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为了给国内重病的爹凑钱，老实巴交的陈明一个人跑到加拿大北边的矿场开大车。
他这人没啥花花肠子，就信奉一条：多干活，少惹事，别给别人添麻烦。
所以当他下班路上看见个危险的大坑，想都没想，就把车上那斗没用的废矿渣给顺手倒进去填平了。
可他美滋滋地睡了一觉，第二天一睁眼，公司老总竟带着全矿三百多号人，黑压压地把他堵在了宿舍门口。
而他这一次的“好心”，换来了一生的罪过。
01
“陈，你过来一下。”
工头彼得罗夫的语气很不耐烦，像是在使唤一条狗。我放下手里那杯温吞的速溶咖啡，心里还在琢磨着是不是昨天的运输报表哪个数字填错了。他没给我思考的时间，直接用下巴指了指宿舍外那片黑压压的人群，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
“哈里森先生要见你，”他顿了顿，嘴角咧开一个不怀好意的笑，“还有，矿场所有人都想看看你这位‘大英雄’。”
这得从我被一阵野蛮的敲门声惊醒时说起。
那声音又急又重，像是要拆了我这间小破宿舍的门。我一个激灵从床上弹起来，心脏“咚咚”地擂着鼓。加拿大的冬天，天亮得晚，窗外还是一片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表针才刚刚指向凌晨四点。
我胡乱套上一件厚外套，打开门，一股冰冷的空气夹杂着雪粒子扑面而来，让我瞬间清醒。门口站着两个矿场的夜班保安，人高马大，表情严肃。他们身后，是我的工头，那个东欧大块头彼得罗夫，他双手抱在胸前，脸色铁青，看我的眼神像是要生吞了我。
“陈，穿好衣服，出来。”他的声音像冻了冰碴子。
我彻底懵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只能下意识地点头。等我穿戴整齐被他们“请”出去时，才看到了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场面。
宿舍楼外的空地上，密密麻麻地站满了人，少说也有几百个。矿场分三个班次，但此刻，无论是刚下班的、正准备上班的，还是在休息的，几乎所有人都被叫了出来。他们穿着颜色各异的工服，在几辆皮卡车刺眼的大灯照射下，每个人的脸都显得阴沉而模糊。人群鸦雀无声，只有寒风吹过空地的呼啸声。
这阵仗，不像是抓小偷，倒更像是电影里那种公开审判的场幕。而在人群和车灯的最前方，站着一个穿着笔挺防寒服的白人老头，他就是我们这个矿场的最高负责人，哈里森先生。他背着手，面色凝重地看着我这个方向，眼神穿透了凌晨的黑暗，像两把锋利的刀子。
我的心，在那一刻，“咯噔”一下，直直地沉了下去。我敢肯定，我闯了天大的祸。
可到底是什么祸呢？我脑子飞快地转着。来加拿大这两年，我信奉的唯一准则就是“多干活，少说话，别惹事”。我一个背井离乡出来挣钱养家的人，惹事对我有什么好处？
国内我爸去年突发脑溢血，手术费掏空了家里几十年的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外债。我原先在老家一个建筑公司开车，一个月累死累活也就五六千块钱。
靠那点工资，别说还债，连我爸后续康复的药钱都凑不齐。没办法，我一咬牙，通过劳务中介，交了一大笔钱，来到了这个位于加拿大北部，地图上都得放大好几倍才能找到的鬼地方。
这里薪水高，是真的高，一个月挣的钱能顶国内小半年。可这里的苦，也是真的苦。我开的是那种矿山专用的重型卡车，一个轮胎就比我整个人还高。
每天的工作，就是在巨大的矿坑和几十里外的废料场之间来回跑，把挖出来的矿石或者没用的矿渣运到指定地点。一天十二个小时，除了吃饭，人基本就焊在驾驶室里。
生活单调得像一碗白开水，唯一的甜头，就是每天晚上收工后，用矿场那信号时好时坏的无线网，跟国内的媳-妇孩子视频通话。
“老公，那边冷不冷？要多穿点。”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每次看着手机屏幕里妻儿的脸，我心里所有的苦和累就都烟消云散了。我总是笑着告诉他们，我在这里一切都好，同事们都很友善，天天吃牛排，住着大房子。
