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章丘在元朝设置的阳丘驿（上）

济南交通史话

笔者在系统梳理济南府明清时期驿站史料时，偶然在明嘉靖《章丘县志》中发现一则关键记载，佐证章丘在元朝曾设有“阳丘驿”。该记载源自卷二一篇佚名文章，经史料互证与文本辨析，可补正史及现有驿传研究对元朝章丘驿传记载之阙。现将原文抄录并结合多方史料考证如下：

章丘 口 口 回公 口意 口 口

讷齐主人智原撰

阳丘、清阳境壤邻接，俱为济南支郡。故其彼此僚吏政绩优劣各相闻达，莫或蔽者。余自大德已亥春承乏清阳，侧耳阳丘尚尹之名，然未之面也。越辛丑余被府檄，以王事有滨、棣之行，还宿阳丘驿。始获与尹会，尊俎甚欢。观其容仪，听其论议，庞厚宏博，真为循良牧。分携不阅月而闻君以秩满去，余方耿耿于怀也。而民有刘炳数辈乃谒余于清阳之寓舍，而请余文以志其去思之私。

余曰:“嘻!此余之愿也。夫今世为吏，莫不欲得循良名，而往往或有一善政、一善教利于民者，必将急于人知、求人报也。曾未遂所求，而其迹、其响随复湮灭而无余。何则?有心于名故也。若尚公则不然，以公勤廉洁为一己当然之事。盖初无徇名之心，故不期人知而人自知之，不期人报而人自思所以报之。非潜功密思，决治于人之深者，其孰能之?若尚公者，可为循吏也已。循吏所去,人必思之。夫既思之,必有颂之。余乃为炳辈颂焉。

其《辞》曰:‘历城之东直走百里兮,实吾邑之阳丘。黉岭矗矗其峙兮,绣江汤汤其流。有贤宰曰尚公兮，龚黄其俦才力。恢恢有余地兮，顾裁制其剸良优，可宽即宽可猛即猛兮，亦何尝吐刚而茹柔。均徭一称其殷窭分，绝重敛与私掊，吏有规兮之筹，民有稼公之秘。陟险兮公梯,济深兮之公舟。阖境皞皞莫知所谢兮，沸老稚之歌讴。感迅景之电驰兮，俄岁律之三周。京借一不获于寇恂兮,又孰能挽留。于邓侯班荆坐兮,愔绸【缪】竟无物兮，为分 口 。口口动兮，影悠悠。斜阳尽兮，令人愁’”[1]。

此文核心意涵为：阳丘与清阳两地疆域相邻，同属元朝济南路管辖，地方官吏的政绩得失彼此互通，无从隐匿。作者于元大德己亥年（1299年）春暂代清阳县令之职，久闻阳丘县尹尚公之名却未曾谋面；大德辛丑年（1301年），作者奉济南路总管府公文，因公前往滨州、棣州办事，返程途中宿于阳丘驿，方得与尚公相会，二人席间畅谈甚欢。作者观尚公仪容、听其议论，赞其为人敦厚、学识宏博，堪称循吏典范。未及一月，尚公任期届满离任，作者正为错失深交之机而怅然，阳丘百姓刘炳等人便前往清阳作者寓所，恳请撰文以表对尚公的感念之情。作者感叹当世官吏多刻意追逐虚名、求民回报，而尚公以公勤廉洁为己任，不图虚名却深得民心，遂作颂辞赞颂其治政功绩，抒发百姓与自身对尚公的眷恋及离别之绪。

一、作者、题目及创作时间考证

（一）题目辨正：从“回公意”到“章丘尚公去思颂”

此文标题因县志版本久远、字迹漫漶，原迹已无法完整辨认。济南市章丘区史志办公室整理的明嘉靖《章丘县志》（简体点校本），暂将其编定为“章丘 回公意”。但结合文本内容细考，此标题存在两处讹误，需予以辨正。

其一，“回”字应为“尚”字。全文核心围绕阳丘县尹“尚公”展开，从闻其名、会其人到颂其德，脉络清晰，无一字提及“回公”。经检索该时期章丘地方史料，元大德年间章丘县尹确有尚才英其人，其任职时间与文中“大德己亥至辛丑年”完全吻合，且口碑与“循良牧”的描述一致，故可判定“回”为传抄讹误，应为“尚”。

其二，“意”字应为“思”字。“去思”是古代文体中专门称颂离任官员政绩、表达百姓感念之情的特定范畴，如《汉书·何武传》载“去后常见思”，后世遂有“去思碑”“去思颂”等文体。文中百姓恳请作者撰文“志其去思之私”，恰与“去思颂”的文体属性完全契合，因此标题应更正为《章丘尚公去思颂》，既贴合文本主旨，又符合古代文体规范。

