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特案组——寻找情报专家（5）阴差阳错

苏州市公安局协办组接到特案组侦查员打来的电话，立刻派车赶到祥符寺巷“怡红院”旅馆。

“扫帚眉”和黑衣小个子俩人都受了伤，一个是下肢枪伤，另一个被焦允俊折断了两个手指头，他们由焦允俊、谭弦和市局协办组警员押往医院处置，那位妖艳女子则由孙慎言和协办组警员押解市局。

在医院，两个受伤者经过简单处理后，被押回市局进行讯问，焦允俊一看那个女的，就认为是跟班，受人指使，人家让干啥就干啥，可暂时不管。他决定:

先审“扫帚眉”，然后再审黑衣小个子。

三人进行了分工，焦允俊和小谭负责讯问，老孙负责看守人犯。

焦允俊原以为“扫帚眉”貌似莽汉，心机不至于很重，应该好对付，在三人中应是老二，老大则是那个目光明沉的黑衣小个子。

哪知，一向心思缜密判断精准的特案组长这次竟然走了眼，审讯一开始，“扫帚眉”就玩起了零口供，不管问什么，他都像个哑巴似的不开腔，甚至连自己的姓名、年龄、籍贯竟都不漏一字。

焦允俊不想这样继续折腾下去，于是先把他放在一边，决定跟那个黑衣小个子聊聊。

看面相，黑衣小个子应该是个寡言少语的角色。他走进关押房间前，一想到又得面临一场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的较量，不由得有点儿犯怵，站在门口连续打了几个哈欠，甚至把身边的谭弦也感染了。

临末了，焦允俊擦去不由自主流出的眼泪，又伸了个懒腰，这才咬咬牙推开了门。

作为特案组长，经历丰富的他算得上心眼绝对玲珑剔透之辈，只朝那黑衣小个子扫了一眼，马上有了一种直觉，这家伙根本不会像“扫帚眉”那样死顶，至少眼下不会！

果然，一支香烟递了过去，又给对方点了火，那主儿深吸了一口，脸上显出一种忍受力已经达到极限行将崩溃的神情，目光里的那份阴鸷竟然荡然无存。

待到焦允俊又把一杯水递上去，那小个子竟然主动开口说道:

兄台有甚要问的，兄弟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个黑衣小个子名叫阮大成，平原省菏泽人氏，四十七岁，是当地恶霸“照天明”阮耕云的管家兼家丁头目、武术教师。

民国地主恶霸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平原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设立的一个省级行政区，位于黄河以北、漳河以南、太行山以东、大运河以西，面积约5万平方千米。‌‌省会驻新乡市‌，下辖新乡、安阳、湖西、菏泽、聊城、濮阳6个专区及新乡、安阳2个地级市，1952年11月撤销，辖区分别划归‌河南省‌和‌山东省‌。‌‌

抗战时期，菏泽建立了中共民主政权，民愤极大的阮耕云见势不妙，带着家人在阮大成的护卫下去了徐州。

此前，他就在城里开着两家商店一家作坊，尽管老家的田地财产被民主政府没收，但靠着城里的店铺，阮耕云仍然过着一份舒适的日子。

稍后，这个老家伙又担任了日伪商会头目、警察局顾问，继续作威作福。阮大成也跟着主子作恶，民愤甚大，当地民众对“二阮”深恶痛绝，每月初一、十五都要在家里烧香拜佛，祈求老天开眼，赶快把这两个恶棍收去。

抗战胜利后，日本鬼子投降，人们以为总算可以惩治“二阮”，哪知，前来“劫收”的国民党官员收受了阮耕云的重金贿赂，蓄意包庇。

不但没有追究其汉奸罪行，反倒让阮耕云出任保安团的营长，阮大成也弄了个便衣队长的头衔。

接着，“二阮”继续作恶，还组织还乡团窜回老家，大搞反攻倒算。不久，中共武装力量展开反击，阮耕云被击毙，阮大成在混战中身负重伤，被卫士金上榜（即“扫帚眉”）救出，连同他的相好、寡妇袁翠珍一起逃往安阳，投奔阮的武林师弟。

