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深恨马歇尔，时隔多年郝柏村却有不同见解：他的话有些道理

1946年冬天，南京下着小雨。国民政府高层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美国人到底靠不靠谱？”屋子里一阵沉默。蒋介石没有接话，只是慢慢吸了一口烟。这一年，马歇尔正在中国奔走调处内战，美方一句“不得用于内战”，让蒋介石始终憋着一口气。多年之后，他在日记里一再提到自己“深恨”的人，其中就有马歇尔的名字。

在当时的蒋介石看来，外有苏联压力，内有中共崛起，本就处处掣肘，如果再加上美国的“掣肘”，那就更加难堪。他愿意承认国内有问题，却习惯把最致命的一击，归咎于外部力量，尤其是美国的政策和马歇尔的“调停”。

有意思的是，几十年后，在台湾成了上将、又深入研究蒋介石日记的郝柏村，却得出了和当年“总统府”内部截然不同的判断。蒋介石那种几乎写进骨子里的怨气，在郝柏村看来，并不完全站得住脚。

一、从雅尔塔到东北：误判一步，连锁失利

要理解蒋介石为什么怨马歇尔，绕不过抗战末期的几场关键外交与军事布局。1945年初的雅尔塔会议，是整个后续局势的起点。蒋介石后来在日记中对雅尔塔多有怨言，而郝柏村在整理这些材料时，曾指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蒋介石最大的错误，就是接受雅尔塔协定。”

当时的情况并不复杂，却十分残酷。抗战后期，中国战场消耗极大，国民政府急需外援。美国为了尽快在远东结束战争，极力希望苏联对日宣战，愿意在外蒙古地位、东北权益上做出重大让步。蒋介石一方面担心苏联支持中共，另一方面又离不开美苏之间的安排，只能在苏联问题上摇摆退让。

这种摇摆，不只是一时的委屈，更埋下了东北前途不由己的伏笔。战争结束后，苏军进驻东北，夺取日军大量武器装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掌握着主动权。国民政府虽然名义上是战胜国，但在东北问题上，实际上已经被挤到了谈判桌的边角位置。

郝柏村在研究这段历史时特别注意到一点：蒋介石在外交上的步步退，更多是出于对内战的预期。他太着急把力量攒起来，用于对付中共，而在对苏、对美之间的取舍上，忽略了一个现实——当时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并不掌握话语权。

美国方面看似最支持蒋介石，却并不会无条件护航。美国需要中国去牵制苏联，也是事实；可美国对国民政府的能力和稳定性，同样疑虑重重。在华盛顿许多报告里，蒋介石被清楚地标注为“独裁者”，但在可供选择的人选中，又暂时没有能替代他的保守派力量。

这样的矛盾态度，很早就体现在中美关系里。抗战时期闹得沸沸扬扬的“史迪威事件”，就是一块明显的裂痕。史迪威作为美国在华的高级将领，对国民党军的组织、指挥极度不满，一度争取对中国军队的指挥权，逼得蒋介石与美国人公开翻脸。最终，美国政府选择妥协，把史迪威调回国，换上相对圆滑的魏德迈，暂时把矛盾压了下来。

表面看，蒋介石像是赢了一回。但这一事件，让美国军政高层对蒋介石的性格、用人以及统御军队的方式，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再往后，不少美国顾问在内部报告中，对国民党军的战斗力、组织能力提出质疑。魏德迈曾在1945年11月就判断，以当时国民党军的实力，即便加上美援，也不可能稳定控制华北，更谈不上东北。

这些意见，蒋介石几乎都听说过，却并不愿真正接受。这也为后来的“马歇尔调处”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

抗战胜利后，东北成了兵家必争之地。1945年10月，蒋介石任命杜聿明担任东北保安司令，动用了美军军舰，抢运大批国民党军进入东北。装备上，美械部队在当时的中国算是顶尖，抢点登陆也占了先手。不久，山海关被攻破，兴城、绥中、葫芦岛、锦州一线相继落入国民党军手中。

这种气势，让蒋介石对“速战速决”的设想更有信心。可局势并非一面倒。中共在东北虽然起步较晚，但在苏军撤离后迅速接收了一批武器，又依托已有的敌后根据地和群众基础，很快形成规模。当时东北的态势，其实已经注定是一场长期消耗战，而不是几个月就能解决的问题。

