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周作人传》《周作人年谱》《胡乔木书信》《知堂晚年轶事一束》等相关资料，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49年8月14日，北平前门火车站。
一个64岁的老人缓缓走下从上海开来的火车，身形瘦削，步履蹒跚。
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提着一个破旧的皮箱，眼神中透着疲惫和忐忑。
这个人就是周作人，鲁迅的二弟，曾经的新文化运动理论家，如今却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
刚刚从南京老虎桥监狱获释不到八个月的他，面对着全新的政治环境，内心五味杂陈。
此时的北平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天下，而周作人的命运，也将在这里迎来关键的转折。
【一】绍兴才子，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旗手
1885年1月16日，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迎来了第二个儿子。
这个孩子初名櫆寿，字星杓，后来改名奎绶，就是日后的周作人。
他比哥哥鲁迅小四岁，比弟弟周建人大三岁。
出生时，祖父周福清正在京城任官，得到家信时正好有一魁姓旗人来访，遂将这个孙子取名"櫆寿"，与长孙"樟寿"（鲁迅原名）对应。
周作人自幼聪颖过人，在三味书屋接受传统国学教育时就展现出过人的文学天赋。
1898年至1901年，周作人两次参加科举考试，均止于院试。
1901年，16岁的周作人受新学风潮影响，前往南京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学习。
在校期间，他根据"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正式改名为周作人，号朴士。
他在管轮班学习轮机专业六年，当时专业科目都用英文教材，因此打下了扎实的英文基础。
1906年，21岁的周作人考取官费生，与哥哥鲁迅、好友许寿裳等人东渡日本留学。
他以学"造房子"（土木工程）的名目出国，抵日后先读法政大学预科，后入东京立教大学修习希腊文和英文。
在日本期间，他还短暂学习了俄文、梵文等多种语言。
在日本留学期间，周作人与哥哥鲁迅合作翻译了《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
这两部译作以东欧弱小民族文学为主，也包括王尔德等名家名作。
虽然销量惨淡，第一册卖出21本，第二册只卖出20本，但在文学史上意义重大，被誉为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评价说："周作人同他的哥哥也曾用古文来译小说。他们的古文工夫既是很高的，又都能直接了解西文，故他们译的《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是高的多。"
蔡元培也在1919年的一封公开信中称赞："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者所能解。"
1917年，32岁的周作人受聘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开始了他在学术界的辉煌生涯。
正值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之际，周作人成为《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和新潮社主任编辑，发表了《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
其中，《人的文学》一文首次为中国新文学运动制定了民主和人道的思想纲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
他提倡"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儿童的发现"，呼吁宽容和自由，反对束缚和专制。
他还第一个提出了"思想革命"的口号，为文学革命提出进一步的目标。
1920年，周作人与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举起了"为人生"的文学旗帜。
同年，他还与鲁迅、林语堂、孙伏园等创办《语丝》周刊，任主编和主要撰稿人。那时的周氏兄弟在文坛上可谓双璧辉映，影响深远。
在这一时期，周作人还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1919年起，他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与马裕藻、朱希祖、钱玄同、刘复、胡适等五位北大教员联名提出《请颁行新式标点符号议案》，经大会通过后颁行全国。
1922年，他又与钱玄同、陆基、黎锦熙、杨树达、胡适、沈兼士等人任国语统一筹备会汉字省体委员会委员，共16人。
此外，周作人还担任过北平世界语学会会长，在"非基督教运动"高潮中，他和钱玄同、沈士远、沈兼士及马裕藻发表《信仰自由宣言》，重申信仰自由的精神。
1925年，在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支持进步学生，与鲁迅、马裕藻、沈尹默、沈兼士、钱玄同等人连署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并担任女师大校务维持会会员。
周作人还是中国新村运动的积极倡导者。
1920年2月，他在北京西直门八道湾十一号的家宅办起了新村支部，在《新青年》上发布启事："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本，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
一时间，因新村而来的人络绎不绝。
新村运动最坚决的支持者竟然是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早期人物——从年长一辈的李大钊，到年轻一代的伟人、蔡和森、恽代英等。
1920年4月7日，当时在北京大学做临时员工的伟人曾到八道湾拜访周作人，向他求教"新村主义"。
周作人在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下："伟人君来访。"
这个"君"的称谓，体现了老师对学生的亲切态度。
【二】兄弟失和，文学风格的重大转变
然而好景不长。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突然给鲁迅写了一封绝交信。
这封信的开头写道："树人老兄：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谁，——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这封信如同晴天霹雳，宣告了周氏兄弟关系的彻底决裂。
从此，鲁迅搬出了八道湾，两人形同陌路，再未谋面。
兄弟失和后，周作人的文学创作风格发生了明显变化。
他开始更多地关注个人内心世界，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和散文创作。
他的散文风格逐渐形成了平和冲淡、清隽幽雅的特色，讲求"平和自然的景地"，追求"苦涩回甘"的意境。
周作人后来回忆说，他的文学观念受到了多方面影响。
在《我的杂学》中，他提到了自己所受到的杂学影响。
他说自己"少时接受旧学训练，颇涉野史笔记，自述由杂学入门。后步长兄树人后尘，求学南京，留学日本，得异域文化熏陶，参较中西，遂淹博贯通。"
