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势力范围”是开历史倒车

赵隆

近期，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公开觊觎格陵兰岛主权，以及白宫办公厅副主任米勒发出“当今世界由实力、武力与权力主宰”的表态，导致“势力范围”这一源自19世纪殖民扩张时代的旧概念再次被频繁提及。在部分战略界人士看来，以半球或区域为单位重新划分势力范围，通过单边胁迫、军事威慑和制度排他，确立政治、经济和安全特权，似乎可以成为塑造所谓“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工具。但实际上，这是对当今国际体系运行逻辑的严重误判，存在多重脱离现实、相互矛盾的悖论。

首先是历史的悖论。势力范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宜安排，其前提是力量高度集中、制度高度排他，被纳入势力范围的国家和地区几乎不具备制度性反抗空间，更谈不上战略自主。但在21世纪的当下，主权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各国在国际法框架下享有平等地位和外交政策的自主权，“大国决定一切”的时代加速退出历史舞台。身份认同建构和战略自主成为各国的主要诉求，中小国家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大国安排，而是通过多边机制、区域组织和议题联盟，主动塑造国际规则和议程。同时，经济全球化与数字化革命深刻重塑国际体系，供应链、产业链高度交织，任何试图通过地缘划线重建势力范围的设想，本质上都是用工业时代甚至殖民时代的静态想象去解释高度互联互依的全球体系。

第二是稳定的悖论。在势力范围的拥趸看来，只要大国明确“红线”、相互承认彼此的势力边界，就可以减少误判、避免直接冲突。这一逻辑忽视了霸权运行的内在动力。在现实中，霸权国要维持其地位，绝不仅仅是守住所谓的“后院”，而是必须持续防止任何潜在竞争者在其他地区形成规模性影响力。这意味着即便公开宣示重构势力范围，霸权国也很容易以防范潜在挑战为由，频繁介入他国事务。

例如，虽然美国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掌控西半球”作为优先，但仍把“印太地区”定义为“关键战场”。在势力范围叙事之下，霸权行为并不会因为“边界清晰”而趋于克制，而更可能因不安全感上升而加速扩张。然而，一国的安全不能以损害他国安全为代价。冷战历史已证明，美苏各自划定的势力范围并未消除冲突，反而通过代理人战争与长期高压威慑，将矛盾转移并持续积累在周边地区，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阿富汗战争均是这种“稳定逻辑”所付出的实际代价。

第三是能力的悖论。当今大国博弈的场域在技术赋能下已突破单一地理空间限制，向“深海、极地、外空、网络、数字、人工智能”等全球治理新疆域延伸，向标准输出、规则创设、舆论塑造等维度渗透。同时，国家影响力本身呈现出高度交叉性、复合性和流动性的特征，很难被长期、排他性地固定在某一特定地理区域或政治阵营之内。任何试图通过建立势力范围来限制他国发展空间的做法，都意味着需要付出持续且高昂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成本。

更重要的是，一国通过强制排他对某一区域或领域实现绝对控制，往往会刺激体系内外行为体的自我调整。从产业链重构到技术自主、从贸易结算多元化到区域合作机制创新已经证明，封锁和排他只会加速替代进程。一旦势力范围逻辑被引入经济和技术领域，相关国家可能主动降低对单一体系的依赖，通过“去风险”而非“选边站”的方式重新配置资源。以打造势力范围为目标的能力投射，最终可能导致国家间竞争更难预测和管控，并加剧自身的能力赤字。

最后是道义的悖论。大国的全球和地区领导力，从来不完全取决于其军事实力和经济规模，更体现在能否引领符合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议程，是否具备制度感召力，以及是否持续提供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公共产品。这种领导力必须通过长期投入、开放互动和规则塑造不断加以巩固。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发展，制度性红利为世界各国提供了难得的发展窗口。多边贸易体系、国际金融机制、全球治理框架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不确定性，为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提供了相对可预期的合作环境。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自诩为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的旗手，是战后国际秩序的缔造者与维护者，其道义形象成为其全球领导力的重要基础。然而，美国近期的战略调整和对外行动，强化“利益替代原则、实力替代规范、单边替代多边”的秩序观，加剧全球治理信任危机。这种以实力为中心、以控制为目标的路径短期内或许能够制造服从，但长期终将自损根基。

‍在全球高度互联互依的现实面前，排他性的势力范围不仅难以复制，还可能带来新的对抗、分裂与系统性风险。各国更需要顺应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时代潮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沉溺于陈旧的地缘政治思维，以重构势力范围应对秩序变革，本质上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作者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