他的这位师弟是旧军人出身，抗战前就已回乡在当地经商，开着一家槽坊。槽坊占地较大，且酿造之地少有闲人来往，三人躲在那里暂时太平无事。

阮大成对那种厮杀逃窜的日子感到厌烦，看经商的师弟过得安逸，便和金上榜、袁翠珍商量，干脆留在当地，弄个合法身份，开一家店铺过一份平安日子。

那二位对他言听计从，自无二话。于是，阮大成就跟师弟商量，师弟一听很高兴，他说:

如此也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总比一条道走到黑要强。

于是，阮大成就从随身携带的财宝中拿出十两黄金，委托其办理一应事宜。

他的这位师弟在当地人脉较广，很快就为他们三人办妥了户口。知道他们过去作恶多端，经不住追査，又请当地警察局伪造了户籍档案。

阮大成与袁翠珍的关系是夫妻，金上榜与袁翠珍的关系是兄妹，成为阮大成的小舅子。

办理好一应手续后不久，当地解放。阮大成开了一家在当地被称为“洋货铺”的专门出售小百货的店铺，做起了新政权下的合法生意人。

可是，安阳毕竟离阮大成的老家不到五百里地，当初他身负重伤突出重围时，只想就近找一处安全的落脚地，养好伤后再离开。

那时候，安阳地区是国共双方经常拉锯的区域，别说阮大成，就是蒋委员长也不知道过些日子这地方究竟会属于哪一方。

阮大成原来的打算是，养好伤后如果还是国民党的天下，那他就出头露面，打通关节重新当个小官，否则就远走高飞。

民国时期，安阳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不料，形势变化太快，且于国民党方面大大不利，他的伤势也时好时坏，还感染了一场伤寒，结果连伤带病休养了很久。

之后作出留下的决定时，阮大成并不了解国共斗争的大形势，待到生米煮成熟饭，他才发现五百里地似乎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遥远。

经常有操着他所熟悉的乡音的顾客前来购买商品，幸亏他不是阮耕云，否则早就被人认出来了。但这样下去毕竟不是长久之计，久而久之肯定暴露，阮大成就跟师弟商量，看是否能够找一个万全的法子。

这时，师弟的日子也没有解放前好过，因为他当过旧军官，在当地又是一个能量堪比社会活动家的角色，虽然没犯过事儿，但历史问题没法儿回避，隔三差五就被公安局唤去谈话，交代自己的问题，接受本地和外地公家人的调查。

随着对时事政策的不断关注和了解，他发现:

