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读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权力垄断对个体的捉弄

约瑟夫·海勒

约瑟夫·海勒是20世纪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出事了》《第二十二条军规》。

《第二十二条军规》

《第二十二条军规》发表于1961年，是约瑟夫·海勒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被称之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兴起的“黑色幽默”小说的典范作品。在这部小说中，约瑟夫·海勒通过描绘二战期间驻守于地中海皮亚诺扎岛上的一支美国空军部队，借助“第二十二条军规”这一荒诞的象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生活的荒诞性与专制体制对个体命运的残酷捉弄。

小说的主要设定——“第二十二条军规”——本身便是一个自我指涉、循环论证的悖论象征。它规定，只有疯子才能获准免于飞行任务，但必须由本人提出申请；然而，一旦某人意识到飞行危险并申请停飞，便证明他具有清醒的自我保护意识，从而被判定为心智健全，必须继续飞行。这条军规没有成文的文本，却无所不在、无从辩驳，它代表了一种超越个人、无法捉摸却又无处不在的强制性力量。这种力量并非建立在理性或正义之上，而是依赖于权力本身的自我宣称与无限延伸。它既是官僚机器随意解释、用以维护自身权威的工具，也是个体在面对体制时那种无力感与荒诞感的终极来源。

在皮亚诺扎岛上，这条军规的具体化身便是以卡斯卡特上校为首的经济军事官僚集团。卡斯卡特作为指挥官，其行为动机并非赢得战争或保护部下，而是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他不断随意增加飞行任务次数，视士兵的生命为晋升阶梯的垫脚石。当他因36岁未能晋升将军而焦躁时，士兵的安全便成为最微不足道的代价。更甚者，他不惜捏造事实，将一名追杀主角尤索林的普通诬指为德国间谍，以此为自己塑造英勇形象。这种对真相的肆意篡改，揭示了在极权逻辑下，现实本身已成为权力随意塑造的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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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卡斯卡特，小说塑造了一系列被体制异化的角色，共同构成了一幅极权官僚体系的完整图谱。谢司科普夫少尉，一名负责操练的军官，将对整齐划一、绝对服从的迷恋推向病态的高度。他对士兵的伤痛漠不关心，只痴迷于阅兵式的机械完美，甚至研究用铜丝将士兵的手腕固定在胯骨上以达到队列的绝对整齐。这种将人彻底物化为标准零件的偏执，恰恰是极权体制追求绝对控制的缩影。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如此一个毫无人道关怀、只懂机械式管理的角色，竟被体制誉为“军事天才”并破格擢升为中将司令官。这一情节辛辣地揭示了该体系价值评判的彻底颠倒：非人性化的机械服从成为最高美德，而真正的理智与人道反而被视为异端。

情报官布莱克上尉则是通过制造恐惧与盲目忠诚来巩固权力的典型。他发起的“忠诚宣誓运动”要求士兵在从事任何日常活动——无论是用餐、购物还是领取物资——前都必须进行效忠宣誓与签名。这场运动毫无实质意义，却成功地让整个中队陷入形式主义的狂热与忙碌，无人再有精力质疑上级的命令或行为的合理性。它通过制造一种持续不断的表演性服从，消解了个体的批判性思维，将忠诚简化为一种机械的重复仪式。

而下级军官迈洛的故事线，则深刻地揭露了极权体制与资本力量的共谋。作为一名伙食管理员，他凭借投机天才建立了一个横跨交战双方的全球商业帝国。他与美军高层乃至德国政府合作，从事各种牟利活动，甚至承包了德军对自己所属部队的轰炸任务。在他眼中，战争无关正义与道德，只是一个巨大的商机。迈洛的形象表明，在极权官僚体制下，资本主义的贪婪逻辑与军事权力已深度融合，形成一种更为可怕的控制力量。一切价值——包括生命、忠诚、国家——皆可被简化为商品与交易，道德与人性在利益面前荡然无存。

权力垄断对个体的捉弄

主角尤索林的转变轨迹，是小说审视极权体制下个体命运的主轴。最初，他是一位满怀爱国热情、英勇作战的轰炸员，曾因在任务中坚持瞄准目标而获颁勋章。然而，随着他目睹周遭的荒诞与腐败——上级的冷酷算计、同僚的莫名死亡、体制的虚伪无情——他的信念逐渐崩塌。他意识到，所谓的“敌人”或许并非对面的德军，而是本国这台以荣誉、责任为名，实则吞噬生命的官僚机器。

尤索林的抗争方式从最初的内心怀疑，发展到最后的公开反抗。他尝试利用军规的漏洞，装病住院、在战斗中假装通讯故障，以求生存。但他最终发现，在“第二十二条军规”织就的无形大网中，任何基于理性的逃避都是徒劳。军规的悖论性正在于它总能自圆其说，永远站在权力一方。最终，尤索林选择彻底逃离，拒绝执行更多的送死任务，奔向中立的瑞典。这一结局并非胜利，而是一种悲凉的妥协，它象征着个体在庞大极权机器面前的最终选择：唯有彻底脱离，方能保全最后一丝自我与理性。

《第二十二条军规》虽以二战为背景，但其批判锋芒直指海勒所处的当代美国社会。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表面上处于战后经济繁荣、科技飞跃的“黄金时代”，但冷战阴云与麦卡锡主义的盛行，制造了一种政治上的高压氛围。以“反社”为名的政治迫害、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对社会异见者的清洗，构成了一种具有极权特征的社会控制。在这种环境下，个体出于恐惧或利益，往往选择对明显不公与荒诞的现象保持沉默，甚至主动配合，从而使得非理性行为以“理性”的集体决策面貌出现，悖论成为常态。

小说揭示的，正是这种“理性服从非理性”的极权逻辑。当个体被嵌入一个庞大、自我运转的官僚机器中，成为微不足道的螺丝钉时，其主体性便彻底丧失。机器的运转不再以公共利益或理性原则为依归，而是服务于其自身权力的维持与扩张。个体若想生存，便只能压抑自己的判断，接受“第二十二条军规”式的荒诞为唯一真理。这种服从并非源于认同，而是源于一种深刻的无力感与恐惧——对被视为异类、被体制抛弃的恐惧。

约瑟夫·海勒通过《第二十二条军规》这部作品，以其特有的黑色幽默笔法，完成了一部关于极权社会运作逻辑的深刻寓言。他告诉我们，极权社会最可怕的形式未必总是铁腕与血污，它可能藏身于看似理性的官僚程序、冠冕堂皇的集体口号与自我循环的荒谬规则之中。它剥夺个体的主体性，将人异化为服从的机器，并让任何试图以理性对抗荒诞的努力都显得可笑而徒劳。

《第二十二条军规》的警示意义并未过时。它提醒我们，任何不容置疑的绝对规则、任何将个体价值完全湮没于集体话语的体系、任何剥夺批判与追问权力的制度，都可能孕育出新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而保持清醒的个体意识、捍卫质疑与不服从的勇气，或许是抵御这种荒诞吞噬的最后防线。正如尤索林最终的选择所暗示的，有时候，逃离并非懦弱，而是在一个疯狂的世界里，保存理性的最后方式。这部小说因而超越了其特定的时代背景，成为一面映照人类永恒政治困境的文学明镜。