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狮城：新加坡怎么看中美博弈和国际秩序？

作者：孙成昊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研究员、2025年慕尼黑青年领袖

白煦含

ChinAffairsplus分析师

新加坡既不希望中美博弈进一步激化，也同样不希望世界走向一种封闭的、排他性的“两国共治”模式。

前不久，我们一行十余人前往新加坡走访调研，与新加坡官员、高校智库学者、企业和媒体从业人员交流，了解其对美国以及中美关系前景的看法。恰逢美国干涉委内瑞拉、争抢格陵兰岛等事件牵动人心，在与新加坡各方的交流过程中，可以感受到，无论是战略界还是学界，都普遍存在一种焦虑与期待并存的复杂心态。他们一方面对中美关系一旦失稳将给地区经济与安全架构造成冲击感到明显不安，另一方面也期待中美能在竞争中保持克制，继续维持某种“可控竞争”状态。

过去数十年，新加坡凭借务实外交在大国间游刃有余，成为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受益者。中美两国稳定互动，为其提供了安全的外部环境和广阔的经济腹地。然而，随着大国竞争不断向各个领域蔓延，新加坡赖以为生的战略平衡正被逐渐打破。中美在经贸、科技等领域的摩擦不断升级，让身处其中的新加坡愈发感受到进退维谷的压力。

▲1月18日至1月25日，孙成昊率领的清华大学“清联行”赴新加坡海外实践支队11位同学赴新调研。图为“清联行”支队成员与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RSIS）学者合影。

短期看，新加坡各界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仍持有乐观心态，普遍认为中美关系在2026年将整体保持“可控”的稳定态势，不会出现大规模升级的对抗场景。这一判断主要基于本年度两国元首可能有机会利用双边或多边场合进行多次直接接触与交流，从而有利于双方进行战略沟通、降低误判风险、管控分歧、抑制冲突。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也为新加坡继续奉行“不选边站”的外交政策，并在两大国之间争取利益空间提供了有利条件。

但如果将观察视角拉长，跳出短期的事件性影响，放眼更长期的中美关系演变与全球国际秩序重构，新加坡各界焦虑与期待的心态则愈发突出。各界的共识性判断是，“特朗普现象”并非偶然的个人风格或阶段性偏差，而是植根于美国国内社会结构、政治极化与民粹情绪的一种根本性转变和长期趋势。即便未来美国执政党发生更替，其外交政策中的单边主义取向、“美国优先”的政策逻辑以及对盟友与伙伴的工具化施压，仍可能持续存在，并由此不断侵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的弱化会让多边贸易规则被双边或小多边协定取代，新加坡赖以生存的自由贸易环境难以为继，进而对新加坡等高度依赖国际规则、开放市场与制度稳定性的外贸型国家产生巨大冲击。

在此背景下，新加坡既不希望中美博弈进一步激化，也同样不希望世界走向一种封闭的、排他性的“两国共治”（G2）模式。尽管新加坡方面对于G2这个概念本身的定义仍有分歧，但在他们看来，无论是激烈对抗，还是由少数大国主导的秩序安排，都可能压缩中小国家的战略空间。中美博弈一旦激化，新加坡将不可避免地面临被迫“选边站队”的压力，从而削弱其政策灵活性，使其难以继续维持当前军事安全依托美国、经济发展倚重中国的战略平衡。而若国际秩序演变为G2模式，国际事务将在很大程度上通过大国协商和交易决定，新加坡等中小国家的战略自主性将被侵蚀，参与国际事务的空间与影响力随之被压缩。

▲2025年11月19日，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挑衅言论的背景下，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新加坡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接受采访时表示，东南亚国家已经和日本找到解决复杂问题的方法并继续前进，他希望中国也能做到这一点。他此言暗示中国应该搁置历史，进而引发批评。

在有的新加坡学者看来，更理想的应当是形成一个“多边极”（multilateral polarity）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极”的形成不单纯依赖军事或强制力量，而是受到规则、能力与责任的约束。多个具备不同领域优势的国家或国家集团，能够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与完善，共同承担全球治理的责任，进而避免单一或少数大国垄断国际事务话语权。这种秩序既能够为中美博弈划定清晰的边界，避免其走向失控，也能够为新加坡等中小国家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和充足的战略空间，使其无需在大国之间被迫选边。

为推动这种国际秩序的形成，一些新加坡学者也同意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近期达沃斯论坛上的演讲，主张建立中等强国团结起来的议题联盟（issue-based alliances）。中等强国能够在特定领域发挥议程设置者或合作枢纽的作用，从而降低被中美竞争和分歧所裹挟的风险，并推动全球权力结构分散化，避免出现单极或两极主导的权力格局。这种合作并非是基于“反美”或“反中”的特定立场，而是致力于通过构建密集而多元的多边合作网络，减少对任何单一大国的依赖，进而成为“多边极”国际秩序中的一极，而新加坡将有机会成为这些网络中的重要枢纽。

▲1月20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演讲，宣布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已经终结，像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强国”必须转变策略。

同时，新加坡各界也清醒地认识到，中等强国间的合作空间有限。仅靠中等强国之间的议题型合作，并不足以单独支撑这一秩序。在当下的权力格局中，中等强国的选择始终受大国影响、难逃大国利益裹挟，仍然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当中美在某一特定领域的利益冲突加剧时，中等强国的合作或面临被迫选边的压力，甚至可能因各国对中美利益的不同取舍而导致合作破裂，进而无法支撑起一个脱离大国博弈的国际秩序。可以说，“多边极”秩序的可持续性在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中美两国如何行使自身权力和影响力。

为此，一些新加坡学者也表达了一种相对审慎但颇具代表性的关切。他们担心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在地区事务上的政策选择可能会在无意中借鉴或重复美国过去在某些地区的“错误经验”，例如以委内瑞拉事件为代表的强化权力政治逻辑的做法。这种担忧并非针对中国的既定政策，而更多是一种提醒，即希望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抵御权力政治的诱惑，维护地区秩序和稳定，避免被卷入“零和博弈”的路径依赖，从而给地区秩序和中小国家造成额外压力。

新加坡的焦虑，是诸多中小国家的缩影，既根植于其作为中小国家的生存逻辑与安全焦虑，也折射出其对亚太地区稳定与全球治理的深度关切。从这个角度看，中美关系早已不仅是一个双边问题，而是深深牵动着第三方国家的安全感、战略预期以及对未来国际秩序走向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