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洋战争期间，日本4个王牌师团在太平洋与美军决战，下场如何

从1941年开始的太平洋战争，不仅是日军与美军的厮杀，更是人类战争史上最残酷的“验尸台”。

在这里，日本陆军最引以为傲的皇军之花——第一（东京）、第二（仙台）、第五（广岛）、第六（熊本）及第三（名古屋）这五大王牌师团，有四个师团在这里迎来了他们的终极审判。

但这绝非一场势均力敌的决斗，而是一次工业文明对前工业文明的降维打击。

01

1942年10月，拉包尔前线基地。

空气里的湿度高达95%，黏腻得让人透不过气。墙上的日历虽然翻到了秋天，但南太平洋的太阳依然毒辣得像要把人的皮脂烤出来。

陆军省作战课参谋伊丹大佐坐在那张摇摇欲坠的办公桌前，手里捏着一份刚从瓜达尔卡纳尔岛（下称瓜岛）送回来的“请求补给单”。纸张因为受潮而变得发软，上面的字迹潦草，透着一股书写者濒临崩溃的颤抖。

屋顶的风扇无力地旋转着，发出令人烦躁的嗡嗡声。伊丹面前并没有摆着什么激昂的作战地图，而是一堆关于卡路里、载重吨位和代谢率的枯燥表格。

“大佐，”旁边的年轻中尉小心翼翼地递上一杯温吞的水，“辻政信参谋刚才打来电话，说第二师团已经准备好了，丸山中将承诺，会在天长节之前拿下亨德森机场，献给陛下。”

伊丹没有接水，只是从鼻腔里发出了一声冷哼。他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那份补给单上重重地画了一条横线。

“献给陛下？拿什么献？”伊丹的声音低沉而沙哑，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审判，“丸山以为他在指挥什么？还是在满洲平原上演习吗？”

他指着手边的一组数据，那是他熬了三个通宵核算出来的“死亡账单”：

单兵负重极限：在热带雨林无路环境下，一名士兵携带30公斤装备（三八式步枪、120发子弹、防毒面具、工兵铲），其体能消耗是平地的4倍。

基础代谢需求：在高温高湿下行军，每日最低热量摄入需达到3800大卡。

实际补给能力：目前瓜岛守军人均每日摄入量——不足360大卡。

“这是一道小学算术题，”伊丹把铅笔扔在桌上，铅笔滚落到地上，发出一声脆响，“摄入360，消耗3800。中间的差额从哪里补？从士兵的脂肪、肌肉，最后是内脏里补。饭都吃不饱，他们拿什么来战斗！”

此时此刻，在几百公里外的瓜达尔卡纳尔岛。

被誉为“全日本最耐苦战”的第二师团，正在经历一场生理层面的凌迟。

为了避开美军正面的重火力网，师团长丸山政男中将下达了一个极具“武士道精神”却毫无科学常识的命令：全师团抛弃重型火炮和车辆，每人携带7天口粮，钻入岛屿中部的原始丛林，开辟一条迂回路线，直插美军背后的机场。这条路，后来被称为“丸山道”。

这哪里是路，简直是植物的迷宫。

高达四十米的巨树遮天蔽日，地面上堆积着千万年来腐烂的落叶和淤泥，一脚踩下去，烂泥直接没过膝盖，拔出来时会发出令人作呕的“噗嗤”声，仿佛大地在吞噬活人。藤蔓像铁丝网一样密布，每一米都需要用砍刀开路。

第29联队的一等兵佐藤，正和七个战友一起，试图抬着一门拆解后的九二式步兵炮部件前进。这门炮重达212公斤，在这个烂泥塘里，它比一座山还重。

“喂，田中，用力啊！”佐藤喘着粗气骂道。

前面的田中没有回应，佐藤感觉肩膀上的重量突然增加，他往前一看，田中整个人已经无声无息地栽倒在泥水里。

佐藤吓了一跳，连忙扔下炮管去拉他。田中的脸埋在淤泥里，身体还在抽搐。佐藤摸了一把他的额头，烫得像刚烧开的水壶——是恶性疟疾。

“把他扔下吧。”小队长走过来，看了一眼，语气冷漠得像是在谈论一件破损的工具，“带着他，大家都得死，把他的口粮和子弹拿走。”

佐藤愣住了，看着田中那双还未完全涣散的眼睛。就在三天前，他们还在讨论仙台老家的年糕汤。

“这是命令！”小队长吼道，随后压低了声音，“反正……他也活不过今晚了。”