实际上呢？我住的是十几平米的铁皮板房，吃的是永远只有土豆泥、肉酱和硬面包的单调伙食，还要忍受像彼得罗夫这种老油条工头的百般刁难。他好像天生就看我们这些中国工人不顺眼，不是嫌我们干活慢，就是找茬说我们操作不规范。
可这些，我都忍了。为了钱，为了家，没什么不能忍的。
我的思绪被彼得罗夫粗暴地打断，他推了我一把，示意我往前走。我这才想起来，昨天傍晚发生的一件事。
昨天是我轮班的最后一趟，车上装的是一车没什么经济价值的废矿渣，准备拉到指定的废料场倒掉。从矿坑回生活区的路上，有一段比较偏僻的土路，那条路平时走的人不多。就在拐过一个弯时，我眼角的余光注意到，路边有一个挺显眼的坑。
那个坑不算特别大，但挺深，看样子像是前几天暴雨冲刷出来的。我们这里天黑得早，那段路又没有路灯，我脑子里立刻就冒出一个念头：这要是哪个兄弟晚上开车或者走路，一不留神，车轮陷进去或者人掉下去，那可就麻烦了。轻则受伤，重则……我不敢想。
矿场里安全事故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寻思着，反正我车上这车矿渣也是要倒掉的废料，倒哪儿不是倒？我这既不耽误事，又能顺手把安全隐患给排除了，简直是一举两得。
想到这，我心里还有点小得意。我熟练地操控着那台庞然大物，后退、转向，凭着多年的驾驶经验，精准地将车斗对准了那个坑。随着“哗啦啦”一阵巨响，几十吨重的废矿渣倾泻而下，瞬间就把那个深坑填得严严实实，甚至还高出地面一小块。
我跳下车，拍了拍手上的灰，看着自己的“杰作”，满意地点了点头。这下，路平了，安全了。我觉得自己为矿场默默地做了一件好事，心里挺舒坦。
之后，我哼着不成调的小曲，开着空车，吹着口哨回了宿舍。洗了个热水澡，跟老婆孩子视频完，踏踏实实地就睡了。
我做梦也想不到，就是这车被我当成“善意”倒掉的矿渣，会给我惹来一场滔天大祸。
02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在今天凌晨这场“审判”之前，风暴的迹象就已经出现了，只是当时的我，迟钝得像块石头，完全没有察觉。
时间倒回到昨天我填完坑后的第二天，也就是被所有人围堵的当天白天。
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五点半起床，去食堂排队打饭。食堂里永远是那股子黄油和咖啡混杂的气味。可我一走进去，就敏锐地感觉到，气氛有点不对劲。
平时这个点，食堂里早就闹哄哄的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工人们，用着五花八门的语言，大声地吹牛、聊天、抱怨。可今天，食堂里安静得有些诡异。
很多人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压低声音说着什么。当他们看到我端着餐盘走进来时，那些窃窃私语就像被按了暂停键一样，瞬间停了下来。他们的眼神，有的躲躲闪闪，有的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打量，然后又迅速移开。
我心里犯着嘀咕，找了个角落坐下。我以为是矿上又出了什么新的规定，或者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大事。我竖起耳朵想听听周围人在聊什么，但他们都刻意压着嗓门，我一个字也听不清。
吃完早饭，我去车场领车，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工头彼得罗夫正板着一张臭脸，挨个给司机分派任务。轮到我时，他把手里的任务单重重地拍在调度台的桌子上，抬头用他那双灰蓝色的眼睛瞪着我。
“陈，今天你去7号矿坑，走东边那条老路。”
我一听，心里就“咯噔”一下。7号矿坑是最远的一个作业点，而东边那条老路，路况差得出了名，坑坑洼洼，特别费车，也特别危险。平时那条线，都是分给那些得罪了他或者他看不顺眼的新人。我来这里快两年了，自问工作上没出过任何纰漏，他已经很久没这么明目张胆地给我穿小鞋了。
“头儿，东边那条路前几天不是刚下了雨吗？现在怕是不太好走吧？”我耐着性子，试图跟他商量。