（二）作者考定：“讷齐主人智原”即济阳令杜溥

文中署名“讷齐主人智原”，遍查《元史》《济南府志》《济阳县志》等传世文献，均无直接记载，推测为作者别号或谦称。但文中“余自大德已亥春承乏清阳”一句，隐含关键时间与任职信息，为作者身份考证提供了突破口。“承乏”为古代官吏暂代空缺职务的谦辞，体现封建官制中的礼仪规范，意为作者于元大德己亥年（1299年）春，暂代清阳县令之职。

要确定作者身份，需先理清“清阳”所指。文中明确“阳丘、清阳境壤邻接，俱为济南支郡”，可知清阳为元朝济南路下辖县，且与阳丘（即章丘）接壤。元朝济南路辖区内，章丘东边、南边为般阳路，西边为历城县，北边唯有济阳县与之接壤，故此处“清阳”应指济阳县。考济阳地名沿革，金朝时因避皇室名讳曾短暂改称“清阳”，关于改名时间，史料存在两说，需进一步辨析：一说为于钦《齐乘》所载“大定六年（1166年）”。《齐乘》卷三明确记载：“济阳县，府东北九十里……金初，刘豫割章邱之摽竿镇及临邑封圻之半，置济阳县，属济南；大定六年，避金主允济讳，改曰清阳，允济遇弑，复旧名。[2]”清代山东地理权威文献《续山东考古录》（叶圭绶著）亦沿用此说，载“金山东东路济南府济阳县，天会八年析临邑、章邱于标竿镇置，大定六年改名清阳，旋复故[3]”。

另一说为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提出的“泰和八年（1208年）或大安初（1209年）”。钱大昕考证认为：“于钦齐乘云金大定六年避金主允济讳改济阳为清阳，误。允济（卫绍王）于大安元年（1209年）即位，大定六年（1166年）时允济尚未登基，无避讳之由。当是泰和八年或大安初避卫绍王讳改名，允济遇弑后复旧名。[4]”现代版《济阳县志》采纳了钱大昕的考证，确定济阳改名清阳的时间为大安元年（1209年）[5]。结合作者任职时间为大德己亥年（1299年），此时济阳已恢复旧名，作者仍称“清阳”，或为沿用金朝旧称的习惯表述，亦或体现地方文书中的传统称谓。

另据[明]陆釴所撰《山东通志》卷二十七•官宦志载：在介绍元代官吏时将杜溥与尚才英的生平履历置于同一页记载，足见二人任职于同一时期[6]。因此结合任职时间与地点，可进一步锁定作者身份。明万历《济阳县志》卷六《名宦》载：“杜溥，魏人，大德初，令济阳。其官声政迹俱见名宦。杜溥，字浩卿，魏人，元大德初令是邑。天资英爽，莅事敏捷，而以忠敬将之。兴利除害，期与百姓休息，乃复兴建学校，培养人材，实心实政。邑人士有永思焉，为立德政碑。”大德初即大德元年至五年（1297-1301年），与文中“大德己亥（1299年）承乏清阳”的时间完全吻合；且杜溥任济阳县令期间政绩卓著，深得民心，与文中作者“因公履职、为民立言”的形象一致。综上，可确定“讷齐主人智原”即为元大德初年济阳县令杜溥，“智原”或为其字、号，“讷齐主人”为其自署别号。

（三）创作时间：元大德五年（1301年）秋冬之际

文中明确提及两个关键时间点：一是“大德己亥春”（1299年），为作者赴任清阳之始；二是“越辛丑”（1301年），为作者因公赴滨、棣二州并宿于阳丘驿、与尚公相会之时。结合文本叙事逻辑，尚公于二人相会後“不阅月而秩满去”，百姓随即恳请作者撰文，故创作时间应在大德五年（1301年）尚公离任后不久，大致为秋冬之际。此时作者仍在清阳县令任上，对尚公政绩、百姓感念之情均有直观体察，撰文时情感真切、细节详实，为阳丘驿的记载提供了可靠的时间锚点。

（未完待续）

参考文献

[1] 明 嘉靖《章丘县志 （简体点校版）》济南市章丘区史志办公室整理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7年版 第19页

[2] 《齐乘》〔元〕于钦撰 〔元〕于潜释音 〔清〕周嘉猷 考证 青州古籍文献委员会 2008版 第104-105页。

[3] 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之二，鼎秀平台 第87页。

[4]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上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2页。

[5] 《济阳县志》济阳县志编纂委员会 编 济南出版社 1994年版 第3页。

[6] [明]陆釴《山东通志》卷二十七 第34页 鼎修平台30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