这就是“丸山道”的真相，25公里的路程，成了第二师团的坟墓。还没见到美国人，就有上千名精锐士兵因为中暑、疟疾和极度疲劳倒毙路旁。

10月24日，暴雨倾盆。

幸存的士兵们终于摸到了美军防线的外围，他们已经不再是那支在出发仪式上威风凛凛的皇军，而是一群衣衫褴褛、眼窝深陷、浑身散发着馊臭味的乞丐。平均每个人的体重下降了15公斤以上，很多人连端枪的手都在抖。

但丸山政男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突击！万岁！”

随着信号弹升空，数千名仙台士兵发起了冲锋。没有炮火准备，只有刺刀的反光和嘶哑的呐喊。

下一秒，现代工业文明的钢铁暴雨降临了。

美军陆战一师部署的M1917水冷重机枪，构成了没有任何死角的交叉火网。这种每分钟射速600发的杀人机器，在充沛的弹药和冷却水支持下，可以连续射击几个小时。

与此同时，美军的37毫米反坦克炮打出了特制的“霰弹”（CanisterShot）。这是一种巨大的散弹，一发炮弹炸开，数千颗钢珠像暴风雨一样横扫扇面区域。

在伊丹事后看到的战报描述中，那一刻的场景是地狱级别的：

“那不叫战斗，那叫清理。冲在最前面的日军瞬间就被打成了筛子，身体在空中被大口径子弹撕碎，变成了血雾。后面的士兵踩着战友的尸体继续冲，然后像割麦子一样倒下。尸体堆积得太快，太高，最后竟然挡住了美军的射界。美国人不得不暂停射击，用工兵铲甚至推土机去推开那堵‘肉墙’。”

一夜之间，第二师团的主力骨架被彻底打断。伤亡超过3000人，且没有任何战果。

但真正的噩梦，是在撤退之后才开始的。

随着制空权和制海权的完全丧失，瓜岛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饿岛”。11月，雨季加剧，补给断绝。

伊丹大佐在拉包尔的基地里，看着那一串串归零的补给数据，感到了深深的无力。

他看到了一份来自前线的绝笔信，写信的是一名快要饿死的少尉：“大佐阁下，我们已经没有粮食了。起初我们吃战马，后来吃蜥蜴，吃青蛙。现在，丛林里连虫子都被抓光了。昨天，我看到几个士兵围着一具尸体，他们的眼神……那是野兽的眼神。我不知道我们是在为天皇而战，还是仅仅为了像动物一样活下去。”

在著名的奥斯丁山脉，出现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场景：一支负责警戒的日军小队，全员一动不动。

当巡逻队走近时才发现，他们早就死了。不是被打死的，是饿死、渴死在岗位上的。因为极度脱水，他们的皮肤像旧皮革一样紧紧包裹在骨头上，眼球已经干瘪消失，只剩下黑洞洞的眼眶盯着前方。内脏已经被蚂蚁吃空了，只剩下一副副人形的枯骨。

1943年2月，当第二师团残部终于撤离时，这支满编2万多人的部队，能自己走上船的不足零头。死亡的一万多人里，有70%是饿死和病死的。

伊丹大佐在作战地图上，拔掉了代表第二师团的那面小红旗。他的手在微微颤抖，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愤怒。他把那面旗子扔进了废纸篓，那里已经堆满了类似的废弃番号。

伊丹看着窗外灰暗的天空，喃喃自语，“当你试图用武士道去填饱肚子的时候，你就已经输了。”

02

1943年的南太平洋，战局的性质发生了一种诡异的突变。

如果说瓜岛是血肉横飞的绞肉机，那么到了1943年中旬，随着美军“跳岛战术”的成型，战场变成了一座座巨大的、与世隔绝的露天监狱。

这种战术的核心逻辑极其冷酷：美军不再在那一个个布满碉堡的岛屿上和日军死磕，而是利用绝对的海空优势，只占领关键的战略枢纽，将日军重兵防守的岛屿彻底“越过”，并切断一切补给。

于是，第六师团（熊本师团）和第五师团（广岛师团），这两支曾经在中国战场和东南亚制造过无数惨案的“王牌兽军”，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太平洋上的弃儿。

布干维尔岛，南纬6度。

第六师团长神田正种中将，此刻正站在托罗基纳河畔的高地上，手里拿着的不是指挥刀，而是一把因为长期挖掘而卷刃的工兵铲。

他看着河对岸，那里是美军新建成的机场。跑道上灯火通明，巨大的C-47运输机频繁起降，卸下成吨的牛肉罐头、可口可乐和药品。而河这边的日军阵地上，只有死一般的寂静和腐烂的臭味。

