庾翼：魏晋士族里的“异类”，骂遍天下名士，三次北伐却遭失败

提起魏晋，世人脑海里蹦出的，永远是兰亭集序里曲水流觞的王羲之，是东山高卧的谢安，是扪虱而谈的王猛，是放浪形骸的竹林七贤。清谈、玄理、服药、纵酒，构成了这个时代最标签化的记忆，仿佛两晋的士人，只懂坐而论道，不问家国苍生。

可在这片沉醉的风流里，偏偏站着一个格格不入的人。他出身顶级门阀颍川庾氏，是皇亲国戚，手握方镇重兵，精通玄理文采，却偏偏厌恶清谈浮华，痛骂天下名士误国，一生执念北伐中原，收复故土，三次整军北上，与后赵石虎死磕到底。

他比同时代的桓温更早扛起北伐大旗，比王导、庾亮更具军事实干之才，却因为早逝、政局掣肘、士族掣肘，最终功败垂成，他就是庾翼。 正史《晋书》为其单独立传，《资治通鉴》详细记载其军政举措，《世说新语》收录其言行，所有事迹皆有白纸黑字的史料支撑，无半分演义杜撰。他的一生，是魏晋士族中少有的实干者悲歌，也是东晋偏安朝廷，最接近收复中原的一次尝试。

庾翼，字稚恭，颍川鄢陵人，他的家世，在东晋堪称顶流：兄长庾亮，是东晋明帝的大舅子，成帝的亲舅舅，官至中书令、司空，执掌朝政十余年，是与王导分庭抗礼的门阀领袖；姐姐庾文君，是明穆皇后，临朝称制，辅佐幼主。

颍川庾氏，继琅琊王氏之后，成为东晋最有权势的外戚士族，庾翼自出生起，便站在权力的金字塔顶端。 按照魏晋士族的成长剧本，他本该师从玄学名士，研习《老子》《庄子》《周易》，终日与友人清谈玄理，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做一个风度翩翩的名士，享受门阀带来的荣华富贵。

可庾翼偏偏走了另一条路，他自幼博览群书，既通玄理文采，又精兵法武略，性格豪爽刚直，眼里揉不得沙子，最看不惯当时士大夫阶层“清谈误国”的风气。

西晋灭亡的惨痛教训犹在眼前：八王之乱耗尽国力，五胡乱华席卷中原，洛阳、长安相继陷落，晋室衣冠南渡，北方汉人沦为胡人的奴隶，神州陆沉，生灵涂炭。可南渡后的东晋士族，非但没有卧薪尝胆、厉兵秣马，反而沉溺于江南的温柔乡，以清谈为高雅，以实务为粗鄙，整日谈论“有无之辨”“言意之辨”，对北伐复国、整顿军政、安抚百姓一概漠不关心，甚至将主张北伐的人视为粗野、不懂风雅的莽夫。

庾翼对此深恶痛绝，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直言：“王夷甫先朝风流，名盖四海，身居重任，而专谈浮虚，不务世事，遂令神州陆沉，中原板荡，此辈清谈之士，实为亡国之魁。”王衍是西晋第一名士，清谈领袖，最终被石勒活埋，庾翼直接将其钉在亡国的耻辱柱上，也借此痛斥东晋朝堂上所有效仿王衍的玄学名士。

当时的文坛领袖、书法宗师王羲之，与庾翼交情颇深，两人同为士族才俊，时常书信往来。可即便面对王羲之，庾翼也毫不避讳自己的立场。王羲之偏爱山水玄谈，偶尔流露偏安之意，庾翼便多次写信规劝，希望他放弃浮华，投身实务，共图北伐。

《晋书》记载，庾翼曾致书王羲之：“今江东事去，遂至如此，诸君并当匡济艰难，以图恢复，何得坐谈终日，虚废岁月？”一句“坐谈终日，虚废岁月”，道尽他对整个名士阶层的失望。 而庾翼自身，始终以实干自勉。他年少时便被庾亮带在身边，参与军政事务，处理繁杂的地方庶务、军事调度，从不以士族子弟自居，不摆名士架子。

成帝咸和年间，苏峻之乱爆发，东晋都城建康陷落，庾亮兵败出逃，庾翼彼时年仅二十余岁，亲自率领家族部曲，坚守芜湖，抵御叛军，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军事素养与胆识。这是他第一次登上军事舞台，也让世人看到，颍川庾氏除了清谈的文人，还有能上马杀敌的将才。

苏峻之乱平定后，晋室重回建康，庾亮因执政失误引咎辞位，自请出镇荆州，镇守长江上游，抵御北方后赵与西方成汉的威胁。荆州是东晋的军事重镇，“荆扬相衡，则天下安”，掌控荆州，便掌控了东晋一半的兵权。庾亮镇守荆州期间，着力培养弟弟庾翼，将其任命为南蛮校尉、辅国将军，兼任江夏相，驻守荆州重镇夏口。

公元340年，庾亮病逝，临终前上疏成帝，举荐庾翼接任荆州刺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诸军事，接管长江上游全部兵权。这一年，庾翼年仅三十五岁，成为东晋最年轻的方镇大员，坐镇武昌，掌控数万精兵。