别说其他，就是帮师兄伪造身份让他们三个隐藏下来的事儿，就够得上包庇反革命的罪名了，一旦败露，逮捕判刑没商量，闹不好脑袋都保不住。

此刻，他也正想把师兄三个请离本地，另觅良枝落脚，但碍于面子又不好开口，没想到师兄主动来找他商量，自是求之不得。

几番商量下来，这俩师兄弟终于找到了一个法子：

去苏州投奔袁翠花的舅舅裘高山，请其设法为他们办理落户与开店经商等一应事宜。

裘高山是苏州当地的开明绅士，曾经掩护过新四军和中共地下党员，其宅院一度还是华东野战军的地下交通站和伤病员转运点。

解放后，他虽然没担任新政权的任何职务，可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政府的尊重。

这哥俩相信，如果他出面为自己的外甥女袁翠花及“家属”合法迁移户口并在当地落户，应该是没有问题。只要成功落户，就算洗白了身份，开店铺或者找工作也就没有障碍。

当然，从不留后遗症的角度考虑，合法迁移户口也有难度。即便眼下这边的派出所没有发现阮大成三人系还乡团逃犯，可以凭苏州那边开出的迁入证明为他们办理迁移手续。

但是，日后其老家那边的公安机关若是追査过来，只要一査派出所的户口迁移档案，就可以顺藤摸瓜去苏州拿人。

因此，合法证明不能选择，只能伪造。阮大成灵机一动，请师弟设法去外地找个刻章匠伪造一份军队转业证明。

之所以伪造军方证明，是因为初解放时军队调动频繁，日后即使警方想调査，只怕也难以找到相应的单位和人员。

师弟也认为此法可行，于是去了趟新乡，找了个刻章匠刻了一枚“华北军区后勤部”下面一个子虚乌有单位的公章。

接下来一切顺利，裘高山对这个上门投奔的外甥女所说的一切信以为真，况且他们又持有军方出具的证明，于是出面相帮办理了落户苏州的一应手续。

阮大成原准备自己开店铺，但在苏州考察了一番，发现老百姓翻身做主，雇工、伙计个个喜气洋洋，做生意搞不出什么名堂，弄不好最后连伪造的身份都会被戳穿，遂决定不开店铺，去打工做无产阶级。

打工也有私营和国营之分，如果进公家的厂子，还要填写个人简历存进档案，不大牢靠，没准儿还会来一个调査核实哩。

所以，还是去私企为好。这样，阮大成就请他也尊称“舅舅”的裘高山出面，把他介绍进一家私营丝绸厂做了一名财务人员。

金上榜则凭着他那身蛮力在轧米厂找了一份扛大包的活儿，袁翠珍还是做家庭主妇，待在租居的房子里烧饭做菜料理家务。

一个月前，阮大成接到师弟的一封信，说是据公安局一名留用警察透露，阮大成老家的公安局已经接到群众反映，称阮大成潜逃安阳一带，改名换姓洗白了身份。

为此，平原省公安厅发出了专门针对阮大成、金上榜的通缉令，已经寄到当地公安局，估计立刻就会予以追査。

阮大成大惊之下，立刻给师弟回了一封信，未具称谓、落款，信封上也没有寄出地址，只写了“内详”两字。

不料，信刚刚寄出，师弟就来到苏州，他是逃出来的。

当地公安局追査逃犯堪称神速，不过短短两三天时间，就已经怀疑到师弟头上，发出了传唤通知。

师弟去派出所接受讯问，对方称为追缉罪大恶极的还乡团反革命分子阮大成、金上榜而来，说话间，出示了当初师弟相帮阮大成三人买通旧警察办理落户的一应材料，以及经办人所写的揭发材料。

对方在师弟面前放上纸笔和一副手铐说:

给你两个选择，—是写出交代材料，让我们把逃犯抓到，你就没事；二是立刻逮捕！不过没有宽大之说。

师弟当下惊出一身冷汗，意识到他最担心的事儿终于发生了，稍一定神说道:

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时间考虑一下？

对方说:

可以，给你十分钟考虑。

说着收起手铐，在桌上放了一包香烟和火柴，让他一个人在屋里好好想想。

十分钟后，当追逃人员再次进屋时，却大吃一惊：

窗框上手指粗的铁栅栏已经被拗弯，嫌疑人脱逃了！

师弟这一逃就直奔苏州，见到阮大成后，说师兄我没供出你，从此我也只好亡命天涯。

两人—起在馆子里喝了一顿酒，阮大成知道师弟仓惶出逃，身边没钱，便把自己身上所有的钱钞连同手表、戒指一并相赠，师弟却拒绝接受，说他自有办法。

阮大成知道师弟本领了得，早年系盗贼出身，后来投到师傅门下刻苦学武，成为他们这—辈中武功最好的一个。盗技加上武术，再有丰富的江湖经验，他应该可以走得下去。

没想到，次日清晨阮大成照例到附近公园晨练，听说树林里吊死了一个人，便和其他人—起凑上去看热闹。

这一看，不由得大惊失色，上吊者竟是师弟！

师弟出逃时，身上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的物品，警方勘査后认定是自杀，就按无主尸体作了处理。