“师团长阁下，”参谋长宫崎少将走了过来，他的军服破烂不堪，露出的皮肤上布满了蚊虫叮咬的红肿和抓破的溃疡，“第一联队报告，他们的一块红薯地昨天晚上被野猪拱了……几个士兵因为追捕野猪误入沼泽，失踪了。”

神田正种深吸了一口气，压抑住想要拔枪杀人的冲动。

“让野战宪兵队去守红薯地！”他咬牙切齿地吼道，“告诉他们，那不是红薯，那是我们的命！谁敢偷吃，就地正法！”

这真是一幅极度荒诞的画面。

第六师团，这支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滔天罪行的部队，曾经以杀人为乐。而现在，他们被美军像关进笼子里的野狗一样，扔在这个荒岛上自生自灭。

伊丹大佐在东京的大本营里，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切。他刚刚批准了一份发往布干维尔岛的电报，内容只有四个字：“自给自足”。

但这四个字，在热带雨林里就是死刑判决书。

布干维尔岛的土壤多为火山灰土，酸性极强，根本不适合种植农作物。加上没有化肥，那些好不容易长出来的红薯只有手指头粗细。

但这还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微生物。

热带雨林是细菌和病毒的天然培养皿，失去了奎宁（抗疟疾药）和磺胺（消炎药），日军的免疫系统在这些微小的敌人面前脆弱得像纸一样。

伊丹在这一年的《卫生勤务统计表》中，看到了令人作呕的数据：

恶性疟疾感染率：98%。

阿米巴痢疾感染率：85%。

平均体重：40公斤以下。

军医大尉山本在日记中留下了地狱般的记录：“这里已经不是军营，而是停尸房。士兵们因为严重的蛋白质缺乏，患上了这种可怕的水肿病。他们的脸肿得像满月，四肢却瘦得像柴火，肚子大得像孕妇。那是腹水。只要稍微磕碰一下，皮肤就会像烂纸一样裂开，流出黄色的组织液，然后迅速发炎、生蛆。”

“痢疾让整个营地都弥漫着一股恶臭。因为括约肌失控，士兵们躺在排泄物里，拉出来的全是肠道脱落的粘膜和血水。有些人还有意识，但已经没有力气驱赶脸上的苍蝇。苍蝇在他们的眼角、嘴角产卵，那种绝望的眼神，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与此同时，美军发动了更加残酷的“心理战”。

每天中午，美军的轰炸机会准时飞临日军头上。但它们不扔炸弹，而是扔传单。传单上印着色彩鲜艳的照片：刚出炉的烤火鸡、冒着气泡的冰镇啤酒、穿着泳装的美国女郎。

这对于正在啃树根、喝泥水的日军来说，是比凝固汽油弹更残忍的打击。

在印尼塞兰岛的第五师团（广岛师团），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这支号称“马来之虎”的机械化精锐，因为燃油耗尽，被迫把坦克的引擎拆下来，改装成发电机。为了获取盐分，他们用汽油桶煮海水。为了捕鱼，他们把军服拆了结成网。

曾经不可一世的“皇军”，现在为了争夺一条死鱼、一个烂椰子，会毫不犹豫地把刺刀捅向昨天还在并肩作战的战友。

伊丹大佐将这两支部队的档案抽出，扔进了一个标有“战力丧失”的铁皮柜里。

到1945年投降时，这两个师团的幸存者，几乎已经丧失了语言能力。

他们像一群被抽空了灵魂的行尸走肉，呆滞地看着前来解除武装的美军，看着那些皮肤红润、嚼着口香糖的胜利者，眼神里连恨都没有了，只有对食物的原始渴望。

03

1944年春，东京大本营的气氛压抑得如同暴雨前的低气压。

太平洋战线已经千疮百孔。马里亚纳群岛告急，那意味着美军的B-29轰炸机将能够直接轰炸东京。东条英机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急于寻找任何可以调动的筹码。

他的目光，最终锁定在了中国大陆。那里驻扎着第三师团（名古屋师团），这是日本陆军在中国战场保留的最完整、装备最精良、战斗经验最丰富的一张王牌。

“把第三师团抽调出来！”参谋总长的命令不容置疑，“把他们扔到塞班岛，或者关岛！我们需要这支铁军去挡住美国人的坦克！”

