弟的每一次向上攀登,背后都没有安全网,一旦失足,就是万丈深渊,且无人接得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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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说“知识改变命运”,黄鹏几乎做到了,他靠读书走出大山走进川大走向欧洲,但他的成功建立在极低的容错率之上。
富裕家庭的孩子去野外考察,可能有导师陪同、有卫星电话、有应急保险;而黄鹏,只有信念和一双旧登山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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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敢花钱雇向导,因为每一分钱都来自父母的血汗;他不敢耽搁时间,因为博士延期意味着奖学金中断,意味着家庭再次陷入债务。
这种“不敢”是寒门学子最深的枷锁,他们不仅要优秀,还要极致节俭;不仅要聪明,还要独自承担所有风险,他们习惯了“靠自己”,却忘了有些风险,根本不是一个人能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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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鹏的坠落,不是鲁莽不是任性,而是一个求知者在资源极度匮乏下的悲壮尝试,他的故事提醒我们:真正的教育公平,不只是让人“走出去”,更要让人“走得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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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社会只鼓励寒门子弟拼命奔跑,却不给他们配一双防滑的鞋、一件御寒的衣,那么每一次“逆袭”的背后,都可能藏着一场无声的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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