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齐鲁|朱家峪，一首古老的乡谣

文|牛国栋

章丘与济南主城区一样，都是南高北低、南山北水。南部群山之中，一座座古村掩映其间，风景煞是好看，朱家峪便是其一。早在2002年夏日，一个闷热的早晨，我第一次来到朱家峪时，眼前的一切便令我痴迷。

青山何处觅遗踪

朱家峪仿佛端坐在一把巨大的太师椅上，东、南、西三面青山环抱，村口面北一马平川。古村深藏于山谷之中，山林沟壑，清泉石上，野趣横生。新村在北面平缓地带，一排排瓦房井然有序、整齐划一。像其他游客一样，我自然是直奔古村。彼时朱家峪远没有今天这样知名，古老山乡风貌依然如故，时光仿佛停滞。

这座古村原名城角峪，后改称富山峪，历史厚重，堪称宝藏。就在我首次去朱家峪的那年秋天，时为济南市文物局副局长兼市考古所所长的崔大庸，同省、市多位考古专家来到古村，在古戏台西侧一块被村里人称为“土台子”的高台地进行考古调查，发现此处有古人类生活遗迹。2008年秋，崔大庸带领团队对这块高台地再次进行考古勘察，在地表和部分台地断崖面上发现了一些陶片，从中可以推断出有鼎、鬲、豆、壶、杯、罐等陶器，还采集到一件鹿角形器。从器物特征分析判定，这里是一处以商周文化为主的古代遗址。

元朝末年，因连续战乱及瘟疫导致济南周边很多地方人口锐减，土地荒芜，富山峪原有十一个姓氏的村民，彼时仅剩石、魏两家。而直隶省相对安定，人口密集，自明洪武初年开始，朝廷便开始有组织地移民。洪武二年(1369)，时属直隶真定府枣强县（今属河北衡水）的赵氏家族迁徙至该村定居，在门前植小槐树一株为信物。两年后，同为枣强的朱良盛及其家族也迁居于此，以小铜佛一尊作为信物。后改村名为朱家峪，并认朱良盛为本村朱氏一世开基祖。清光绪八年(1882)，村北首始建朱氏家祠，奉朱氏一世画像，立“敬老轴”，以不忘“报本追远”。村民中有一多半姓朱，另有赵、李、马、张等十四个姓氏。

那次接待并为我讲解的朱连鹏，系朱氏第十六世，时年六十四岁。他幼年在村里的山阴小学读书，后读私塾。其父朱秉福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在济南普利街普华鞋店当伙计。上世纪50年代，他随父亲居住于普华鞋店东侧的西券门巷，并就读于大明湖畔的正谊中学。回乡后曾在胡山公社中学、朱家峪农中、朱家峪联中、章丘十中等校任语文教师。他在村里辈份较高，知书达理，颇有威望。

修复后的朱家祠堂。

上世纪90年代，朱连鹏病退后，潜心研究村史，并考据村内外古建筑遗址及历代碑刻，整理撰写出几十万字的读书笔记和考察资料，有不少结集成册，堪称村里的“活字典”。正是他整理的这些文史资料，为后来朱家峪申报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村”提供了有力的史料支撑。2001年夏，在其牵头组织下，通过招募资金，历时两个月修复了朱氏家祠，他还撰写了《修复朱氏家祠序》，并刻石为记。

当时，在朱连鹏先生的导引下，我进入了迷宫一般的古村。他人熟地熟，见人便打招呼，到各家各户敲门就进，一路畅达。

石上清泉自在流

朱家峪地形高低错落，梯次分布。域内群山最高峰为胡山，海拔693米。各类建筑依势而建，巧妙布局，像村南文峰山上设魁星楼，村北平缓之地建文昌阁，以求文运南北贯通。村子中央、胡山东麓及圣水峪等处，土地庙、关帝庙、朱氏家祠、山神庙、鲁班庙、柴王庙、老君庙、五圣祠等庙祠分区域布设，为古村山水“点睛”。

清同治六年(1867)夏，朱家峪各姓氏族长共同决议，在村西北的雁落山和村东北的东山之间筑起一道长三里、高约三至五米不等的石圩，中间筑有东、西两个圩门，门楼上设瞭望台和垛口，下为拱形门洞，人、车、马皆可通行。石圩内还有第二道防线，设四座哨门，并建有八座更夫守夜用的更屋，山顶还建了三个屯兵寨。我去时，石圩多已坍塌损毁，仅剩残垣断壁，但圩门（礼门）和东、西两哨门以及更屋都保留下来，成为饱经沧桑的历史见证。

朱家峪里，以石头建成的，绝不只有前面提到的防御工事，民居、古道和桥梁无不是靠山吃山，就地取材，以石构筑。村里道路皆以大小不等的石块铺就，蜿蜒曲折，上下起伏。从进村的第一道门——圩门开始，便可踏上保留至今的明清古道。古道中央，嵌有一溜大块青石；宽一些的路面，大青石则有两溜，村里人形象地称之为“双轨”。人们行走在“双轨”路面时，自然分成上下行，似乎与今天的交通意识和规则不谋而合。

古道尽头便是连接各家各户的小径，为了防滑，斜坡采用沙石而非青石。有趣的是，在村中央，还有两座相邻的拱桥，青石垒砌，不用灰浆，为清康熙年间赵氏家族所修，故名赵家桥。因桥上、桥下皆可行人走车马，大雨时，桥下亦可行洪。桥身历经数百年，至今依然坚固如初。