作为作战课参谋，伊丹大佐奉命紧急飞往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实地评估调兵的可行性。

然而，当伊丹乘坐的运输机降落在湖南的一个前线机场时，他看到的景象让他心凉了半截。

迎接他的不是整齐的队列和铮亮的刺刀，而是一辆冒着黑烟、突突作响的卡车。卡车的车斗后面挂着一个巨大的、丑陋的铁炉子——那是“木炭发生炉”。

“大佐阁下，实在抱歉，”前来接机的副官尴尬地解释，“汽油已经断供三个月了。所有的车辆都改烧木炭，动力只有原来的六成，而且经常抛锚。”

伊丹坐着这辆像患了哮喘病一样的卡车，一路颠簸到了第三师团指挥部。沿途，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铁路线上，每隔几百米就有一个炮楼；但在炮楼视线之外的荒野里，却是一片死寂，透着股肃杀的寒意。

师团长山本三男中将，这位曾在陆军士官学校以“进攻精神”著称的将军，此刻正对着一张巨大的作战地图发愁。

“伊丹君，你想听真话吗？”山本给伊丹倒了一杯茶，那是粗劣的茶叶沫子，“如果你把第三师团抽走，不出一个月，整个华中战线就会崩盘。”

山本走到地图前，用指挥棒重重地敲击着那一条条细长的红线——那是日军控制的铁路和公路。

“你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占领区’，我就像个走钢丝的人。我的一万八千名士兵，被撒胡椒面一样，分摊在这长达几百公里的交通线上。”

伊丹看着那张兵力部署表，倒吸了一口凉气。

控制区域：约1.5万平方公里。

据点总数：248个。

平均单点兵力：36人（不足一个小队）。

“这是治安战的泥潭。”山本的声音透着深深的疲惫，“中国军队——不管是重庆军还是那边的游击队，他们不需要和我决战。他们就像水银，无孔不入。”

“今天，他们在北边扒掉一公里铁轨；明天，他们在南边炸掉一座桥；后天，他们伏击我的运粮队。我的部队每天都在流血，死两个人，死三个人……看起来不多，但一年下来，我的老兵就这么被耗光了。”

接着，山本带伊丹去了新兵训练营。那里站着的，是一群眼神惊恐的孩子。

“这就是我要补充的兵员。”山本指着那些只有十六七岁、面黄肌瘦的新兵，“国内的精壮劳动力都被征召光了，这些孩子有些连枪栓都拉不动。”

“大佐，你让我带着这群穿着草鞋、烧着木炭的娃娃兵，去太平洋的小岛上，面对美国人的火焰喷射器和谢尔曼坦克？”山本惨笑了一声，“那不是作战，那是屠杀。”

当晚，伊丹在日记中写下了“一号作战”后更深层的危机。虽然日军在地图上打通了从河南到广西的大陆交通线，但这不仅没有挽救危局，反而是一个巨大的战略陷阱。战线被拉得越长，那个名为“后勤”的绞索就勒得越紧。

第二天，伊丹发回东京一份绝密电报，措辞严厉得近乎抗命：“第三师团已深陷中国战场的汪洋大海，这是一场无法脱身的‘软埋葬’。该部队的机动能力已在长期的治安战中退化，且后勤极度依赖现地征发。若强行抽调，不仅无法挽救太平洋战局，反将导致大陆占领区的全面崩溃，建议放弃调动。”

电报发出那一刻，伊丹感到一种深深的宿命感。

第三师团被留下了，这看似是一种“幸运”，避免了去太平洋喂鲨鱼。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更漫长的酷刑。

他们将被钉死在中国的大地上，在这个巨大的血肉磨盘里，被永无止境的游击战、破袭战和消耗战，一点一点地磨成齑粉。直到1945年8月，当那两颗原子弹落下时，第三师团依然还在这个泥潭里挣扎，既赢不了，也走不掉。

这是比死亡更令人绝望的——徒劳。

04

1944年11月，东京的空气里已经能闻到焦糊味。B-29轰炸机群开始在夜间光顾这座帝都，留下成片的废墟和烧焦的尸体。

但在皇居外苑的碎石路上，气氛依然狂热而肃穆。皮靴撞击地面的声响整齐划一，第一师团——这支被称为“玉（Gyoku）师团”的部队，正在接受出征前的最后检阅。

他们拥有无上的荣耀：卫戍地是东京，兵源是经过最严格政审的良家子弟，装备着全日本最新下线的97式改中战车。每一个士兵的眼神里，都透着在这个败局已定的年代里极为罕见的自信与骄傲。

