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和玉律师:侦查阶段忽略的辩护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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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太忙，没来得及写点东西。

一个贪污、受贿案件，卷宗就多达20多卷，工作量不小，一直在加班。

截至目前，案件审查报告写了上百页，大部分工作完成，总算有点闲暇喘息的时间。

我曾撰写文章探讨侦查阶段的辩护工作。

总体来看，侦查阶段常见工作主要是会见当事人、调查取证、申请取保候审、提交辩护意见、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

对当事人及其家属而言，委托律师介入刑事案件最直接的动力，往往是希望获得无罪、缓刑、改判、从轻、不起诉、取保候审等显性结果，这确实是现实且合理的期待。

如果辩护人无法在这些方面提供可见的有效价值，委托人难免对委托的意义产生怀疑。

对此，我予以充分理解与接纳。
然而，我认为这种观念可能忽略了一些更深层的价值，如果不说出来，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关注。

刑事案件中，侦查阶段形成的书面证据与案卷材料，一经依法固定便难以轻易动摇，“口供为王”在实务中并非虚言。

这就如同日常生活中，双方口头约定落为白纸黑字的契约，若无法定或约定情形，不能解除契约，擅自解除契约视为不诚信的违约行为，应该受到制裁。

因此，开展有效辩护的关键节点，恰恰在于这些“白纸黑字”形成之前，侦查阶段实为辩护的黄金时期。

一旦案件移送检察院，证据体系基本定型，辩护空间将迅速收窄。

既然知道了口供的重要性，在侦查阶段会见嫌疑人并使其根据学习到的法律知识及经验，作出有利、客观的供述，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第一，供述是证据体系的核心组成。嫌疑人的言词证据往往直接影响侦查方向与定性，及时、稳定的有利供述能为案件后续定性提供关键支撑。

第二，避免因认知偏差导致不利自认。许多嫌疑人对法律存在误解或恐惧，容易在讯问中作出不准确、对己不利的陈述。律师通过会见，可帮助其依法正确表达，防止因表述不当导致的不利问题。

第三，稳固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基础。在侦查初期即形成清晰、一致且有利的言词证据，并与物证、书证等其他证据相互印证，可为后续的不起诉、定罪轻刑或程序性辩护打下坚实基础。

多说一句，会见工作不同于诱导。律师在法律与职业道德框架内，通过帮助嫌疑人厘清事实、理解法律适用、阐明其行为性质及可能的法律后果，使其作出真实、合理且对自身有利的陈述，这是正当的辩护职责，而非违规“串供”或歪曲事实。

很多人只关注到案件结果，却不知道案件辩护需要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

没有高质量的会见就难以在案件后续处理中争取到不错的结果，这是相辅相成的。

在侦查阶段，律师发表辩护意见，指出某些事实可能无罪，或强调某些情节足以减轻量刑，也许，在检察院退回的补充侦查提纲里面就有辩护意见，可一定程度的引导侦查方向。

从性质上看，这类意见属于提供案件线索的法律文书。通过持续与办案机关沟通，避免他们仅聚焦于不利证据，也能推动有利于当事人的证据通过正规程序及时固定，从而更完整、客观地呈现案件全貌，为后续审查起诉、审判奠定了更扎实的事实基础。

所以，侦查阶段的辩护远不止于形式“陪伴”或“递交申请”那么简单，完全可以通过专业介入，在证据固定前影响案件走向，在源头处构建辩护支点。

作者：律所主任，司法部死核援助律师，省市律协委员，办有无罪免死不起诉缓刑等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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