就在这种微妙平衡中，美国人派来了一个关键人物——马歇尔。

二、马歇尔调处与蒋介石的误算

1945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乔治·马歇尔为总统特使，前往中国“调处国共争端”。从美国的角度看，那时对华政策有两条主线：一是扶蒋，二是防止内战全面爆发。表面上，两者并不冲突，但放在当时的中国现实里，却显得相当矛盾。

蒋介石真正的目标，是实现个人对全国政权的独占。无论是中共，还是其他地方实力派、反对派，他都不打算长期容纳。美国人所设想的“联合政府”和“政治妥协”，在蒋介石的政治构想中，只能是过渡手段，绝非终局。这一点，马歇尔并非看不出来，只是他仍抱有一种希望：如果通过调停，逼迫双方停火，推动中共“交枪入阁”，或许还能维持一个在美国眼中勉强可接受的局面。

马歇尔刚到中国，就给蒋介石泼了冷水。他明确表态，美国不会把军事和经济援助用于中国的内战，拒绝卷入内战。这句话，对习惯把外援当“底气”的蒋介石来说，无疑非常刺耳。更让蒋不满的是，马歇尔在许多具体问题上，都倾向于以“双方让步”的方式来压缩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空间。

1946年1月，张群、周恩来与马歇尔组成的“三人小组”，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这份协定表面上是全国停战，但对当时正在东北积极推进的杜聿明来说，却等于被迫刹车。国民党军不得不暂停进一步北进，对已经展开的攻势进行调整。

从军事角度看，这个节骨眼上的停顿，确实影响了东北战局的走向。郝柏村在分析这一段时承认，杜聿明在前期推进极快，一度对我军形成重大压力。如果没有这道“停战令”，东北早期力量对比可能会出现另一个格局。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后来才把很多怨气，集中发泄到马歇尔身上。

但也得说清楚，这一次停战并不代表国民党军已经“必胜”。停火期间，蒋介石高层内部并没有形成稳妥的长期方案，反而更加沉迷于“速战速决”的设想。1946年6月，他命令陈诚制定全面内战计划，不久陈诚在南京当着记者表示，有把握在五个月之内结束内战。这种判断，本身就带着明显的乐观甚至自信过度。

与之相对，马歇尔反而显得清醒许多。在旁观察的他，多次提醒蒋介石，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中共武装，不可能被短时间消灭。一旦战争拖长，以国民政府当时的财力、军心和行政能力，结果只会走向不利。他在1946年年底回国前，还郑重向蒋介石提出警告：中国如果继续这样打下去，很可能在彻底经济崩溃之前，国民政府就已经撑不住了。

这些话，说得一点不客气。蒋介石自然听得不舒服。可站在局外人角度，马歇尔的判断并不离谱。包括魏德迈在内，多名来华的美国军官，对国民党军的战斗力评价都不高。早在抗战时期，史迪威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国民党军“有一流的士兵，二流的将军，三流的统帅”。这种失衡，使得再多的装备，也难以转化为长期稳定的战斗力。

马歇尔调处期间，东北战局发生了几个关键转折。四平之战就是其中之一。1946年春，杜聿明规划在四平同我军决战。为了争取谈判主动权，我军当时也决心在四平打一仗，结果因力量对比悬殊而撤过松花江，主力转入机动。表面看，国民党军在一段时间内占据了优势，可长远来看，这种“攻城占点”的打法，反而拖累了本就紧张的兵力和后勤。

马歇尔本人在1946年3月曾回国一度，以为国内形势会往和平方向发展。没想到他一走，蒋介石便抓紧机会重新发动攻势。马歇尔得知后十分恼火，又匆匆飞回中国，反复施压要求停战。蒋介石一边在战场上加快动作，一边在政治上敷衍同意“再停战十五天”，双方之间的互不信任，从那时起几乎已经破裂。

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的，是马歇尔提出的一些建议。比如延长停战期限至四个月，甚至在某些场合暗示，不妨考虑在东北做出重大让步。这类说法，在正在为东北“背水一战”的国民党高层听来，简直是“帮中共说话”。蒋介石本就怀疑马歇尔偏袒中共，而马歇尔“避免内战升级”的出发点，又必然要求压缩国民党军的军事行动空间，两者叠加，自然冲突不断。

1946年8月，马歇尔宣布调处失败。1947年1月，他被召回美国，同月美方宣布退出在华军事调处机构。蒋介石原以为，一旦谈判完全破裂，美国会彻底站到自己一边，全力支持他进行内战。出人意料的是，马歇尔回国不久即出任国务卿，上任后提出“暂停对华军事援助”，态度明显收紧。