陆军省作战课参谋伊丹大佐站在观礼台的角落，大衣领子竖得很高。他看着这支被寄予无限厚望的钢铁洪流缓缓驶过，眼神里没有热血，只有一种看着精美瓷器即将被扔进碎石机的冰冷计算。

“这是最后的底牌了。”身边的陆军省次官低声说道，语气里带着一丝赌徒孤注一掷的颤抖，“只要第一师团能在菲律宾莱特岛把麦克阿瑟推下海，我们就能逼美国人回到谈判桌上。”

伊丹没有接话，他的脑海里正在飞速运转着另一组数据：从马尼拉到莱特岛的奥尔莫克湾，美国海军的潜艇狼群和航空兵早已织好了一张死亡之网。制空权和制海权的数据对比是——零比一百。

半个月后，现实比伊丹的计算更加残酷。

莱特岛，成为了日本陆军的“特级公墓”。第一师团的噩梦，始于海洋。

著名的“多号作战”（莱特岛增援运输行动）成为了葬送精锐的流水线，运输船队刚驶入奥尔莫克湾，海面上就沸腾了。美军的P-38“闪电”战斗机和海军的俯冲轰炸机像捕食的鲨鱼群一样蜂拥而至。

根本没有所谓的空战，日本陆军航空兵早已在之前的消耗战中流干了血。

伊丹后来拿到了一份令人窒息的损耗清单，这份清单显示，第一师团的主力还没踏上莱特岛的土地，就已经在海里输掉了裤子。

【第一师团登陆阶段损耗统计（部分）】：

人员损失：约30%的士兵随运输船沉入海底喂了鲨鱼。

重装备损失：随船携带的97式中战车，沉没42辆，仅有8辆勉强上岸，完好率不足16%。

火炮损失：师团属105mm榴弹炮，沉没28门，登陆4门，保有率仅12%。

弹药状况：原定携带3个基数（每门炮300发），实际登陆后，平均每门炮分不到15发炮弹。

这意味着，这支号称全日本最现代化的“机械化御林军”，在上岸的那一刻，实际上已经退化成了一支只有轻武器、严重缺编的难民团。

侥幸游上岸的残部，还没来得及喘口气，就遇到了更可怕的敌人——热带雨季。

1944年底的莱特岛，天漏了。暴雨连续下了四十多天。道路变成了沼泽，散兵坑变成了水塘。对于依赖重装备的第一师团来说，这是毁灭性的。仅存的那几辆坦克和卡车，很快就陷在烂泥里动弹不得，变成了美军飞机的活靶子

师团长片冈董中将，这位曾在陆军士官学校教科书上被誉为“战术专家”的将军，此刻正坐在一棵烂得发黑的椰子树下。他引以为傲的师团指挥部，现在只是几个漏水的帐篷，里面全是泥浆。

“补给呢？”片冈的声音不再威严，而是透着一种歇斯底里的虚弱。

“阁下，多号作战已经彻底失败了。”作战参谋跪在泥水里，头垂得低低的，“海军的运输船队在奥尔莫克湾被全歼。没有粮食，没有弹药，甚至没有干柴。士兵们已经在喝生水了。”

