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这两年的院线引进和重映,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有生之年”系列…
放几年前,谁能想到,我们的院线,居然会引进一大堆“怪力乱神”的影片…
如果说,之前的电影,要么只是生化妖怪,要么只敢暗搓搓打鬼神的擦边…
那么这部电影的引进上映,却是以往约定俗成的规则下,一次大胆的尝试和跨越:
《闪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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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闪灵》正式登陆国内院线。
虽然有删减,但作为影史留名的经典恐怖电影,一部真正有鬼的作品,它出现在大银幕上,本身就是一次突破和惊喜。
同时,这种程度的“曲线救影”可以说明,电影市场真的已经快完蛋了…
在它上映的同时,有不少观众翻出了曾经的新闻:电影女主角谢莉·杜瓦尔,拍摄影片时,被导演库布里克虐待。
有网友说:我曾经也是电影的粉丝,但得知这些消息后,不去影院贡献票房,是我表达愤怒的唯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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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作以前,乌鸦肯定会认为,网友太极端,无法辩证看待…
但经历了这几年的风云变幻,我也有了一些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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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每一位曾经喜欢过《闪灵》的观众,在得知女主角幕后的经历后,都难免心情复杂…
无论是从杜瓦尔的采访,还是电影工作人员的相关回忆录中…
在电影拍摄期间,导演库布里克对她的折磨,是有目共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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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莉·杜瓦尔
杜瓦尔曾经在采访中说:拍摄这部电影,是一段游走在地狱的过程。
当时,为了让演员契合角色歇斯底里的精神状态…
导演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对杜瓦尔大喊大叫,目的就是为了让她处于“完全绝望”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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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多年来不断作为摄影镜头示范教学的,以第一视角成功营造紧张惊悚意味的“楼梯挥棒球棍”的情节,被无数影评人和观众喜爱称颂。
然而,在拍摄这场戏时,杜瓦尔挥棒球棍的次数,达到了127次,甚至创下了当时“NG最多”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这么做的原因,是导演认为,演员需要保持极度恐惧和崩溃的状态,直到体力和情绪完全透支,和角色保持高度一致;


一场“斧头破门”戏,拍摄了整整三天。
导演要求杜瓦尔必须反复表演极致的惊恐和尖叫,直至演员虚脱。
尽管她已经明确表示头痛和嗓子冒烟,身体达到极限…
但导演在每一场戏过后,都露出不满的神情,几乎不让演员休息,不断逼迫她重来;


根据制片助理回忆,导演明确指示全剧组的工作人员,不要和她进行任何友好的交谈,在看到她情绪低落时,禁止给予任何安慰。
因为导演认为,这样能让演员更彻底感受到角色所经历的孤独和无助,从而将角色的恐惧,完全内化。
导演特意不告知杜瓦尔每天要拍摄的具体恐怖内容,好捕捉她最原始、最不受控制的恐惧反应;
在电影的纪录片中,每当杜瓦尔在进行了长时间的拍摄试图休息,导演都会走过来,愤怒地指责她在浪费大家的时间;
他一次次公开质疑演员的演技,让对方不断陷入自我怀疑和焦虑…
即使电影上映后好评如潮,但演员仍然会担心自己的存在,会给电影拖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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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主角杰克·尼科尔森在拍摄后评价:杜瓦尔所承受的压力,是我见过的演员中,最艰难、最巨大的…
那段时间,杜瓦尔每天醒来,都会大哭几场…
长期的羞辱和压力,让她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
我感觉自己被当作动物,而不是一个有尊严的人,那段时间,我每天都觉得自己要死了。
此后很长一段日子里,杜瓦尔都被噩梦惊醒,后来更发展为长期的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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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几年时间修复心理创伤后,她决定远离好莱坞…
她为自己建立了一道心理防线:我不会允许自己,再有身处地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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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一切绩优主义至上的叙事一样,身处高位的人,总能轻易夺取话语权和定义权。
尤其是抛出“艺术”幌子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好莱坞名利场。
在相关新闻曝光后,导演库布里克和他的支持者,曾反驳演员的控诉:这是为了激发伟大表演的必要手段。
《闪灵》获得成功后,媒体不止一次将女演员所遭受的霸凌经历当成片场趣事报道。
他们将演员的表演和控诉作为导演天才的佐证,归功于导演的“完美主义”,并称他是一位“严格的天才”…
这种带有敬畏甚至赞叹的语调,在互联网并不发达的时代,因为片场里创作者等同于上帝的地位、信息差等原因,合理化甚至美化了导演的所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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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灵》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左一)
这场天才叙事的共谋,也并非全然脱离现实逻辑。
也许是因为古今中外,一提及艺术家,大家的目光,都首先锁定在他们疯狂的事迹:
梵高割耳朵送给妓女、米开朗基罗为了创作天顶画,连续四年仰卧脚手架上,造成身体永久性损伤;
画家萨尔瓦多为了诠释什么是“深入潜意识”,穿着全套潜水服发表演讲,差点窒息而亡;
行为艺术家签下法律文书,让观众用包括手枪在内的物品任意处置自己,因为她想试探人性的极端阴暗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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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高割下左耳后不久创作了《割掉耳朵后的自画像》
这些突破常规的举动,的确创造了无数震撼世界的瑰丽作品。
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音乐、美术还是文学,想要创作出打动世人的作品,就不可避免要试着游离于现实之外;
在理智和情感的缝隙中,试探、寻找和触碰,被现代公序良俗框定好的另一层,深藏在规则之外的,幽深迷离的世界…
但请注意,电影这项最后出现的艺术,有其特殊性。
绝大多数时候,它必须由多于一个人完成。
电影电视的创作,没有明确的操作手册,只有一纸规定报酬的契约。
在那个没有法律和行业规则保障的年代,导演的绝对地位,让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处境,处于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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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灵》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
无论这是一场多么酣畅淋漓、力透纸背的演出…
当创作者企图试探人性的底线,承载压力的主体一旦多于一个人,就必须承担关于艺术伦理的争议:
我们对于艺术的追求,是否理应凌驾于平常的人性之上?
又或者说,我们是否真的有必要,用有血有泪的人,献祭和牺牲某些会对人造成永久伤害的底线,去换取影像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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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莉·杜瓦尔丨摄于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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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承认的是,表演需要释放天性。
释放天性的过程,是挖掘深层自我、重新审视自我和世界关系的过程。
一旦演员找到门道,就会脱胎换骨,成为戏剧和现实的摆渡人。
所以,作为有一定话语权的创作者,谨慎行使权力,不仅是在保证作品稳定的核心,更是在保护优秀演员的初心。
仔细回顾会发现,导演虐待演员甚至工作人员的事情,比比皆是:
悬疑大师希区柯克拍摄《群鸟》时,为了捕捉女演员蒂比·海德莉的真实恐惧反应,将活鸟绑在她身上啄咬。
长期羞辱她的演技,还与之签订独家合约,用来控制对方的职业生涯;