当时的荆州军团，历经王敦、陶侃、庾亮三代经营，虽有根基，但军纪废弛、军备陈旧、兵源不足，且士族子弟充斥军中，贪生怕死、疏于训练，战斗力极差。

庾翼上任后，第一件事便是大刀阔斧改革军制，整顿军纪。 他废除士族子弟在军中的特权，不论出身，一律以军功论赏罚，严惩临阵脱逃、克扣军饷的军官；大规模招募北方流民、江东壮丁，扩充兵源，这些流民常年与胡人作战，骁勇善战，成为荆州军团的核心战力；他亲自巡查军营，督促训练，制定严格的行军作战条例，同时修缮兵器、打造战船、囤积粮草，将武昌打造成东晋最坚固的北伐基地。

除了军事改革，庾翼还极为重视地方治理。荆州地处长江中游，南接蛮族，北临敌境，百姓流离失所，赋税繁重。庾翼减轻百姓徭役，劝课农桑，安抚流民，兴修水利，短短两三年时间，荆州境内粮食丰收，府库充盈，兵强马壮，一改此前的疲弊之态。

《晋书·庾翼传》明确记载：“翼于是倾资给，缮修器械，多募壮勇，期于大举，戎政严明，经略深远。” 此时的北方，正是后赵石虎统治时期，石虎残暴嗜杀，穷兵黩武，国内民怨沸腾，统治根基动摇，这是东晋北伐的绝佳时机。庾翼敏锐地抓住这一窗口期，开始筹备大规模北伐，他的目标极为明确：先取襄阳，再攻洛阳，收复中原旧都，进而横扫河北，灭亡后赵。

为了北伐，庾翼做了周密的部署：他任命桓温为前锋小督、假节，率军入临淮，牵制东部敌军；自己亲率主力大军，从武昌北上，进驻襄阳，以此为北伐前沿；同时联络北方的前凉、鲜卑慕容部，东西夹击后赵。值得一提的是，桓温正是在庾翼的举荐与提拔下，才逐渐掌握兵权，后来成为东晋权臣，发动三次北伐，可以说，庾翼是桓温北伐的引路人。

公元343年，庾翼正式上表朝廷，请求北伐。这封奏疏，字字泣血，陈述北方百姓的苦难、晋室的国耻、石虎的暴政，以及北伐的天时地利人和，请求成帝准许他倾荆州之兵，北上复国。

可奏疏送到建康朝堂，迎来的却是一片反对之声。以丞相何充为首的朝中大臣，大多是偏安派，他们贪恋江南的安逸生活，惧怕北伐战争耗费财力、动摇士族利益，纷纷以“兵戈连年，百姓疲弊”“北方势大，难以取胜”为由，极力阻挠。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等门阀，也忌惮庾氏家族兵权过盛，担心庾翼北伐成功后，权倾朝野，打破门阀平衡，暗中加以掣肘，拒绝调拨粮草、兵员支援荆州。

面对满朝反对，庾翼没有妥协。他深知，错过这次机会，东晋再无北伐可能，于是做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抗命北伐。他不顾朝廷的反对，不等待中央的粮草调拨，率领自己训练多年的荆州精兵，自行北上，进驻襄阳。

进驻襄阳后，庾翼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史载“戎士甚盛，器械精新”，他登高誓师，泪流满面，激励将士收复中原。这是庾翼第一次正式北伐，大军一路北上，先后攻克后赵的南阳、新野等地，斩杀后赵将领，收复大片失地，中原百姓纷纷响应，箪食壶浆迎接晋军。

初战告捷，庾翼士气大振，随即发动第二次北伐，率军进攻洛阳周边的军事重镇。后赵石虎得知庾翼北上，急派大军十余万南下抵御，双方在颍川、许昌一带展开激战。庾翼亲临前线指挥，晋军将士奋勇杀敌，多次击溃赵军，但因为朝廷始终不发援兵，粮草逐渐耗尽，兵源得不到补充，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此时的建康朝堂，不仅不支援，反而不断下旨，催促庾翼退兵，甚至罢免其部分官职，企图瓦解军心。庾翼的部下、士族出身的将领，也多有畏战之意，暗中拖延军令。内忧外患之下，庾翼被迫暂缓进攻，退守襄阳，第二次北伐无功而返。

公元344年，晋成帝病逝，晋康帝即位，朝堂政局再次动荡，何充等偏安派势力更盛，对庾翼的打压变本加厉。庾翼不甘心失败，筹备第三次北伐，他计划联合成汉，先平定西方，再集中兵力北上，可还未等大军开拔，他便积劳成疾，一病不起。

长期的军政操劳、北伐失利的愤懑、朝堂掣肘的憋屈，彻底拖垮了庾翼的身体。公元345年，庾翼在襄阳病逝，年仅四十一岁。临终前，他仍在病榻上书写奏章，叮嘱继任者继续整军北伐，收复中原，可他的遗愿，最终沦为一纸空文。

庾翼死后，荆州军团被朝廷拆分，他的北伐部署全部废弃，东晋朝堂重新回到清谈偏安的老路。直到十几年后，桓温才重拾庾翼的北伐大业，却早已错过最佳时机，最终也未能完成统一中原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