在周作人的影响下，1920年代形成了包括俞平伯、废名等作家在内的散文创作流派，被阿英称作为"很有权威的流派"。
这个流派的特点是文笔清淡，意境深远，与鲁迅的犀利杂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周作人的代表作品《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谈龙集》等，至今仍被视为现代散文的经典之作。
除了文学创作，周作人在翻译和学术研究方面也成就斐然。
他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并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等多种语言。
1908年，他翻译了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这是该作品在中国的首次翻译。
1920年代，周作人还担任了北京大学第一个欧洲文学史的教授，撰写了《欧洲文学史》等重要学术著作。
周作人的翻译工作始于1905年。
那一年，他将英文本《天方夜谭》中的《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编译成《侠女奴》出版，之后又翻译了美国爱伦·坡的小说《山羊图》（以《玉虫缘》为译书名）。
从那时直到1966年没有译完的《平家物语》，周作人从事翻译工作凡六十一年。
1927年4月，李大钊遇害后，周作人曾冒着生命危险，将李大钊的两个孩子李葆华和李星华藏在自己的八道湾家中一个月之久。
这件事在当时是很危险的，说明周作人在关键时刻还是有自己的道德底线和正义感的。此后，对李氏遗孤的救济帮助一直持续近20年。
【三】抗战风云，知识分子的艰难选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作人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面对日军占领北平的严峻形势，许多知识分子面临着去留的艰难选择。
校方以及已出使美国的胡适，纷纷去信促其南下。
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名流都劝说周作人离开北平，但他选择了留守。
周作人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
他希望人们不要把留在北平的知识分子看作是投降派，而应该视为坚守气节的志士。
起初，面对日本人的拉拢，周作人还能保持某种抵抗态度。
1938年9月起，他只是在燕京大学国文系每周授课6小时，担任客座教授。
他先是应胡适主持的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委托，在家里翻译英文和古希腊文稿件，直到文化基金编译委员会辗转搬到香港。
实际上，以时间点来说，周作人当时并没有出任傀儡政权的任何行政职务。
他一直在八道湾的家中从事翻译工作，试图以学者身份度过这段艰难时期。
然而，1939年元旦发生的一件事彻底改变了局势。
当天上午，一个自称是他的学生、自称姓李的青年来到八道湾求见周作人。
在交谈过程中，这个青年突然掏出手枪向周作人开枪，子弹射中了周作人胸前的铜扣，周作人只是受了轻伤。
凶手开枪后立即逃逸，未被捉获。
周作人始终坚持认为这是日本军方的阴谋，目的是要逼迫他就范；日方则说是国民党特务所为。
枪击案发生后，日本宪兵进驻了周作人在八道湾的家，名义上是保护他的安全，实际上是监视和施压。
经过这次身心冲击，1939年1月，周作人接受了汪精卫南京政府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书。
3月，他又应聘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办员"，开学后兼任文学院院长。
此后，周作人陆续担任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教育总署督办等多个伪职，总共担任了13个职务。
虽然这些职务主要集中在文化教育领域，但"文化汉奸"的帽子从此再也摘不掉了。
在担任伪职期间，周作人发表了一些配合日伪政权的言论。
1941年年初，周作人被汪伪政府委任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这在沦陷区的伪政府中是一个要职。
1941年12月16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二天，周作人在伪中央电台做广播讲演，称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意义"极为重大"，"完全是为了东亚民族解放而战"。
他呼吁"身为东亚民族的人要团结一致"，"以对抗英美的侵略"。
【四】战后审判，从死刑到十四年徒刑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
当全国人民都在庆祝胜利的时候，周作人却陷入了深深的恐惧之中。
1945年12月26日，国民政府派人逮捕了周作人，押往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6年11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周作人案。
法庭上，昔日的文学巨匠面容憔悴，声音微弱地为自己辩护。
检察官在法庭上历数了周作人的罪状，指控他"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
根据当时的法律，这样的罪名最高可以判处死刑。
然而，关键时刻，一些人站了出来为周作人求情。
这些人中，有胡适、蒋梦麟，也有周作人的学生尤炳圻，他们四处奔走，联名上书，希望国民政府能够网开一面。
胡适等人认为，周作人的罪行虽不可饶恕，但并未涉及"杀人放火"，且其学术价值仍有保留的必要。
国民政府对周作人改判，法院认定周作人确实担任了多个伪职，配合了日伪政权的统治，最终判处14年有期徒刑。
后来，又因为周作人在狱中保护北大财产等情节，刑期再次减为10年。在老虎桥监狱服刑期间，周作人并没有虚度光阴。
1947年，他在狱中重新开始翻译工作，翻译了英国作家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
这本书他早在狱前就已译出，后交正中书局印行，没想到书还没有印出，译稿却毁于一场大火中。
在狱中，他凭着记忆重新翻译了这部作品。
周作人后来说自己"折笔改业为译人"，决心以翻译为终身职业。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接任中华民国代总统。
在国共和谈的氛围中，李宗仁下令疏散监狱在押人员，有期徒刑的犯人可以担保释放。
1月26日，64岁的周作人走出了老虎桥监狱的大门，由尤炳圻父子陪同，乘火车前往上海。
出狱后的周作人暂住在学生尤炳圻的上海家中。
此时，多方面都在争取周作人。
胡适从美国托人带话，邀请他前往台湾，甚至担保他能担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周作人通过尤炳圻联系以前教过的台湾籍学生洪炎秋，洪炎秋甚至为他在台湾安排好了住所和生活费用。
然而，周作人最终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决定。
1949年7月4日，在上海的周作人开始写一封将决定他后半生命运的长信。
这封信不是写给胡适，不是写给其他海外朋友，而是写给新政府。
当这封六千字的长信辗转送达北京后，一场关于周作人命运的重要决策在最高层悄然展开。那句将改变周作人人生轨迹的关键批语即将写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