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黎安：远去的记忆——怀念谭其骧先生

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大概无缘结识谭其骧先生。“文革”前，他虽然是复旦历史系主任，却一直忙于国家项目—《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工作。时而上海，时而北京，连本应由他亲授的历史地理专业主课“中国历史地理概论”都只能外请上海师大的张家驹教授代任。不料，“文化大革命”的红色风暴把我俩刮进了“牛棚”。他是反动学术权威，我是反动学生(江青赐名“小爬虫”),彼此朝夕相处有半年光景。由于“文革”是以革命的名义残酷地践踏人权和人的尊严，凡被打成牛鬼蛇神者无不神情沮丧萎靡，走路时往往低着头，以免与人目光相遇，又因为从事脏累苦重的体力劳动，有的甚至显得邋遢。但谭师却一如既往，服饰整洁，夏天是的确良衬衫，西装短裤；冬天是稍为宽大的中式棉袄，长年着一双咖啡色的皮鞋，徐徐走在校园里，风采依旧。

在“牛棚”中，有几件事给我留下较深的印象。有一阵子历史系“牛棚”放置在历史地理研究室二楼北首。某天上午，谭师和一位青年教师在桌上边画边低声交谈。突然，工宣队员闯进来猛喝一声：“谭其骧，你们在干什么?出来!”一听这吼声，他二人立刻弹簧似的跳了起来，跟随工宣队员走出“牛棚”。过了一会，他俩回来了，大家悄声地问，“叫你们做啥?”谭师说他告诉工宣队员，他们是在讨论中国城市的布局，提到北京、南京等几个城市。听了此话，工宣队员见没有文章可做，顿时语塞。这时旁边有个造反派老师眼珠一转，发问道：“北京是什么地方?南京又是什么地方?你们为什么要把北京和南京联系在一起?”于是，这些与政治毫不相干的书生话语，马上变为将人民共和国首都与国民党反动派首都连同起来的反动言论，接下来自然免不了一顿训斥。还有一次批斗谭师，我们坐在边上的牛鬼蛇神专席上作陪。听见有人揭发他曾经说过毛主席语录很小巧，正可放在中山装口袋里随时拿出来翻翻。过去三民主义也是这样的开本。如确有其事，很明显，谭师的意思是赞美语录的装帧和表达自己学习语录的热情。但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这件事又被上纲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第三件事是1968年全系师生下乡支援三秋。下雨天不出工，革命群众可以休息，牛鬼蛇神则必须学习《毛选》。记得那天指定我们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朗读的同学读到暴(pù)露文学时，我还以为是他的家乡口音，无知地纠正他应当为暴(bào)露文学。见此状况，谭师当即严肃指出读(pù)露文学是对的，要我去查《康熙字典》,这让我感到即使在牛棚里，对于学问，谭师也是一丝不苟的。

1969年春天，我终于离开了牛棚，离开了复旦，随后辗转浙江、河北、东北。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考。但当时，我因尚未平反，不敢贸然报名，而等学校的平反通知书寄达时，那年的研究生考试已经过期。后来，我给谭师去信，表示了想考研究生的愿望，谭师很快回信，信中幽默地戏称我为“棚友”,并解释说科举时代举子考功名要关入考棚数天，同榜之士，谓之同年，有年谊。我们曾经关入同一个牛棚，故称棚友。他说他一直记挂着我们几位小牛鬼，而现在病中，希望我能去看他。暑假回沪，我到龙华医院看望因中风住院的谭师，他详细询问了我离开复旦后的情况。当我再次表达想考研究生的愿望时，他说复旦招考已过，按惯例要带完一届再招一届，明年不会招了。又对我说，人的一生，用功是一半，机遇是一半。只有用功，机遇来了才有可能抓住。翌年，我考上了南京大学的研究生，他很高兴。我毕业时，他拖着病残之躯特来南大主持我的论文答辩，令我感动不已。以后每次回沪，我都要去拜谒谭师。

由于接连的政治运动，使我们在大学期间不能安静读书，学业多次中断，因而专业基础薄弱。有一次我请教谭师该读哪些典籍?他只说了一句话：“《资治通鉴》总要多翻翻。”当时我不大理解，但在日后的科研实践中，我逐渐体会到《资治通鉴》史料的准确可靠非其他史籍可比。在我撰写《魏晋北朝邺都兴废的地理原因》一文时，谭师提醒我要注意邺城和洛阳的关系，要阐明曹魏北朝弃洛都邺的原因。我遵照谭师指点，努力查询这方面的资料，阐述邺城与洛阳的地理差异以及当时的历史背景。此文成后，我自认为是我为数不多的论文中比较满意的一篇。有一阶段，我想注释宋人张敦颐的《六朝事迹编类》,我试了几页，送谭师审阅，谭师仔细阅读之后，肯定了我做对的地方，同时也一一指出我的失误。关照我注释一定要找最好的本子做底本，否则“白费力气”。希望我“能把校注做得好一点，要把原文的错和漏尽量指出来。”此外，还顾及我的自尊，委婉地写道：“我对你不客气，所以把你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和盘托出……我切盼你看了此信不要泄气，而要加一把劲。”读后深切地感到老师对学生的爱护。遗憾的是后因种种原因，这项工作未能继续下去，辜负了谭师的期望。

上世纪80年代中，北京大学同仁邀我编绘东晋建康城图。当时我心中无底，便去征求谭师意见。谭师鼓励我“应该把这项任务承担下来”。他在信中指导我“图上的点、线、面必须有资料依据，资料有矛盾时要交代取舍理由；资料很笼统模糊，要交代是如何推断其具体方位而画在图上的。”“有考古遗址的要尽量用上，文献资料相互核对，肯下功夫，总可以比朱锲(20年代《金陵古迹图考》一书作者)搞得好一点，就拿得出手了。”他还说：“你在绘制过程中，有困难可以随时来信，我愿尽可能帮助你。”关爱之心，跃然纸上。在谭师的鼓励和关心下，我完成了这一幅画，得到图组负责人的首肯。接着谭师告诉我让我有机会也参加历史地图的工作。一段时间后，赵永复先生来信称谭师的意思，要我参与编绘南北朝疆域政区图。因为我是新手，在编图过程中，赵先生给了我不少帮助，使我的业务能力得以提高。

回忆我与谭师交往的点点滴滴，处处都能感受到一位学术大师对学问的认真执著,对后辈学子的关心、爱护、提携和期望。1992年，谭师去世，我因家中有事不能前来为他送行。今值谭师诞辰一百周年，谨撰此小文，呈现谭师灵前，寄托我的哀思和怀念。

来源：《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