“不好走？”彼得罗夫嗤笑一声，声音故意提得很高，让周围的司机都能听见，“怎么，我们尊贵的中国司机，现在开始挑活儿干了？开不了就别开，有的是人等着这份工作！”
他这话一说，周围立刻响起几声低低的哄笑。我的脸一下子就涨红了，火气“噌”地就往上冒。但我攥了攥拳头，还是把那口气给咽了回去。我不能跟他吵，吵赢了又怎么样？丢了工作，谁可怜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头儿，我这就去。”我低下头，从他手里拿过任务单。
他还不算完，跟着我走到我的卡车前，装模作样地绕着车走了一圈，然后用脚踢了踢一个巨大的轮胎，回头冲我吼道：“看看你这轮胎！气压明显不足！你就是这么对待你吃饭的家伙的？你这是对所有人的生命不负责任！”
我心里清楚得很，这车的日常保养和检查都有专门的机修工负责，轮胎气压这种事，根本轮不到我来操心。他这纯粹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故意当着大家的面羞辱我。
我没说话，默默地从工具箱里拿出气压表，蹲下去检查。周围的工友们都看着，眼神各异，有同情的，有看热闹的，但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我说一句话。在这里，每个人都只扫自己门前雪。
那一整天，我心里都憋着一股火，车开得也格外小心。中午在矿坑边上啃着冰冷的三明治时，老麦，一个快退休的本地白人司机，端着他的保温杯凑了过来。老麦算是这矿上少数几个对我们这些外来工还算友善的人，平时偶尔会跟我聊上几句。
他递给我一支烟，自己点上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压低声音，状似无意地问：“陈，你昨天……下班的路上，是不是在东边那条路上做了什么？”
我一愣，没想到他会问这个。我当时还以为是我做好事不留名的事迹被他知道了，心里还有点小小的得意。于是，我就一五一十地把昨天傍晚，我如何发现那个坑，又如何“机智”地用一车废矿渣把它填平的经过，都告诉了他。
我本以为他会夸我一句“干得不错”，可没想到，老麦听完后，脸色变得非常奇怪。他没有说话，只是猛地吸了几口烟，眉头紧紧地锁在一起，眼神复杂地看了我一眼。
“伙计，”他把烟头在地上摁灭，站起身准备离开，“听我一句劝，最近这段时间，少说话，多做事。特别是彼得罗夫，别被他抓到什么把柄。”
他的话让我心里更犯嘀咕了。我追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他却摇了摇头，什么也不肯多说，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就开着他的车走了。
看着他远去的背影，我心里那股不安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我怎么也想不明白，一件在我看来再普通不过的“举手之劳”，怎么会惹来这么多奇奇怪怪的反应？
03
老麦那句没头没尾的提醒，和周围人那些躲躲闪闪的眼神，像一根看不见的毒刺，就这么扎进了我心里，一整天都让我如坐针毡。
下午收工回到宿舍，我连饭都没吃，把自己重重地摔在那张吱嘎作响的单人床上。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和一个铁皮柜子，小得让人喘不过气。我睁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因为年久失修而有些发黄的天花板，脑子里乱成了一锅粥。
我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像放电影一样，复盘昨天填坑的整个过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动作，我都在脑海里过了无数遍。
我是不是违反了矿场某条我不知道的安全规定？
这很有可能。矿场的安全手册厚得像本字典，而且全是密密麻麻的英文。我当初入职培训的时候，连蒙带猜，也就看懂了个大概。
