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国批准新群总部落户中国，四架包机离京，特朗普酝酿大动作

简单来讲，过去占地球海洋面积将近三分之二的公海，就像一片“法外之地”——怎么保护、怎么合理利用，全球并没有一套清晰的规则。

过去的公海治理，本质上是“拳头硬的说了算”，少数发达国家凭借技术和资金优势，在公海肆意妄为。

他们打着“科研”“开发”的旗号，疯狂捕捞深海稀有鱼类，肆意勘探海底矿产，将公海视为专属“私人宝库”，而技术落后、资金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只能被动旁观，难以参与资源分配。

更过分的是，部分国家将公海当作“法外之地”，美国便是典型。

自2025年9月起，多次以“打击毒品”“执行制裁”为借口，在加勒比海、东太平洋等公海海域，随意登临、拦截甚至扣押其他国家商船。

2026年1月7日还扣押了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油轮，理由牵强到违背国际法基本准则。

这种双标操作，正是公海长期无规可依、治理混乱的直接体现，而这种局面，过去几十年始终未能得到有效改善。

此次生效的《公海条约》，核心作用就是给这片“野生公海”立下第一部“全球通用说明书”，彻底打破“无规可依”的困境。

条约最核心的“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理念，看似官方实则易懂：公海不属于任何国家，是全人类共有财富，海底矿产、深海生物资源，既不实行“先到先得”，也不允许被少数发达国家或大公司垄断。

据测算，公海海底多金属结核、富钴结壳等矿产资源总价值超10万亿美元，作为新能源产业的关键原料，这些资源过去长期被少数国家掌控。

而条约明确规定，任何国家单方面开采公海矿产均违反国际法，即便未加入相关公约也需遵守。

开采前必须完成环境影响评估，盈利后需将1%至2%的收益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并同步转让核心勘探技术。

此外，条约还将建立许可证分级制度，对非法开采国家最高可处以10亿美元罚款，甚至限制其参与国际海洋合作。

这些具体条款并非空洞口号，而是为各国公平参与公海资源开发利用提供了刚性约束。

条约生效、规矩确立，并不意味着公海治理万事大吉，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总部（即条约秘书处）的选址。

这绝非简单的办公地点选择，它直接决定条约执行效率、规则制定方向，更承载着强烈的象征意义，相当于公海治理的“指挥中心”。

谁能争取到秘书处落户，就意味着在全球海洋治理中拥有更多话语权和影响力。

正因如此，在条约生效前一天（2026年1月16日），中国正式向联合国递交申请，提议将条约秘书处设在福建厦门。

这一提议经过深思熟虑，既符合中国国家利益，也契合全球海洋治理的现实需求，绝非一时兴起。

不少人疑惑，中国为何选择厦门，而非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了解厦门的实力便会明白，这一选择极具合理性。

厦门作为中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城市，早已超越“旅游网红城市”的定位，成为中国海洋国际合作的重要枢纽。

其蓝色经济增加值占当地GDP的28%，拥有全国首个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常年举办中国国际渔业博览会等国际展会，创新氛围浓厚。

更关键的是，厦门硬实力雄厚：“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的相关科研与运维重要基地便设在这里，该潜水器可下潜万米深海

厦门港是全球第十大集装箱港，在海洋运输、深海勘探装备研发、海洋生态保护技术等领域均处于世界前列，完全能支撑秘书处的日常运转和技术服务需求。

反观竞争对手，欧盟推荐的布鲁塞尔虽有欧盟背书，但欧洲深海勘探技术多依赖进口，且近年多次出现海洋治理政策执行滞后问题。

美国支持的智利瓦尔帕莱索，则面临基础设施薄弱、地缘政治风险较高的困境，厦门的优势十分突出。

中国提议厦门作为秘书处所在地，绝非仅看重厦门的实力，更有深层次考量。

2026年恰逢中国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30周年，此时递交申请，既是对国际规则的尊重，也是中国主动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重要体现。

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倡导多边主义、主张公平正义，这与《公海条约》“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核心理念高度契合。

过去，在全球海洋治理中，中国更多是规则的“追随者”和“旁观者”；而此次申请，意味着中国希望转变为“参与者”甚至“组局者”。

主动参与公海治理规则制定，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权益，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从“霸权主导”向“多边共治”转型。

目前，已有20多个发展中国家公开支持厦门承办秘书处，充分说明中国的提议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认可。

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公海条约》生效和秘书处选址，只是全球海洋治理的起点，未来仍任重道远。

条约本身只是框架性协议，海洋保护区选址标准、公海遗传资源惠益分享模式、缔约国大会议事规则等具体条款，仍需各国在后续谈判中达成共识——这一过程必然充满博弈，毕竟涉及各国核心利益，没有国家会轻易让步。

此外，目前虽有83个国家批准条约，但诸多拥有强大远洋船队、深海采矿能力的发达国家尚未批准，条约的全球有效性，取决于其能否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普遍性制度，避免出现“部分遵守、部分游离”的碎片化局面。

同时，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深海环境影响评估、尖端海洋科研的专业人才和财政资源，如何建立充足资金机制，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持续能力建设支持，是条约能否真正“落地”的关键。

从更深层次看，《公海条约》的生效，是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一个缩影。

过去几十年，全球诸多领域的治理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奉行“霸权逻辑”，而《公海条约》的出现打破了这一格局，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让发展中国家得以公平参与全球公共资源的治理与分配。

中国提议厦门作为秘书处所在地，不仅是为提升厦门国际影响力，更旨在推动全球海洋治理向更公平、更合理、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这既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也是中国为全人类共同的蓝色家园贡献的力量。

公海治理并非与普通人无关，公海生物多样性影响全球气候与生态，过度捕捞会导致鱼类资源枯竭，深海采矿会破坏海洋环境，这些最终都会影响每个人的生活。

《公海条约》生效、中国申请厦门作为秘书处，看似是国际层面的大事，实则与我们的切身利益紧密相连。

它意味着，未来的蓝色家园将不再是“无主之地”，不再被少数国家垄断，而是能被全人类共同守护、公平共享。

这条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会有博弈与挑战，但我们已迈出关键一步，相信在各国共同努力下，公海终将成为一片和平、清洁、繁荣的蓝色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