赵家桥。

与我印象中那些雕梁画栋的古村迥然不同，这里的民居布局绝非北方常见的那样正南正北、中规中矩，而是随形就势、自然天成。建筑样貌朴实无华，不施粉黛，房屋以砖石垒砌，兼有土坯墙，月牙小瓦或茅草覆顶。房前屋后的石碾、石磨、石臼、石缸及镶嵌于墙上的拴马石，绝非舞台化之场景道具，而是实实在在的实用器具。村民们似乎都在默默秉持《朱子治家格言》中“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之古训。

即使一些书香世家、殷实富户，乃至辞官还乡的达官显贵，在朱家峪便与奢华、排场绝缘。清康熙年间武进士、朱家峪人朱士豸，曾任济南卫守备，回到村里“归田园居”，写下《闲居词》道：“吾生有志，乐居林泉。栽花种竹，安分随缘。既不愿声名震地，又不求富贵惊天。但愿茅屋不漏，布衣常穿。樽不乏酒，厨不断烟。二三知己，朝夕聚谈。”

若说山是朱家峪的骨架，那众多的泉水和古井便是古村之血脉。全村共有圣水灵泉、长流泉和半井龙泉等大小泉眼、古井二十余处，雨水丰沛时泉涌成溪、成河，顺势而下，向北穿过整个村子，也使古村多了些许灵性。

有水自然就有桥，这小小山乡居然拥有大小桥梁三十余座。除了那两座赵家桥外，村里八大景之一“坛井七桥”便成为石桥最为集中的地方。所谓坛井，即村东南山下有一“口小肚子大”的古井，因形似瓷坛而得名；井旁小河之上东、南、北三面建有七座小桥，形态各异，彰显着朱家峪人在建筑构思上的用心。

弦歌犹响思悠悠

古村人不忘“耕读传家，诗书继世”，自古重视读书育人，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清光绪年间塾师朱逢寅，字建东，自幼聪颖好学，精通四书五经，中年自设经馆，从事教育，还曾任章丘教育训导。他有两个得意门生，一是刘元亮，学成走出朱家峪后，先中进士，后任翰林院编修主持；二是刘中度，进京赶考中进士，后官至奉天府（今沈阳）总兵。

为表彰朱逢寅教书育人的功绩，光绪十六年(1890)，他被钦命为“明经进士”，由山东布政使赠鎏金匾额，悬于朱氏宅第门楣。由五个小院组成的“进士宅”至今保存完好，其中的私塾院和两层藏书楼玲珑雅致。我去时，朱逢寅之孙、时年八十一岁的朱连纲与老伴在“进士宅”里安度晚年。他还从屋里拿出当年的进士考卷向我讲述祖上的荣光。原先大门上悬的“明经进士”匾额，如今保存在进士之玄孙朱崇耀家中。

进士朱逢寅之孙朱连纲与老伴住在祖上留下的“进士宅”里安度晚年。

自清末至上世纪40年代，朱家峪有私塾十五处，另有文峰小学、山阴小学和女子学校等新式学堂。其中，1932年创立的女子学校在章丘首倡女子教育，推动社会进步，其积极影响波及四邻八乡。1941年，靠村民捐资兴建的山阴小学，有四进院落，其校舍规模在章丘首屈一指。

供奉主宰文运功名之神——文昌帝君的文昌阁，位于圩门南侧不远处的古道正中，坐北朝南，高两层，通体青石，阁楼上为硬山式，黑瓦覆顶，屋脊由十余块大形方砖透雕“二龙戏珠”造型，精美绝伦。阁下为拱形门洞，是行人车马出入必经之地。仔细观察便不难发现，古村建筑无论石拱门还是石拱桥，拱券顶端都呈尖状，整个拱形颇似寿桃或心形，坚固之外多了些许美观。

上世纪70年代末，古村北面建起新村后，全村五百余户人家中的大部分搬到山下新村，住进了新房。尚有百十户恋旧的老人仍然住在古村，用着家传的八仙桌子、太师椅，用整块大石头凿成的水缸盛水，用石碾轧新收的小麦和谷子，用石磨磨各种面粉，用老式的纺车和手摇籰子纺线、缠线，坚守着他们长久养成的劳作与生活方式。

山谷里阵阵蝉鸣，偶尔几声犬吠鸡叫，除此便是一派宁静，很远就可听到下田收工的人与树下纳凉的老人彼此打招呼的声音。大概得益于山乡清新的空气、甘洌的清泉和辛勤的劳作，古村是远近闻名的长寿之乡。因古村人少，许多院子常年闲置，有的庭院里蒿草没径，有的老房子墙倒屋塌，任凭风雨浸淫。

2003年冬天，我又一次来到朱家峪。古村在耀眼的冬阳下呈现出温暖的色调，偶见挑水的大爷，几位小脚老太在影壁旁拉呱。村南那棵落光了叶子的古槐，与树下那座石碾朝夕相伴，仿佛向人诉说着悠悠岁月。有些老乡亲时不时走到此，在南墙根下聚一聚，晒晒太阳。这时的古槐，在老人们眼中，早已不只是一棵大树，而是村里的图腾。这一趟与第一次来一样，不到天黑，我舍不得离开。

后来，朱家峪的名气如日中天。尤其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在此拍摄并热播后，这个拍摄地便闻名遐迩。古村借水行舟，将老房子开辟为剧中人物“朱开山故居”和“山东菜馆”等。村里将残破的石圩修得整整齐齐、漂漂亮亮，活动也是接二连三在此举办。

(作者为山东省文化旅游联谊会副会长、文化旅游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