很多细枝末节的规定，我根本就不知道。比如，是不是矿场规定了，所有的废料都必须倾倒在指定的废料场，哪怕是一小块石头都不能落在别的地方？
又或者，那个坑……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坑？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觉得有些可笑。一个雨水冲出来的土坑，能有什么不普通的？难道底下埋了宝藏不成？我摇了摇头，把这个荒唐的想法甩出脑海。
可越是想，心就越慌。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无助和孤独，像潮水一样，瞬间将我淹没。
在这里，我没有一个真正可以交心的朋友。老麦人不错，但也仅限于点点头，递根烟的交情。我没有亲人，没有后盾。语言不通，文化隔阂，就像一堵厚厚的、透明的墙，把我跟这个世界隔离开来。我像一个孤岛，漂浮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
我最害怕的，是丢掉这份工作。
一旦被开除，别说继续挣钱给我爸治病了，我可能连那张回国的单程机票都买不起。当初为了出国，跟亲戚朋友借的钱还没还清。如果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去，我怎么面对他们？我怎么面对病床上的老父亲，和对我满怀期望的妻儿？
想到这里，我心里一阵绞痛。我猛地从床上坐起来，摸出手机，打开了相册。屏幕上，是我妻子抱着女儿笑得一脸灿烂的照片。这是我手机的屏保，也是我在这里撑下去唯一的精神支柱。我看着照片里她们俩的笑脸，眼眶一热，差点掉下泪来。
不行，我不能出事，我绝对不能出事。
我深吸一口气，拨通了家里的视频电话。电话很快就接通了，屏幕那边，是妻子熟悉而温柔的脸。
“老公，今天怎么这么早打过来？下班了？”
“嗯，刚下班，今天活儿不重。”我努力挤出一个笑容，不想让她看出我的异样。
“爸爸！”女儿的小脑袋从屏幕下方钻了出来，她挥舞着胖乎乎的小手，奶声奶气地喊着我。
“哎，宝贝女儿，想爸爸了没有？”看到女儿天真无邪的笑脸，我心里的巨石仿佛被暂时搬开了一点。
“想啦！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呀？幼儿园的老师让我们画‘我的一家’，我都把你画上去了！”
“爸爸……爸爸过年就争取回去看你，好不好？”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妻子在一旁接过话，她看出了我脸上的疲惫，关切地嘱咐道：“看你脸色不太好，是不是太累了？在那边一个人，要按时吃饭，注意身体，别什么事都自己硬扛着。”
“知道了，放心吧，我好着呢。”我强颜欢笑，跟他们东拉西扯地聊着一些家常。我告诉他们我今天吃了什么，天气怎么样，就是不敢提我心里那份越来越重的不安。
这种强烈的内外反差，几乎要把我撕裂了。屏幕里的我是个顶天立地的丈夫和父亲，是这个家的顶梁柱；而屏幕外的我，却是个连自己命运都无法掌握，随时可能被扫地出门的卑微工人。
挂断电话，房间里又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那份巨大的焦虑和恐惧，加倍地向我袭来，压得我几乎喘不过气。
那一夜，我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04
我在床上烙饼一样翻来覆去，直到凌晨四点多，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可没睡多久，我就被一个噩梦惊醒了。
我梦见自己开着那辆巨大的卡车，掉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里，无论我怎么踩油门，怎么呼救，车都在不停地往下坠，永无止境。
惊醒后，我浑身都是冷汗，心脏狂跳不止，再也睡不着了。我烦躁地抓了抓头发，决定出去抽根烟，冷静一下。
