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港口被移交给西方，港媒立马表态动手，要撤回对巴拿马投资？

巴拿马当局单方面收回中资企业运营的港口资产不足一日，中方应对路径即初现端倪。香港媒体紧急发声，敦促出海企业强化地缘风险预判机制，审慎评估赴巴拿马开展实质性投资的可行性。

巴拿马对美政策高度趋同，正逐步显现其外交依附性带来的结构性反作用？

2026年1月下旬，巴拿马政府毫无征兆地宣布废止一份已稳定施行二十九载的港口特许经营协议，并火速将全部运营权限移交至欧洲头部航运集团。

表面看是常规合同履约争议，实则深度嵌套着美方战略施压、运河控制权再分配博弈，以及该国整体对外关系重心的悄然迁移，亦促使国际商界重新校准在咽喉要道布局时的风险权重。

1月30日，巴拿马总统穆利诺签发第17号行政指令，强制终止长江和记实业在巴拿马运河两大出入口处所持港口特许经营资格。该协议签署于1997年，原定有效期至2047年，横跨半个世纪。

此项决策出台极为仓促，既未预留充分沟通窗口，亦未遵循国际通行的商业争端解决流程与时间节奏。

事发前，相关港口设施持续高效运转，技术系统稳定、管理架构完整、一线团队配置齐备；而指令生效后数小时内，丹麦马士基集团即完成全面接管，整个过渡过程迅捷有序，多方分析指出其内部筹备工作早已实质就绪。

上述港口系巴拿马运河物流网络的关键支点，承担全运河超三成标准箱吞吐量。中方企业在长达二十余年的运营期内，累计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码头扩建、智能化改造、环保升级及设备更新，在当地直接带动就业岗位逾两千个，间接拉动仓储、拖车、报关等配套产业生态发展。

依成熟市场经济逻辑，延续既有合约、保障运营连续性本为多方共赢最优解，但巴方却选择断然中止，足见驱动这一行动的核心变量早已超越单纯财务回报范畴。

回溯时间节点可见，政治张力自2024年末起显著加剧——特朗普再度入主白宫后，美方对巴拿马运河的措辞明显转向强硬，频繁将运河安全与美国国家利益、全球影响力直接挂钩。

多名美国国会参众两院重量级议员公开表态，强调“必须重掌运河主导权”，并将中资背景企业在运河沿线持有的基础设施权益定义为“系统性安全隐患”。美方论述维度已从经贸合作跃升至意识形态站队与阵营归属层面。

对于财政、贸易与安全体系均深度嵌入外部框架的小型开放经济体而言，来自华盛顿的明确压力往往构成政策转向的决定性变量。穆利诺政府显然更倾向通过快速响应美方关切，换取自身免遭金融制裁、信用降级或双边援助削减等潜在惩罚。

巴方援引的法律依据亦引发广泛质疑：主管机构称原合同存在违宪瑕疵或程序缺陷，然而该协议自1997年签署以来历经六届民选政府轮替，始终处于完全公开、合法备案、持续履约状态，从未被任何一届司法或立法机关正式裁定无效。

如今突然以“事后发现违宪”为由启动废止程序，其时间逻辑难以自洽；尤为敏感的是，该判断恰恰紧随美方提出“清除中国资本影响”系列要求之后落地，令外界普遍怀疑系“结论先行、法理补位”，法律工具正被用作政治意图的合规外衣。

此前数月，巴拿马审计署虽围绕税务申报完整性、合规文件完备性及签约流程规范性展开调查取证，但若上述问题真达致足以触发合同根本性解除的程度，理应在多年运营过程中早被识别并启动相应纠正程序。

此次却绕过司法审查与协商机制，径直启用行政命令强行终止，并同步完成资产交割与运营主体切换，此举对本国商业信誉的侵蚀远超单一项目损失，更向全球投资者释放出“制度稳定性存疑”的强烈信号。

中方企业已正式启动《华盛顿公约》项下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仲裁程序，依法主张合同权利并索赔合理经济损失。此类跨国仲裁通常历时三至五年，裁决执行亦受多重现实制约，但对维权方而言，仍是当前最权威、最具公信力的法定救济渠道。

此番博弈所涉远不止历史投入补偿问题，更关乎国际投资基本秩序能否维系——即便仲裁无法逆转港口控制权即时易主的事实，却可能实质性抬高巴方未来需承担的财政赔偿额度与主权信用折损成本。

舆论场中，香港《大公报》于1月31日刊发专题评论，发出明确风险预警：对政局波动剧烈、政策连续性薄弱、易受域外势力干预的区域市场，须提升准入门槛与风控等级。

该表态折射出资本市场的深层焦虑——资金最珍视的是规则确定性与预期可计算性。港口类基建项目天然具备长周期、重资产、低流动性特征，一旦政策朝令夕改成为常态，原有投资模型将全面失效，风险敞口呈指数级放大。

中国外交部同步作出严正回应，明确表示坚决反对任何违背契约精神的单边行为，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捍卫企业正当权益。除外交表态外，更具深远影响的是中资出海逻辑的系统性重构。

今后涉及全球关键航道、战略级基础设施、司法独立性存疑地区的投资项目，或将纳入更高层级的风险分类管理体系。企业海外拓展不再仅聚焦市场规模、资源禀赋与成本优势，还需重点评估东道国政治韧性、合同刚性约束力，以及面对外部胁迫时维持政策连贯性的实际能力。

巴拿马短期内似达成战术目标：既向美方传递了政治忠诚信号，缓解了即时施压强度；又为马士基输送了优质运营资产。但表象之下，代价并未消失，只是延后显现。

倘若ICSID最终裁定本次终止属非法征收或滥用行政权力，巴方或将面临数以十亿计美元的赔偿义务。以该国年度财政收入规模测算，此类支出将对其公共预算构成长期挤压，最终负担势必转嫁至普通纳税人肩上。

更为深远的损耗在于国家信用资本。当一国可凭一纸政令随意推翻经多届政府确认的长期商业契约，全球资本必将重新估算其风险溢价水平——今日可针对中国企业，明日亦可能因新地缘需求而波及其他外资主体。

这将直接推高其主权融资利率，延长重大项目谈判周期，削弱吸引高质量外资的能力，最终拖累国家长期增长动能。

巴拿马运河通航未受影响，港口作业亦保持正常节奏，但规则底层逻辑已然发生位移：商业合同被赋予政治属性，基础设施资产沦为阵营博弈筹码，由此导致全球供应链韧性承压，更多市场主体在布局核心通道节点时将转向防御性策略。

全球化进程仍在延续，但商业运行的基础前提正在重塑，“非经济因素”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渗入跨国投资决策链条。

本次事件释放的信号清晰而沉重：关键港口与运河关联资产的归属权，已不再 solely 由运营效率与资本实力决定，域外政治意志正获得直接干预结果的现实通道。

对巴拿马而言，短期收获的是地缘政治安全感，长期或将承受财政赔偿与国家信誉的双重透支；对中国企业而言，最深刻的启示在于——必须将政治风险常态化纳入尽调核心指标，把合同执行环境列为与市场潜力同等重要的准入标尺，并在进入高敏感度枢纽市场前，同步规划应急退出机制与替代性商业落地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