电影《午夜牛郎》的拍摄期间,导演施莱辛格指示特技司机真的高速逼近并急刹,想要抓住男主角脸上最惊恐的生理性恐惧;

《兰闺惊变》的片场,导演奥尔德里奇在拍摄期间,不断挑拨两位女演员的关系、拉偏架、煽动竞争,让片场长期处于恶意和敌视之中…

还有一位著名的中国香港导演,曾让演员一次次擦地、吃云吞吃到吐、让演员飞奔在铁皮屋顶、扣留外国演员的护照,在漫长的拍摄周期内,限制对方行动…
所有的演员,在经历了折磨和霸凌后,有的陷入了应激障碍,永远拉黑导演;
有的陷入了身份认知模糊,有的终其一生都在和精神疾病作斗争…
这些打着艺术旗号的,对演员人格的践踏,本质上,不过是导演权力在创作伦理边缘的疯狂试探。


社会学家福柯曾说:权力并不只存在于制度的顶端,它渗透在每一个日常细节中。
这种细微处的权力,被称为“权力的微观物理学”。
一张办公桌、一句提问、一个眼神,都是行使权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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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想一下,当你的老板对你极尽人格羞辱,百般刁难和打压你,还大言不惭:这是在对你进行压力测试…
这和酬劳多少、地位高低、什么作品初衷和专业调教通通无关…
当一个个体对另一个体实施戕害,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应该受到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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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电影号,这些年来,乌鸦始终倾向于认为,将创作者的私德和作品分开看。
一件艺术作品,它的美学、思想和情感价值是客观存在的。
贝多芬暴躁易怒、偏执多疑、不修边幅的性格缺陷不影响《第九交响曲》的伟大,沉溺于酗酒和斗殴中的海明威写出了《老人与海》…
不少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作风问题如果放现在,分分钟屠榜热搜、被永久禁言封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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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因为私德问题,全盘否定所有人的贡献,人类的知识谱系和历史书写,将会出现大片的空白甚至陷入虚无…
然而,当创作者本人以艺术之名,依仗权力压榨他人…
他们所做的事,就和每一位普通人痛骂,把每一位血肉之躯当牛马的资本,没有区别。
在现代社会,消费是一种投票。
抵制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社会伦理表达。
观众有权基于个人伦理标准,决定是否将自己的时间、金钱和注意力贡献给一个有争议的创作者,这无可厚非…
但因为艺术作品诞生和输出的特殊性,创作者和表演者互相配合的界限在哪里,我们似乎也无法论断…
只能说,如何把握好分寸和底线,是每一位拥有行使权和话语权的人,应该审慎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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