对蒋介石来说，这几乎是当头一棒。他把东北和全国战局的失利，很大程度归咎于这一系列举动。马歇尔成了他日记里被点名的“罪人”，多年难释。1959年马歇尔病逝，对蒋来说，更像是一个逝去的“心结对象”，怨气虽无法追讨，却仍留在纸上。

三、郝柏村的重新审视：责任到底在谁身上

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大陆失败的讨论十分克制，很多细节都被轻描淡写。马歇尔的名字，在很多官员的回忆中，几乎只象征着“阻挠”和“不公”。直到郝柏村系统整理蒋介石的日记、档案，相关史料才被重新拉出来梳理。

郝柏村出身陆军，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时期只是校级军官，离核心决策圈相对较远。他对那段经历的最初印象，多半来自战地传闻和战后舆论。后来走上高位，接触到更多原始材料，尤其是蒋介石的亲笔记录后，他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

在郝柏村看来，把内战失败主要归咎于马歇尔，未免有些“推锅”的意味。他注意到一个细节：马歇尔之所以逐渐在蒋介石心中变成“讨厌的人”，很大程度是因为他说的话，蒋根本听不进去。马歇尔对形势的判断，未必完全正确，但大方向上并不离谱，只是太直接，太刺耳。

郝柏村在研究中还反复对比了美方多名将领的意见。魏德迈早在1945年就提到，国民党军凭借现有力量，根本不可能稳定控制华北，更不要说东北。史迪威更是多次强调，国民党军队组织涣散，高层内耗严重，战斗积极性无法持续。这些看法，来自长期在一线观察的军人，而不是只读报表的政客。

国民党高层却普遍抱着一种轻敌心理。一方面相信装备优势和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寄希望于“速战速决”。陈诚那句“有把握五个月结束内战”的表态，是这种心态的缩影。郝柏村读到这一段，感慨颇多，他认为这种判断本身就透着对对手实力的轻视，也低估了长期战争对财政、军心和社会秩序的消耗。

马歇尔与蒋介石的冲突，还体现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对军队战斗力的评估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美方顾问普遍认为，国民党军虽然人数众多，装备不少，但指挥系统复杂，军纪松散，后勤混乱。很多军官习惯性强调“上级命令”和“政治任务”，却缺乏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军事训练。

反观中共领导下的部队，美方观察时，也看到了另一种景象。史迪威曾在战时报告里提到，八路军在敌后对日军补给线和交通网络的破坏，极大牵制了南方日军力量。但这支部队装备简陋，攻打日军公路据点时常常付出巨大伤亡。即便如此，他们仍能长期坚持，这种战斗意志给美方军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郝柏村在整理这些材料时，逐渐意识到一个残酷现实：内战失败，并不是简单的一两项政策失误造成的，而是长期政治、军事、社会问题叠加的结果。马歇尔的调处，的确在某些关键时间点影响了国民党军的部署节奏，但说“如果没有马歇尔，国民党就能稳稳取胜”，这种说法并无确凿依据。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蒋介石在用人上，确有明显个人倾向。张学良在晚年回忆国民党失败时，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蒋介石宁可用顺从的奴才，也不愿重用真正有本事的人。这话可能有个人情绪在其中，但不少史实也在侧面印证这一点。许多有实战经验、敢于直言的将领，并没有在关键战略决策中发挥应有作用。

从这个角度回看马歇尔的建议，不难理解为何双方会越走越远。马歇尔希望国民政府进行一定政治改造，接受多方参加的政府结构，甚至设想通过宪政改革来缓和矛盾。这一思路，在蒋介石眼里几乎等于削弱统治基础。他要的是一场“干净利落”的军事胜利，而不是被迫让渡权力的折中方案。

郝柏村晚年谈到这段历史时，并没有刻意为马歇尔“翻案”，却肯定了一点：历史责任不能简单推给外国人。马歇尔有美国利益的考量，也有个人判断的局限，但国民党政权自身的问题，如果不正视，不管有没有马歇尔，结果大概率都不会改变太多。

回头看蒋介石晚年的那句“深恨”，情绪是真实的，但逻辑未必严密。把内战失败主要归因于外部干预，听起来似乎顺耳，细究之下却难以自洽。相比之下，郝柏村那句“他的话有些道理”，反而更贴近历史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