片冈抬起头，看向远处的利蒙路口。那里是美军推进的必经之地，第一师团最精锐的第一联队正在那里阻击。

但那不是战斗，那是单方面的工业屠杀。

美军的战术简单而奢侈，充满了工业帝国的傲慢：他们根本不屑于拼刺刀。

伊丹在后来解密的美军战史中，读到了关于利蒙路口之战的描述，那是一种让人绝望的“火力阶级差异”。

面对日军夜间发起的决死冲锋，美军祭出了TOT炮击战术。美军第24军的一个炮兵群，通过精密的计算，让不同位置火炮发射的炮弹在同一时间命中同一目标区。

在短短30秒内，400发155mm以上口径的高爆弹覆盖了日军的集结地。

更恐怖的是，美军使用了刚刚列装的秘密武器——VT引信（无线电近炸引信）。炮弹不需要落地，只要感应到地面上方10米范围内有物体，就会自动空爆。

冲锋的日军士兵不是被炸飞的，而是被空爆产生的密集弹片雨瞬间“抹去”的。一个完整的步兵中队（约180人），在美军一轮3分钟的炮火急袭后，生存人数为0。

地面上找不到完整的尸体，只有碎肉、烂泥和被炸断的步枪搅拌在一起的混合物。第一师团引以为傲的武士道精神，在每分钟数吨的钢铁暴雨面前，连个响声都没发出来。

比炮火更残忍的，是饥饿。

随着补给线彻底断绝，莱特岛上的日军进入了生物学极限。伊丹记录下了12月中旬双方的后勤对比，这是两个世界的差距：

美军单兵日均热量：4300大卡。包含午餐肉罐头、脱水蔬菜、巧克力棒、香烟，甚至前线还有流动的咖啡供应。

日军第一师团日均热量：不足120大卡。

120大卡，相当于半个小红薯的热量。

为了活下去，这些曾经军纪严明的“御林军”开始吃死人的皮带、皮靴，煮沸皮具来获取那一点点可怜的胶原蛋白。

在第57联队的防区，发生了一幕极具象征意义的惨剧。一名少尉因为偷偷藏了一块腐烂的蜥蜴肉准备独吞，被他饥肠辘辘的下属们发现。在极度的饥饿中，等级制度和军人荣誉瞬间崩塌，士兵们一拥而上，用刺刀和牙齿撕碎了自己的长官，抢夺那块发臭的肉。

12月底，第一师团的防线彻底崩溃。

片冈董中将下达了最后的命令：“转进（撤退）入山打游击。”

但这哪里是转进，这是一场死亡行军。残存的士兵丢弃了所有重武器，甚至丢弃了伤员。那些断腿的、患严重痢疾只能躺在泥水里哀嚎的伤兵，眼睁睁看着长官和战友离去。随后，美军的谢尔曼坦克开过来，履带无情地碾平了这一切。

出发时一万四千名精锐，最终能活着撤入丛林的，不足千人，死亡率高达94%。

05

1945年9月2日，东京湾。

天空蓝得有些刺眼，海面上风平浪静。如果不看那些钢铁巨舰和岸上焦黑的废墟，这本该是一个适合钓鱼的好天气。

伊丹大佐穿着那套已经洗得发白、稍微有些不合身的军礼服，站在一艘美军的小型交通艇上。他抬头仰望，面前是一座钢铁铸造的山峰——美国海军“密苏里号”战列舰。

这艘战列舰的排水量达到4.5万吨，全长270米。巨大的406毫米主炮高高昂起，炮口冷漠地指着苍穹，仿佛在无声地炫耀着征服者的力量。

伊丹注意到了甲板上那些美国水兵的眼神。

没有仇恨，没有愤怒，那是一种充满了优越感的好奇，一种看着手下败将如同看着马戏团猴子般的轻松。

有的水兵嘴里嚼着口香糖，手里拿着柯达相机拍照，甚至还有人对着他们吹口哨。

这种轻松的傲慢，比刺刀扎进胸膛更让伊丹感到屈辱。

登舰仪式冗长而压抑，外相重光葵拖着那条残疾的腿，一步一挪地爬上舷梯。每一次拐杖敲击金属甲板的“笃、笃”声，都像是在敲打着大日本帝国的棺材板。

签字仪式开始了，麦克阿瑟戴着墨镜，甚至没有扣好衬衫的领扣。那种骨子里的松弛感，来源于背后强大的国力支撑。

伊丹站在随行人员的后排，他的目光穿过人群，看向了停在远处海面上的美军航母编队。天空中，数千架美军战机遮天蔽日地飞过，引擎的轰鸣声让整个东京湾都在颤抖。

在那一刻，伊丹的脑海里异常冷静。他在清算账单，在回溯那个必然失败的逻辑链条。

他想起了那五个消失的番号，那五个曾经代表日本陆军最高战力的王牌师团，他们不是死于武士道不够纯粹，而是死于冰冷的数据碾压。

【审计报告：五大王牌的死因】：

第二师团（仙台）：死于热力学定律。在瓜岛，试图用每人每天400大卡的摄入去支撑4000大卡的消耗，最后全军变成风干的标本。

第六师团、第五师团：死于生物学降级。在荒岛上被切断补给，退化成农夫和渔民，最终被疟原虫和痢疾杆菌吞噬。

第三师团（名古屋）：死于战略泥潭。被浩瀚的中国国土和人民战争吸干了最后一滴血，陷入了无限期的治安战消耗。

第一师团（东京）：死于工业火力。在莱特岛，试图用血肉之躯去对抗VT引信和TOT炮火覆盖，被瞬间物理抹除。

“结束了。”伊丹在心里默默念道，“这场战争，在我们决定用算盘去对抗计算机，用武士刀去砍坦克的那一天，就已经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