对于阮大成来说，这条线索算是已经断了，可他突然想起那封寄出的信，不禁一惊：

虽然信上未曾注明抬头落款，里面的话也说得含糊，可上面的邮戡会表明是从苏州寄出的。

如果这封信落到警方手里，保不齐就会把侦査触角伸到苏州。

阮大成意识到那封信闯了祸，后悔不已。但此时也无法可想，只好设法先作防范。

他跟金上榜和袁翠珍商量，可那两个哪有主意，都说听他主张，他怎么吩咐就怎么办。

阮大成寻思:

如果老家便衣来苏州追捕，那肯定是要跑派出所的，就决定让袁翠珍化装小贩去派出所周围转悠观察情形。

时间紧迫，想到就做，阮大成当即去批了些香烟火柴针线糖果小玩具之类的小商品，装在竹篮里让袁翠珍天天出去叫卖。

袁以前在家乡做过这一行，倒也熟门熟路，并不觉得犯难，每天还小有赚头。

就这样，到了昨天上午，袁翠珍照例出去做小买卖，在派出所门口瞥见三个男子从里面出来，其中两个（焦允俊和孙慎言）正在说话，都带着山东口音，尤其是其中的一位（孙慎言）更是带着特别明显的鲁西南口音。

袁翠珍听后，大吃一惊，觉得非同小可，阮大成事先交代过遇到紧急情况时的应急措施，当下把竹篮寄存在附近一户她经常去歇脚讨口水喝的居民家，随即对三位侦査员进行跟踪。

焦允俊三人进鞋帽店期间，她还抽空到附近给阮大成打了个电话。阮大成一听，立刻与金上榜联系，命其赶紧请假，配合袁翠珍跟踪。

民国时期，苏州老照片 图片来自网络

袁、金对别人进行跟踪还是第一回，况且又是逃犯，其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实际上，阮大成也不比他们轻松哪里去。

像他这种角色，事先早已有了如若发生不测的应对方案，就是继续逃跑:

一是南边几个尚未解放的省份；

二是往境外逃，泰国、缅甸、高棉（1953年改称柬埔寨）、老挝或者香港、澳门。

从阮大成被捕后的次日即被医生诊断为精神病来看，他在长期逃亡期间所受的精神压力极大，在抵达苏州后，精神上应该已经有了问题，而师弟的自杀对他的刺激更是强烈。

精神病人都容易钻牛角尖，反映在阮大成身上，就是要求自己制订的计划尽善尽美，滴水不漏，不能有一点儿瑕疵。

怎么才能不留后患？偏执的想法导致他脑子里冒出了一个疯狂的念头，把追逃人员干掉。

现在，由于袁翠珍错认了目标，而阮大成自己又不出面予以核实，他派出的增援力量金上榜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家伙，奉命出马，只道老大已经吃准对方是追捕他们的公安人员，哪里会有甄别之念？

所以，阮大成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干掉三个追逃人员后，远走高飞。

这件事，对于他和金上榜来说应该比较容易，武器是现成的，那两支手枪是他们干还乡团时就已在使用的，不论逃到哪里都带在身边。

于是，他们就用事先准备好以备逃亡之用的假证明，入住“怡红楼”。

事后想来，如果那天他们对付的真是老家来的追逃人员而不是华东特案组侦査员，没准儿还真会成为一件轰动苏州的血案。

作了上述交代后，阮大成对焦允俊说:

我已经想通了，这是因果报应，以前是我杀别人，现在是别人杀我，一报还一报。

活到现在，我突然觉得自己这辈子其实没啥意思，即便你们不枪毙我，我也不想活了。

特案组侦査员对阮大成的口供除了震惊，还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

随即，他们又提审了金上榜和袁翠珍，金上榜得知老大已经招供，只好供认了一应罪行，两人的口供得到了袁翠珍一应交代内容的印证。

当然，这仍需要核査，可他们跟特案组的任务毫无关系，于是，焦允俊他们将这三人交给苏州警方处理，并建议将阮大成送医院作精神鉴定。

移交的次日，阮大成被确认患有精神疾病。稍后，即报苏南行署公安处批准，将其送沪复査。

但在赴沪的火车上，戴着手铐脚镣的阮大成趁上厕所的机会，跳车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