我披上外套，轻手轻脚地走到宿舍门口。就在我的手刚要碰到门把手的时候，我突然听到外面传来一阵异样的响动。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而是很多很多人，踩在积雪上发出的那种“沙沙”声，还夹杂着几声刻意压低的汽车引擎声。
我心里一惊，立刻停下了动作。我悄悄地凑到窗户边，将厚厚的窗帘掀开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缝隙，屏住呼吸，朝外望去。
窗外的景象，让我瞬间血液凝固，手脚冰凉。
只见宿舍楼外的空地上，不知何时已经聚集了几十上百个穿着工服的同事。他们从四面八方，正静悄悄地、像合围的狼群一样，朝着我住的这栋宿舍楼包围过来。
几个矿场保安在人群中穿梭，似乎在组织着队形。他们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那种高亮度的手电筒，一道道白色的光柱在凌晨的黑暗中交错晃动，像一群即将执行秘密围捕的猎人。
我彻底懵了，这是什么阵仗？抓小偷？还是哪个工区发生了暴动？我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但下意识地，我还是觉得这件事应该和自己没什么关系。我不过是这个矿场里最不起眼的一颗螺丝钉而已。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个我再熟悉不过的大嗓门，像一道炸雷，在寂静的夜空中响起。
“就是那间！307！那个中国人！”
是彼得罗夫！
随着他这一声怒吼，外面所有晃动的手电筒光柱，仿佛得到了统一的号令，瞬间“唰”的一下，齐刷刷地全部聚焦在了我的窗户上！
几十道刺眼的强光，穿透了窗帘的缝隙，狠狠地扎进我的眼睛，刺得我根本睁不开。我的心跳，在那一秒，仿佛都停止了。巨大的、无法言喻的恐惧，像一只冰冷的大手，猛地攥住了我的心脏。
我明白了，他们是冲着我来的。
紧接着，就是那阵如同擂鼓一般的、野蛮的敲门声。
我像个被抽走了魂魄的木偶，机械地走过去，打开了门。门外，是保安和彼得罗夫那张写满了幸灾乐祸的脸。
我没有反抗，也没有提问，因为我知道，那都没有任何意义。
我被两个保安一左一右地“请”了出去，穿过了那片由我的同事们组成的、沉默而充满敌意的人墙。我能感觉到，几百道目光像刀子一样，齐刷刷地扎在我身上，那些眼神里，有鄙夷，有愤怒，有不解，更多的，是看热闹的幸灾乐祸。
我就像一个即将被公开处决的犯人，被他们无声地押送着，一步步走向了那几辆打着大灯的皮卡车前，走向了那个矿场里最有权势的男人——哈里森先生。
他站在那里，像一尊冰冷的雕像。等我走近，他抬起眼皮，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然后抬起手，指了指不远处一片被几盏大型探照灯照得亮如白昼的地面。
那片地，正是我昨天倾倒矿渣的地方，只是此刻，它已经被夷为平地，看不出任何异常。
哈里森先生开口了，他的声音很冷，不带一丝感情。
“陈先生，我问你，昨天傍晚，你在这里，倾倒了一整车废料，对吗？”
他的语气，不像是在向我提问，更像是在宣读一份不容置辩的判决书。
05
我站在刺眼的探照灯下，感觉自己像一只被钉在标本板上的昆虫，无处可逃。几百人的目光，像无数根针，扎在我身体的每一个毛孔上。我的大脑一片空白，所有的思维都凝固了。
面对哈里森先生那冰冷的质问，我只能下意识地、僵硬地点了点头。
“是的，先生。”我的声音干涩得厉害，喉咙里像是塞了一把沙子，“我……我看到那里有个坑，很危险，晚上可能会有人掉下去，所以……所以就顺手……”
我的话还没说完，旁边站着的彼得罗夫就发出了一声极其夸张的嗤笑，那笑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
“顺手？”他用一种模仿我的、怪腔怪调的语气重复了一遍，然后转头对周围的人大声说，“嘿，大家都听到了吗？我们的中国朋友，只是‘顺手’而已！他说得可真轻松啊！”
他向前一步，几乎凑到我的脸上，压低声音，用只有我们几个人能听到的音量，恶狠狠地骂道：“你知道你这个‘顺手’，到底干了什么好事吗？你这个无可救药的蠢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